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奕秋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华，无缘单独会晤中国元首，回国被批“遭遇惨败”。这与他半个月前“空手”访美赚取“外交分”对比鲜明。日本媒体之失落，还受中方同期安排中韩元首会晤之刺激。换句话说，中方对“石原买岛”、“世维会东京开会”等的“冷抗议”，巧妙地借助“厚此薄彼”的杠杆放大了。

这涉及外交腾挪的空间。外交的工具箱里无非那么几件撒手锏：制裁、孤立、结盟、均势。中国的经济盘子大，承受得住一些小波动，因此施展一点撤游客、减进口的手腕，就可以令菲律宾商界叫苦不迭。但这种不乏“自损”的招都有底线，不能四面树敌，否则不是别人被孤立，而是自己被封闭了。

经贸牌要给力，得咬准对方切身的特殊利益，以防被他国做泛道德化理解。比如美国盯死了伊朗核问题，委内瑞拉没发展核武，就不会有输美石油被中断的恐惧；日本看死了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缅甸没这两方面的企图，就无由担心日资会突然撤走。以特殊利益问题缩小打击面，才能规避“法不责众”的困境。

这涉及对问题严重程度的衡量。达赖四处窜访，你可以先后冷遇德总理、法总统、英首相，可以玩访欧“绕”而不入其国，但隔一阵经贸还得照常，稍许的区别是在诺贝尔纪念仪式上会晤比在总理府接见性质严重，“私密会见”又比在官邸公开接待容易卸责，因而各自所受冷遇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中国的实力远没有成长到可以与几个老牌强国同时耗着的程度。即便是美国，在小布什首个任期与德法同时龃龉，后来赖斯告诉她的总统，要“惩罚法国、放过德国、原谅俄罗斯”，不然中东、伊朗等问题没法弄。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有时不是分辨出来的，而是自己设定的。下准这个判断，事半功倍。美国在率北约与苏联耗了20年后，元气大伤，才想起请中国帮忙，这一步它走对了；日本对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耿耿于怀，与英国结盟，也走对了。

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引进沙俄势力进驻东北，属于典型的“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德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抛弃俾斯麦的“反法、亲英、容奥、联俄”的“再保险”策略，以大海军、战列舰去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纵使为了争殖民地情有可原，也属于自不量力。

外交腾挪，要在给定的空间里进行，小心不要出界。奥巴马可以与普京互相“错过”在对方国家召开的多边峰会，但表面上双方还互通电话，客客气气，因为棘手的叙利亚问题还在安理会搁着呢。奥朗德竞选时，默克尔都不理他，但一当选，默克尔首先祝贺，奥朗德冒着雷雨前往德国拜会欧元区女当家，让法国左翼选民看傻了眼，无非是因为法国先前得罪了英美，没多少腾挪空间了，而德国在联合国，又比法国矮一截。

外交腾挪余地最大的，是那些地缘上超脱、能对外实行“均势”的国家。战国时代，齐国不行均势，成全暴秦，原因就在于齊国的安全恐惧驱使它西向扩张寻求屏障，这与斯大林纵容希特勒吞灭波兰以便瓜分到缓冲地带何其相似。本土三面无劲敌的大英帝国，“两洋是护城河”的美国，无论怎么衰落，都比中国这样的海陆复合型国家，更不易受到外敌伤害。所以，当美国核潜艇重现菲律宾军港，我们须对情势慎加研判，切不可为自己的几招对菲组合拳沾沾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