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翻译界对于译者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著述颇丰。译者的主体性又与翻译的主体紧密相关。传统的翻译观把译者对原作者的忠实与否视为衡量译作好坏的标准。译者被视为依附于原作者的文化寄生虫，被称为“舌人”、“媒婆”、“译匠”、“仆人”、“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文化搬运工”和“翻译机器”等。对译者的这些比喻， 既在一定程度上喻指了翻译的特点和困难， 同时也隐含了对翻译和译者的价值评判。

20世纪70年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和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韦努蒂提出“抵抗式”翻译，安托瓦纳·凡尔曼提出“走向译者”，埃斯卡皮强调译者主观意识的流露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些观点都反映了译者对其定位边缘化的忧虑和反思。

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在广泛的含义上，身份认同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折磨。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的主体体验。许多译者曾表达过类似的抉择经历，例如，查明建、田英指出，译者是两种文化的中介。但这并不是说译者是文化中立者。他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在他的翻译选择、翻译方式等方面。王东风认为，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