王 丹

（1．中国计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2．复旦大学哲学院，上海 200433）

“在”：精神的唤醒与民族的历史使命
——海德格尔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王 丹1，2

（1．中国计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2．复旦大学哲学院，上海 200433）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关联着西方命运的实践问题。西方文明的没落实质就是对精神力量的剥夺，它根源于形而上学中在的遗忘。必须追问“在”，如此才能唤醒精神，并使得西方文明摆脱危机。当且仅当一个历史性的民族能创造性地理解传统时，才能赋予自身以唤醒精神的命运。

在；形而上学；基本问题；历史使命

海德格尔早在成名著《存在与时间》中，便提出一个被传统哲学遗忘的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他希望以此去唤醒人们对存在问题的意义的思考。《存在与时间》中对存在问题的理解，进一步延伸到《形而上学导论》中。在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明确指出：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并非只是个纯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暴力的方式展现出西方的文化危机时，它不仅毁坏了自然、森林、村庄和城市，同时也摧毁了西方的文化乐观主义和进步信仰。西方危机的根源何在？这是那一时代的人们的共同问题。海德格尔，这位典型的德国哲学家，从哲学上给予了解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他论述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并借此说明了追问“在”的时代意义，即：将在的问题与西方的精神危机内在的连接起来，使得对在的问题的追问成为西方文明摆脱危机的内在出路。

一、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形而上学导论》开门见山提出：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问题是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并且这个首要绝不是时间意义上的最先，而是指地位上的首要，即它是最广泛、最深刻和最原始的问题，是一切问题中第一位的问题。

首先，它是最广泛的问题。因为：其一，这个问题涵括了最广义的在者，不仅包括现在的存在者，而且涵括以往的曾在者和未来的将在者；其二，这个问题的区域仅以无为界，一切非无者，甚至无本身都将落入此中；因而其三，这个问题询问的不是某个个别的在者，而是在者整体。

其次，它也是最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在者的根据，是在者作为它所是的这样一个在者在起来的根基。询问根基不同于询问在者的性质、原因或用处等问题，那些问题与在者同属一类，因而处于同一水平。根基问题则要超越表层，深入底层，直至渗入到奠基性的区域，因而是最深刻的问题。

最后，它又是最原始的问题。在者整体一旦成为被询问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发问与在者整体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显现：一方面，既然发问询问的是在者整体，那么理所当然要求对所有的在者等而视之，要求取消个别的、特殊的在者的优越地位，包括此在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此在的优先性，似乎发问又不会产生。矛盾集中在此在身上，发问要求对于此在不能有任何的偏爱，但是，这样的一种在者，“即提出这一问题的人，总是不断在这一追问中引人注目”。［1］5矛盾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对发问本身的继续发问：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新的发问不是随意的或任意的，而是必然的，“必定会从被询问的与与向之询问的东西那里生发出一种向着问题自身的反冲”［1］7。海德格尔称之为“历事”。表面看来，“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好像是纯粹的语词游戏，会陷入无数个为什么的无穷递推之中，且它好似毫无实际内容，极其空洞。然而，只要不被表面迷惑，只要此在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此在就能完成一次起跳。正是通过跳跃，发问终于与在者整体完全脱离，真正迎向在者整体，发问与在者整体的矛盾得到了解决。“为什么有这个为什么？”是向着问题自身的反冲，是自身向自身提问，是真正的问题。同时，我们要体会到，“这一特殊的‘为什么’的问题是在一跃中有其根基”［1］7。原初问题——“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即是根基，正是它使得新的问题跳跃出来。海德格尔根据词的本意，把这种“将自身作为根源跳出来的跳跃”称为“渊源”［1］8，据此，“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成为渊源，是最原始的问题。

这个地位上首要的问题又如何成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海德格尔通过阐清哲学和形而上学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海德格尔纠正了人们对哲学的误解并说明了哲学是什么。海德格尔列举两种对哲学的误解：一种是对哲学的本质的误解，另一种是对哲学的作用的误解。关于第一种误解，人们总是误以为哲学本应有这样的本质能力：哲学能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基础。于是，当人们发现，哲学没有如人所愿去有助于革命的准备时，便拒斥哲学。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永远只是极个别人的直接事务，因而哲学的影响永远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而绝不是直接的方式发挥出来。事实上，哲学的本质“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种从思的角度来对赋予尺度和品味的知之渠道和视野的开放”［1］12。关于第二种误解，人们以为，即使哲学不具有为文化创造基础的本质能力，但哲学至少有一种作用：为文化建设创造便利。人们认为哲学应该能用来整理在者整体、提供一幅世界图景，并从中找到一般的和规律性的东西；或者哲学能帮助科学、减轻科学的负担。总之，哲学应该能提供便利。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哲学不仅不会使事情变得便利、浅显，相反，它只会使之更加艰深。“艰深使得万事万物，使得存在者重新获得凝重（在）。”而“哲学的真正功用恰恰就在……加重绝对的在。”［1］13

哲学是什么呢？海德格尔断言：哲学意味着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所以，“哲学活动就是对超乎寻常的东西作超乎寻常的发问”。［1］15前一个“超乎寻常”是指，所询问的东西已经超越了日常领域，不是日常熟悉的正常事物；后一个“超乎寻常”是指发问本身，由于发问将对自身产生一种反冲力，使得此在必须“跳跃”起来，如果发问没有立足于“跳跃”的基础上，就不能真正进行发问。这样的发问因而是与日常生活或日常秩序完全无关的、超乎寻常的。

二、基本问题的前导问题

在提出和确立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后，海德格尔进一步强调，对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追问必须具有另外的本质和另外的视野。他警告：“人们如果在形而上学的视野范围内并且用形而上学的办法进行思考，那就很可能把追问这样的在的问题当作仅仅是对追问这样的在者的问题的机械重复来处理。”［1］19为何追问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不能在形而上学的视野之内？这岂不是犯了逻辑的错误，说A≠A吗？当然不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的形而上学曾经也追问在，但在语言的沦落中，形而上学的原初本质也随之丧失，结果造成形而上学将追问在的问题理解为追问在者本身。如此一来，追问在的问题又被重新处理为追问在者的问题，因为在者本身依然是在者，尽管是一种较高层次的、超越的在者。一言以蔽之，在的问题的追问不应被处理为在者本身的追问，而应是对在本身的追问。之所以出现把在与在者形式等同的情况，是因为“追问这样的在者的问题之本质渊源以及与之相关的形而上学的本质都始终晦而不明”。［1］20原来海德格尔是故意在标题中使用有歧义的“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其用意是为唤醒人们要对形而上学发问。换句话说，虽然传统的形而上学造成了在的遗忘，但遗忘不是消极的，正是在的遗忘推动或刺激着形而上学的追问。在此意义上，“《形而上学导论》指的就是导入对基本问题的追问”［1］21。更明确说，《形而上学导论》是要追问“在的敞开状态”。当敞开那由在的遗忘所遮蔽的东西时，被遮蔽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处就会透入一线光亮，使之一时明白起来［1］21。同时，我们也理解了为何海德格尔在书中的前言一再告诫读者：一定要思考标题中的“形而上学”这一名称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及出自什么样的根由，否则就不能充分体会透这门课（即《形而上学导论》）的全境［1］1。

“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个基本问题包括：一个片断“究竟为什么在者在”和一个转折附加语“而无反倒不在”。初看起来，后面的附加语似乎是无意义的、多余的。因为第一，“而无反倒不在”根本什么也没说，无就是无，没有什么可说的和可寻求的东西；第二，说无，就通过这种说无的行为将无变为某物，其结果是说无的行为与说无所意指的之间产生了对立。谈论无的行为本身把无设定成某种对象，即如此这般“存在”的东西，但无又恰恰是与在者绝对不同的。如此一来，谁谈论无，谁就违背了逻辑的基本规则，成为非理智的、非科学的人；第三，说无似乎意味着虚无主义，“凡是既蔑视有其基本规律的思而破坏创建意志与信仰的就是纯粹的虚无主义。”［1］25虚无主义的危害如此大，它意味着促进否定性精神、摧毁文化和信仰的根基，那么，谁说无，谁就是与虚无同流合污的人。

当我们试着删去附加语，使问题简洁为：“究竟为什么在者在？”时，问题是否能如我们所愿变得更加严格、清晰和一针见血呢？答案是否定的。当发问如此简洁后，我们就是从在者出发，在者是被给予的、现成的，处于某个领域中，我们追问的就是这样的在者的根据，它依然是一种更高的在者。如此一来，发问就立刻被退回一种传统中：将在者当做在、从而遗忘在。

因此，必须加上附加语，必须询问无。那种认为谈无就是虚无主义的观念是基于一种误解的基础之上，即“长久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对询问在者的问题不理解的基础”。［1］26但是，不能把无当做某一外在事物来谈论和处理。从根本上说，无是所有科学包括逻辑都无法通达的。“谁要想真正地谈论无，就必须成为非科学的。”［1］26

甚至，“而无反倒不在？”还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是整个问句中的本质性的成分。当且仅当追问无时，“在者就被以追问的方式推出去，推到不在的可能性中”。［1］27在者不再是现成的、处于对面的某物，而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中。摇摆的幅度甚至可以达至“最极端的和最尖锐的相反可能性，达至这个不在和这个无”。［1］29传统形而上学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它虽然也追问在者之在，但却没有将追问进行到无之边缘，并把无扯到在的问题中来，于是错误地将在当成常住的、永恒的现成在场，遂造成千古奇案：在的遗忘。我们追问的不是在者的根据，而是作为在者的摇晃的根据，是在者在的根据。当我们试图追问在者在的根据时，其实就已经对在先行发问了。询问在的问题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在追问“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之前，我们首先要问：在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基本问题的前导问题。

三、“在”：精神的唤醒与民族的历史使命

“在”是什么？当追问“在是怎么一回事？”时，我们是否只是在追问单纯的词音从而走向危险？日常经验也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地真正把捉在者的在。尼采轻蔑地说，“在”，既是一团迷雾又是一个迷误。［1］36“在”的意义究竟何在？

“在是怎么一回事？”作为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前导问题，并非是处于基本问题之前和之外的问题，而是使得基本问题的追问得以可能的“火种”和“发源地”。［1］43前导问题和基本问题的内在关联，说明追问前导问题正如追问哲学的基本问题一样，都开启着哲学的真正功用。若按日常生活的标准来评价，哲学是最无用的。但哲学有无用之大用，它“能与民族历史的本真历程生发最内在的共振谐响”［1］10。

海德格尔说，我们的地球正发生着一种世界的没落。世界一定是精神性的世界，动物没有世界。因而世界的特征必定是表现了世界与精神的关系的特征。世界没落的本质性特征是：诸神的逃遁，地球的毁灭，人类的大众化，平庸之辈的优越地位。［1］45因此，世界的没落实质就是对精神的力量的一种剥夺。反过来说，正是精神的被剥夺，或在的遗忘，导致了世界的沦落。

接着，海德格尔论证了德意志民族的使命是重新唤醒精神的力量。第一，当今欧洲处在美国和俄国的夹击之中，德国处于欧洲的中心点因而受着最猛烈的夹击。第二，对精神力量的剥夺其实源自于欧洲自身。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发生了“德国唯心主义的破产”。这一说法实际反映出那个时代精神力量的溃散和萎靡，精神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开始丧失。与之一致，人们不再具有创造力，变得大众化、平庸化。人的能力不再是“潜能”，即一种“从高高的充盈处流溢的与可从力量之大有为处发出的潜能”，而沦落为“技能”，即“任何人都可以学得的，总是与一定的血汗和耗费相联系的一点技能”［1］46。因此，在俄国和美国，盛行一种“无差别性平均状态”。这种状态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要摧毁一切秩序，摧毁一切世界上的精神创造物并将之宣布为骗局的冲动”，这是一种“毁灭性的灭顶之灾的恶魔冲动”［1］47。

海德格尔期望，德意志民族只有从自身出发，才能赋予自身以命运。这个民族将“作为历史性的民族将自身以及将西方历史从其将来的历程的中心处拽回到生发在之威力的源头处”［1］39。

对精神力量的剥夺不仅表现为精神的消散、衰竭，还表现为对精神的误解。对精神的误解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将精神曲解为智能，这是决定性的误解。这样的智能有三点特征：一是，智能只是单纯的理智，会计算、推出事物的演变；二是，单纯的理智又是单纯的才能，是可以训练和批量分配的；三是，理智自身驯服于组织化，没有任何创造性。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精神，只是精神的假象并掩盖了精神的匮乏。

第二，随着精神被曲解为智能，它也成为可服务于其他事情的工具性的东西，成为既可教人也可学到的东西。当精神成为智能，它便与一切现实事物相对立，同时精神丧失其独立的地位，只能排在健康的肉体之后。但是，精神的本质正在于，它是承载者和统治者，是第一的和最后的，而不是任何其他［1］48。也就是说，海德格尔认为精神不是外在的，而应该是其他所呈现出的事物或现象的承载者和支配者，任何事物都应始于此终于此。

第三，精神的工具性作用一旦启用，精神就潜意识地处于可被有意识的培植和规划的境域。于是，精神被划分为许多领域，精神的世界变成文化，人们在其中根据价值来设置标准，并且宣称：“文化价值要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保证有意义，只有通过它将自身限定在其自我有效上：为诗歌而诗歌，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1］48其结果是科学的精神的丧失。为此，海德格尔批评大学的专业设置没有原始协调一致、情理逼人的精神力量，同时宣布科学的死亡：“科学的诸领域相距遥远，它们对其对象的处理方式也根本不同。这种不同学科散乱的多样性，今天只有通过各大学和学院的技术组织才能聚拢在一起并且通过各专业的实用目标获得意义。但是，这样一来，科学的扎根活动就在其根基处死亡了。”［1］49从这样的科学出发当然不可能发生精神的唤醒，相反，科学自身的唤醒成为必要。

第四，由于上述对精神的篡改，精神最终“变成了人们摆在许多其他东西旁边用来装饰的奢侈品与摆设”［1］49，精神只是被用来炫耀不想否弃文化、不想成为野蛮人。

与这些对精神的多重曲解相反，海德格尔对精神的本质做了经典的规定：“精神既不是空空如也的机智，也不是无拘无束的诙谐；又不是无穷无尽的知性剖析，更不是什么世界理性。精神是向着在的本质的、原始地定调了的、有所知的决断。”［1］50

最后，海德格尔总结：“对在者整体本身的追问，对在的问题的追问，就是唤醒精神的本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因而也是历史性的此在的源初世界得以成立、因而也是防止导致世界沉沦的危险，因而也是承担处于西方中心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使命的本质性的基本条件之一。”［1］50一句话，追问在的问题将使得精神被唤醒、西方的命运被挽救，使得真正历史性的民族承担其使命。

［1］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B565．59

：A

：1009-105X（2012）04-0039-04

2012-11-20

王丹（1978-），女，中国计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