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张爱玲《重访边城》叙及她1952年从罗湖口岸出境，“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热天的罗湖桥，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而这边的站岗兵士，“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的一小块阴凉地，意思让等着过关的人到那边避避日头，可“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

“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是的，或许这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声吧，不论如何，一定要出去。而对那些已然栖身香港的大陆人，尤其是一干落脚此地的上海人来说，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风头”，不久就还要回到那个朝思暮想的上海。

在这群异乡客中，有一位唤作司明者，颇有意思。此公原名冯元祥，又名馮凤三，祖籍宁波慈溪，生于上海，1950年移居香港。出身商贾人家的他，早年亦是诗酒风流之辈，曾终日流连舞场而成为“跳舞学生”，舞而优则作，给叶逸芳主编之《影舞新闻》杂志撰写舞稿、舞文却不取分文。日后全身心投入小报写作，据说其最有名的是为《万象》撰长篇连载《大学皇后》与《镀金小姐》，时用笔名冯蘅，故人赠“放胆文章拼命酒”之美称，而其自誉“曾是上海最多产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