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当下的“继续深化改革”就含义而言，更多地指向“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等内容。在这段时间的氛围酝酿中，广东先迈开脚步。

言论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指出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就动作而言，广东将试点官员财产申报；而下一步的“三公”经费公开，也将从目前的“类”细化到“项”。加上此前已经推进的“简政强镇”、“社会共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等行政体制、社会管理的改革，广东“为中国继续探路”，已呈整体推进态势。它隐喻着中国的继续深化改革已不能逆转，需要的，是更大的勇气。

这一切，和当初“改革”的表达和做法，在逻辑上何其相似。其示范性、规范性意义，已超出广东一地而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战略。

30年前，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以及与这一思想观念有着紧密联系的既得利益结构，成为改革的重要障碍。

比如认为，社会主义就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搞多一点民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这种思想观念的桎梏，其杀伤力远超于既得利益结构。它一方面对改革开放构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却又以教条主义的权威包装了既得利益结构，使它无法被触动。

一个有5000年文明的大国，受制于某种教条性的思想观念，以及这一思想观念背后的既得利益结构，从而导致国家的贫穷，社会结构充满风险，无疑是可悲的。为突破它们的合围，邓小平不断地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为改革殚精竭虑。

历史已经证明，党和政府如果无法突破、超越、抛弃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成功。

某种看起来“权威”的思想观念也许是正确的，但比它更正确的，是因应新形势下、因应国家前途命运下的解放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当一个社会陷入某种风险，从而需要改革时，超越和抛弃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在逻辑上成为改革获得成功的“阿基米德点”：如果不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捆在一起，不把它妖魔化，那么，引进外资，发展民营经济，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等，就没有了障碍。

在今天，继续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也一样。中国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等层面的改革来解决。用邓小平的话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观念上的一个障碍就是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模糊原本在理论上很清晰的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认为人民的幸福，是党和政府给的；而保障人民的权利，似乎不是政府的政治义务，而是超出了义务范畴的美德；人民的政治认同，不是因为他们的“同意”，而是别的东西。

这样就存在一个预设，就是人民要“感恩”，他们的追求和表达被代替。他们不是一个权利主体，而是一个“对象”—服务的对象、被代表的对象、管治的对象。逻辑上，不再是权利监督权力，而是权力管治权利。

实践上的恶果，就是这样的思想观念，合理化了权力的不受监督，形成了既得利益结构，并且把它包装、固化，障碍改革的继续深化。而在治理上，不是社会和政府一起进行“社会控制”，而是变成政府“控制社会”。特权、腐败因之而生，官民矛盾因之而尖锐。

无论是“顶层设计”，“中层设计”还是“基层设计”，在这种情况下都受到制约：或者顾虑重重而没有大动作，或者不能突破既定权力结构，因而偏重于经济及具体的行政管理层面，或者“试点”难以纵向推进和横向推广。在全国范围内的具体制度上，像官员财产申报，预算公开，人大代表选举等，同样步履维艰。

然而社会风险的累积，并不等人。

当年，重新审视国家和人民在经济上的关系，中国终于转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被盘活。今天，改革从“经济”进入“政治”领域，重新审视国家和人民在权力上的关系，正是改革的“阿基米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