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雨晨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称呼她“余书记”的时候，余咏笑着马上纠正：“你还是叫我Susan吧。”

余咏是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副总裁。她还肩负着另一个职务：安联人寿企业党支部的支部书记。采访中，她身边坐着两位同事，相互之间仍然按照外企的习惯，以英文名称呼。

期间，安联党支部的上级党委——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委员吴爱静等人加入了进来。吴爱静对余咏的称呼则是“余书记”，或者“小余”。于是，在“余书记”“小余”和“Susan”的切换中，大家就党团建设、与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主题，展开了讨论。

党支部携手CSR

CSR，是“企業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简称。近20年来，全球各大企业都建立了CSR部门，其内容一般以环境保护、人权保护和劳工保护为重点。在中国，截至今年8月，四分之一的A股上市公司都发布了CSR报告。目前，中国的CSR往往聚焦于公益、慈善活动。

以安联保险为例，该公司的一个CSR项目，是与浦东新区一家农民工子弟学校——浦光小学合作。安联每学期会去做一到两次公益服务，派出近40名员工，进入各个班级义务授课，以交通、消防等安全知识为主——这是安联擅长的领域。

据吴爱静介绍，陆家嘴各外资金融机构都有类似的企业公益传统，很多还为此调整了考勤制度。如某外资银行规定，员工每年有一周公益时间。该时间的公益服务，虽然与企业盈利无关，但不会占用员工的带薪假期。

公益服务吸引了大批青年白领、金领，其中相当部分人是党员、团员。刚开始时，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CSR负责的企业公益服务。但时间长了后，包括余咏在内的党支部负责人开始考虑，支部能否和 CSR合作，共享资源，推进企业公益服务，同时也丰富党员生活。

党支部和CRS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今年8月主办的两场“实用救急知识讲座”。双方各有分工，安联CSR邀请专家到现场授课，安联党支部联络场地、组织志愿者在现场服务。

活动所需的一万元经费，则由双方各自承担一半。企业支部的党费由上级党委“收支两条线” 管理，安联党支部为此先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电话沟通，然后正式提交书面报告。综合党委方面很快批复，将资金调拨到位。

党支部和CSR双方均从中受益。一方面，CSR可投入公益服务的人力、物力获得增加，公益活动的质量和数量均会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社会公益服务，党组织的影响也在扩大，因而会反向吸引党外人士参与党的活动。

“公益活动能体现党员的示范作用。”余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员工会觉得这些党员、这群人是他们愿意一起工作生活的。今年以来，我们支部已经收到5份入党申请书。”

公益孵化党团组织

安联是中、德合资企业。在此类合资公司内，中方建立党组织系统相对顺利。但在上海滩林立的外资、独资公司中，中共党、团组织的建立就没那么简单了。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之下，共分六个片区，每个片区设有总支部。片区之内，如一个企业的党员较多，则成立企业支部，如安联支部。而假如人数更多，达到成立总支的50人以上，则会成立单独的企业总支。如企业内党员较为零散，则以楼为单位，建立联合支部。此类组织方式，在上海淮海中路、静安寺等写字楼集中地区已非常普遍。

截至2012年10月底，综合党委下属党员4329人，基本已全面覆盖陆家嘴金融区所有非公企业。近年来，此类企业有另一个名称——“新经济组织”，与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合称“两新组织”。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就是该地区“新经济组织”的最高党务领导机构。但由于金融机构流动性大，综合党委下每年进出党员近千人。而且，一些以个人身份加入联合支部的党员，在企业中“是不亮身份的”。

综合党委负责人士坦陈：“有些企业，特别是刚进中国的外资企业，对党建还是有抵触的，甚至对共产党有偏见。一般来说，外方认为政治信仰是个人的事情，应与企业无关。比如，党组织动用公司会议室开会，资方都会比较担心。所以，往往只能到外面租场地。”

此类阻力，绝非陆家嘴一地特有。全国各“新经济组织”较集中之处，党、团组织建设，都经历过一番波折。

近年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对“两新组织”的党建、团建工作日益重视。2011年，上海确定了一年内“新建7000家非公企业团组织”的建团指标，并分解到各部门、区县和下属街道。而此前十余年，上海一共建立了非公企业团组织5246家，尚不足2011年建团目标数，任务不可谓不艰巨。

然而，至2011年底统计，上海市团委超额完成了任务，共建立非公企业团组织7610家。团市委地区工作部副部长邬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团的组织存在和组织活力并重，是此次团建工作的重要目标。”

如上海市闵行区的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区团委副书记刘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2010年9月，开发区团委成立，下属企业团支部的数字是零。刘萍为了建团，一家一家企业走访，商谈建团事宜。

走访了一圈的感觉，是企业对团组织几乎没有认识，了解意图之后，往往对不能立刻产生效益的团建配合较少。企业中的青年员工，对团的理解则停留在学生时代，组织生活、组织活动等功能上。而外资企业中一般都设有各种俱乐部，因此青年员工也不认为建团有多大的必要性。

走访中，刘萍也了解到了高新区内英特尔、可口可乐等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和机制，并对企业组织志愿者的公益服务深有感触。于是，她在高新区团委名下，组建了志愿者服务机构。

2011年2月，刘萍开始筹建“紫竹青年志愿者联盟”，昵称“紫米团”。此时，她已在园区内十家企业（主要为民企）中，建立了团支部。因此，“紫米团”一开始就有十个支队，由各个企业团支书任支队负责人，去各自企业招募志愿者。而没有建立团组织的企业，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的外企，虽然对建团不“来电”，但是对加入“紫米团”、从事志愿者公益服务兴趣浓厚。“紫米团”自然来者不拒，欢迎加盟，也以企业为单位成为支队。

至3月4日“紫米团”正式成立，下属已有20个支队。近两年来，“紫米团”已不间断组织了多种社会公益服务。如与周边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联系，周末去英语补课，或者由高新区内的IT企业员工教授美图秀秀、Photoshop等软件使用方法。

“‘紫米团的社会服务，面对的是所有有志愿服务需求的企业员工，不分年龄，不论是否是党、团员，都可以参加。” 刘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么很‘宅的员工怎么办？我们就顺应你的‘宅，搞相亲活动，搞读书会活动。”

“紫米团”的读书会，一般以企业中的团支书为召集人，作为团组织活动。而且，读书会活动根据企业的考勤时间进行调整，如只使用午餐时间等。如此，团组织活动逐渐被各个企业接受。那些以企业身份加入“紫米团”的支队，也在企业内纷纷建立了团组织。时至2012年底，高新区团委之下，已建立了36个公司团委，覆盖了在工业区买地企业的80%。

“紫米团”的成效，是典型的公益和团建良性互动。邬斌分析说，高新区团委本身是一个行政性载体，“紫米团” 是旗下的一个功能性组织载体，“但是，‘紫米团的大脑，还是高新区团委。”

对企业而言，团委本质上和工会、妇联一样，属于企业内的群众组织。团委的主要功能，包括思想引导、团队凝聚和青年成才服务等。当然，公益是团组织职能中很重要的一块，但不是全部。所以也要避免团组织工作的NGO化。”邬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另一方面，既然是企业团组织，理论上就是一个企业内部的社会组织，作用是提高企业青年员工的凝聚力。从这个角度出发，团的工作也要以企业中心工作为导向，提高青年员工的凝聚力，为企业发展做贡献。”

如读书会一类的活动，对企业而言，是感受到了党、团组织的公益活动对于企业有服务价值，因此对党团组织的态度有所转变。这一点，也为陆家嘴金融区综合党委方面认同。党委党务干事徐克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主要工作的落脚点、出发点都是在帮助企业。”

“服务型党委”的概念，已出现在中共的十八大报告中——“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而据综合党委的观察，在陆家嘴的一些企业中，公益活动“已是党组织在唱主角了” 。

草根NGO增加吸引力

就内容而言，当代的企业公益服务、志愿者行动，与传统上的党、团组织生活实际有相当的重叠。但公益服务和志愿者行动因形式新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更大。

譬如组织志愿者到海边进行公益环保活动，无论传统党团活动，还是现代公益服务都会进行。但后者会取一个时尚的名字——“保护沙滩海洋”，而且对捡到的垃圾数量进行评比。这一活动由“紫米团”和英国领事馆合办。而创意，则是来自一家NGO—上海益优青年服务中心。

刘萍的体会是，公益服务需要创意。创意，恰恰是直接面对公益服务对象的NGO最为擅长。而NGO以其创意为提供党、团的组织活动提供服务时，也获得了资金、资讯的受益。

当下，一些大型国企也在考虑，能否进入社区提供一些公益服务。但此类企业对公益服务的方式和受助对象的需求并不了解。上海索益公益文化发展中心即根据这些公司的主营业务，提供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咨询，帮助他们策划一些其擅长的公益项目。例如，某国有银行与索益合作，在一些社区设立了反假币工作站。同一张桌子，一边是反假币知识宣传，另一边则是个人贷款咨询，公司业绩从中得到了提高。

时至今日，各个企业、街道团委对公益活动的采购，已成为索益的主要收入来源。索益不必像大部分草根NGO一样，为生存发愁，到处化缘寻找捐款。索益理事长李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这部分服务收入，索益还支撑起了三个公益项目，帮助700多名残障人士融入社会，因而完成一个公益服务的可持续循环。

至此，党、团组织建设，企业CSR和草根NGO、NPO（非营利机构）的多重组合均已出现。早在一年前，上海市团市委所属的上海青年志愿者协会已与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发布了《中国企业志愿者新浪潮白皮书》。当時，《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提问：“青年志愿者协会与美国商会对志愿者服务的理解是否相同？两者的合作基础是什么？”

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许贝宁笑着回答说：“求一个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