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征婚启事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种新型的征婚方式，曾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热议，征婚方式的转变背后是社会变迁的驱动与呈现，当中蕴含了丰富的信息和意涵。本文围绕年龄、身高、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相貌/身材、学历、工作单位（职业）等要素，以《成都晚报》为例从男（女）青年自我介绍的角度分析，来叙述成都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刊登的征婚启事，进而展现成都青年当时在情感领域的主调和走向。

关键词：1984年；成都晚报；征婚启事；探析

一、引言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如今这个大变革的年代早已成为老黄历了，现在的青年男女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高调征婚方式。适龄婚嫁的单身男女往往困扰如交际圈小、经济压力大等问题，剩男、剩女择偶方式的改变催生了当今婚恋经济的火爆市场，类似于猎头的猎婚项目层出不穷，以相亲为主题的电视节目和网站变成了新的电子红娘，成为时下人们关注和热议的焦点。

那么回想三十年前的八十年代初期，当时正值青年的我们的父辈们是如何相亲的？这不禁引起了笔者最初的好奇和兴趣。八十年代初期在改革开放刚开始起步的大环境下，青年择偶走出文革时期的“政治本位”决定论，“自主”意愿越来越明显，尤其在城市青年中更是如此，当时选择刊登征婚启事实属高调的征婚方式。固笔者以当时成都市刊登征婚启事的大本营《成都晚报》为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成都市的征婚启事做一初步探析。

1984年8月5日，《成都晚报》刊登了题为《本报开设<征婚启事>》的文章，指出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的男女青年，均可凭单位证明在晚报的《青年之友》专栏刊登征婚启事。笔者搜集整理了1985年以前刊登在《成都晚报》上所有征婚启事，并以1984年8月19日——1985年1月16日共计100则征婚启事为例，围绕年龄、身高、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相貌、学历、工作单位（职业）等要素，从男（女）青年自我介绍的角度分析，来叙述成都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刊登的征婚启事，进而展现成都青年当时在情感领域的主调和走向。

二、征婚者自我介绍1

在征婚者自我介绍里，不难看出年龄、身高、职业、学历等信息几乎是刚性的，在每则征婚启事中都是必有的，此部分也是征婚者吸引应征者的关键点，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该征婚启事是否能够成功实现预期目的的最根本因素。现将《成都晚报》1984年8月19日——1985年1月16日刊登的100则征婚启事围绕年龄、身高、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相貌、学历、工作单位（职业）等要素做一综合分析。

1、年龄

年龄是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概念，它包括生理含义、心理成长过程、以及个体对社会价值的内化程度。人类婚姻制度产生以来年龄就成为男女婚配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在决定青年择偶价值取向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

在对41则男性征婚启事的统计中，最小的征婚者为25岁，最大的52岁，年龄跨度达27岁，征婚男青年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8岁—33岁之间，共计27人，占总男征婚人数的66%。33岁以下的征婚者共计35人，占总征婚男青年人数的85%，剩下的15%为年龄在33岁以上的男征婚者。在对59则女性征婚启事的统计中，最小的征婚者为24岁，最大的35岁，年龄跨度为11岁。征婚女青年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30岁之间，共计44人，占总女征婚人数的74%。30岁以下的征婚者共计47人，占总征婚男青年人数的79%，剩下的21%为年龄在30岁以上的男征婚者。

通过男女征婚者对年龄要求的对比后不难看出，在征婚者的自我介绍中，男性征婚者的年龄总体上大于女性征婚者（平均年龄大3岁左右）。这与中国社会男大女小的传统观念不谋而合，对于男性而言，其往往是一个家庭里的主要支柱，在成家以前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而对于女性来说，其主要的资本是年轻美丽，因此在其年轻的时候就会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

2、身高

如果说其它条件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或者双方相互磨合与帮助而改变，那么身高在征婚时则成为不可再改变的既定事实，对于这一刚性条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征婚者的范围与广度。

在41则男性征婚启事中，身高分布最多的范围集中在169-172cm和162-164cm，分别达到16人和11人，占总体男性征婚者的39%和27%。身高在172cm以下的男性征婚者共计34人，占总人数的83%。此外，男性征婚者最矮和最高身高分别为162CM和181CM。在对59则（其中有1则未提及自己的身高）女性征婚启事的统计中，身高分布最多的范围集中在158-160cm和163-167cm，分别达到18人和15人，占总体男性征婚者的31%和25%。女性征婚者最矮和最高身高分别为151CM和170CM，除两个极点范围分布较少外（分别为2人和5人），女性征婚者在各个身高段的分布较为平均。

在身高的两个极点上，男性征婚者比女性征婚者普遍高出10CM 左右。男性征婚者的身高相比全国而言普遍较矮，这与四川人低于全国人口平均身高的事实相一致。

3、健康状况

在被统计的41则男性征婚启事中，有33人提到自己“身体健康”（其中有2人未提及自身健康状况，但要求对方身体健康，姑且将其归为身体健康的范畴中），占总人数的80%；有8人未提及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当中无人申明自己身体不健康的），此部分人占总人数的20%。在被统计的59则女性征婚启事中，有47人提到自己“身体健康”（其中有7人未提及自身健康状况，但要求对方身体健康，姑且将其归为身体健康的范畴中），占总人数的80%；有11人未提及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当中无人申明自己身体不健康的），此部分人占总人数的19%；有1人申明自己不能生育，占总人数的1%。

从中不难看出征婚者对于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都很高，提及率均高达80%，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身体状况的重要性以及自古以来婚姻的主要作用——“婚姻者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事”[2]——即传宗接代。

4、婚姻状况

在整理的100则征婚启事中，男女征婚者的未婚人数分别为32人和43人，占其各自总人数的78%和73%；未提及婚否的男女征婚人数分别为7人（其中2人要求对方未婚）和16人（其中12人要求对方未婚）占其各自总人数的16%和27%；在男性征婚者中有2人明确提及已婚但如今为单身（其中一人单身的原因为离异）。

在100名征婚启事里，男性征婚者中有2人2为再婚；女性再婚人数暂时为0人3。从古代专为女性设立的“贞洁牌坊”，到后来的“好女不嫁二夫”，再婚几乎从来就与女性无缘而成为男性的专利，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再婚的女性也几乎是凤毛麟角。再者，即便是男性再婚者，在经历了岁月与生活的磨练之后，对婚姻的要求更加实际。

5、相貌、身材

在整理出的41则男性征婚启事中，10人未提及自己的容貌，占总人数的近1/4，剩下的约3/4人数中，有超过1/2描述为“五官端正”。此外，41则男性征婚启事中，只有3人描述了自己的身材，用词为“中上”和“匀称”。而在59则女性征婚启事中，仅有7人未提及自己的容貌，占总人数的12%，有近1/2的人描述为“五官端正”。此外，59则女性征婚启事中，有近1/3共计17人对身材进行了描述，其中，10人描述为“匀称”、3人描述为“较好”、2人描述为“苗条”、描述为“一般”和“好”的各1人。

对于容貌的提及率，女性征婚者明显高于男性，这某某种程度上说明女性比男性更认为容貌在征婚启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男女征婚者中都有约一半的人将自己的容貌描述为“五官端正”，该主谓结构的灵活运用成为那是征婚启事语言的一大特色。[3]与其他较少的描述相貌和身材的词汇相比，更多的征婚者（超过总人数的90%）在征婚启事中都使用了“作风正派”一词，这从侧面说明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在经历了封闭的动乱年代后，对人品的追求趋势与方向。

6、学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适龄婚嫁的青年在其少年时代，正处于“文革”时期，没能够有良好的环境读书学习，至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后，大批青年得以从新获得参加高考回归原本的校园生活的机会，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可谓是“天之骄子”，大学文凭也成为人们择偶时的绝对亮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大学文凭就等于好工作。（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都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一般都是分配较好的工作，例如：科、教、文、卫单位或国营企业）

在整理的41则男性征婚启事中，初中/中专和高中共计19人，接近总人数的一半，大学本科学历在所有男性征婚者中有14人，所占比例最高为34%。有3人虽未提及自己的学历，但或标明了工资待遇（月薪60元4），或注明了工作岗位（中学教师、省属单位）。在整理的59则女性征婚启事中，除电大的3人以外，其余各层次学历的征婚者分布差别不大，高中大学本科学历在所有女性征婚者中有17人，所占比例最高为接近总人数的1/3。

男性征婚者未提及自己学历的人数（3人）多余女性征婚者（0人），但这男性征婚者不重视学历，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是男性征婚者的学历普遍偏高，当自身学历不占优势时往往就会用财富或工作的表达来弥补；而女性征婚者正处于从传统女性转为新时代知识女性的社会大变革中，女性中学毕业者在社会上正可谓炙手可热。所以，从总体上看男性的学历从整体上高于女性。

7、工作单位（职业）

在统计的100则征婚启事中，男性提及自己工作单位（职业）的有38人，约占男性征婚总人数的93%。没有提及自己职业的有3人，约占总数的7%；其中工作单位在国营企事业和机关的人数分别为13人和12人，占总人数的32%和30%，远远高于其他工作单位（职业）。而在统计的100则征婚启事中，女性提及自己工作单位（职业）的有56人，约占女性征婚总人数的95%。没有提及自己职业的有3人，约占总数的5%；其中工作单位在国营企事业和机关以及任教师的人数分别为14人、13和13人，占总人数的24%、22%和22%，三类加起来的总人数为40人，远远高于其他工作单位（职业）。

上述统计数字说明了男性认为良好的职业对女性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女性征婚者认为稳定的工作是寻找良好伴侣的有力保障和砝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起步阶段，在此新时期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工作的人，意味着拥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是每一个青年人得以成家立业的有力保障。

三、结语

纵览1984年8月19日——1985年1月16日共计100则征婚启事后不难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成都市征婚启事中，除去征婚者在各自的征婚启事中明确提出自身 “作风正派”以外，男性征婚者对自我描述的提及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单位（职业）—学历—身高—健康状况—外貌/身材；女性征婚者对自我描述的提及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年龄—外貌/身材—婚姻状况—健康状况—身高—工作单位（职业）—学历。

综上所述，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都市的征婚启事开始兴起并飞速发展（从1985年6月3日以后，《成都晚报》上的征婚启事由周刊变为日刊，由原来的每次2—3则，变为每次10则左右），是近代婚姻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新时代，其背后承载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与发展，蕴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万象变迁。征婚启事作为众多婚介方式的一种，在但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因此征婚启事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新生事物，拥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在婚姻史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注释：

1部分征婚启事是由亲友代征的，但笔者认为，这部分启事的内容是经过当事人同意的，能代表其本人的意愿，故将此部分征婚启事一并归为征婚者自我介绍部分。

2在被整理的41则男性征婚启事中，再婚的男性征婚者人数应该大于2人。因为在剩下的39人中，只有32人明确为未婚，其余7人（其中有2人要求对方未婚）均为提及婚否。

3 也有可能存在再婚女性征婚者。原因同③，但因为无女性征婚者明确言及为再婚，姑且将女性征婚者的再婚人数计为0人。

4 当时成都市区的农副产品价格为：公鸡1.20元/斤、鸡蛋1.20元/10个、白菜0.10/斤、韭菜0.09/斤。[4]

参考文献

[1] 赵良坤.近代中国征婚广告探析[D].成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6：22.

[2] 陈澔（元）.礼记集说[M] .北京：中国书店。1994：499.

[3] 鲁志荣.征婚启事语言特色、价值取向及社会心理考察[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4.

[4] 成都市物价局.市区农副产品市场行情[N]. 成都晚报，1984-07-05（2）.

作者简介：

何达（1988-），女，汉族，四川阆中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旅游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