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佳欢

2003年左右，中华书局陷入真正的经济困顿之中。这个在知识界评价极高的出版社必须考虑向市场转型。他们最终决定把一部分出版物的读者群从知识精英拉回至普罗大众。借由与阎崇年、于丹等“学术明星”们合作的“解读经典”式图书，这家专业的古籍出版社成功自救。

虽然并不是以彻底放弃古籍和经典出版为前提，但中华书局这些“轻启蒙”式的延伸出版物还是遭到种种非议。一些人认同中华书局的品牌以及他们的市场化尝试；而另一些人至今仍然将此看作百年书局堕落的标志。

“就像穿着长衫去跑步”

1997年，面对入不敷出的现实，中华书局决定做最容易赚钱的教辅书，甚至时尚、旅游类图书。但这些探索纷纷以失败告终，毕竟这些领域与书局古籍出版的主业相距得太远。“赔得很厉害，”中华书局大众图书分社社长宋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往市场走的路上，我们是吃了不少亏的。”

转型的失败让书局员工彻底失望，从1997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全书局100多员工中有将近一半选择了离开。

2003年，中华书局新一任领导层上台，决定将古籍学术著作和面向市场的大众类图书同时提上日程。

次年3月，“大众读物工作室”成立。出版社内部的一些员工觉得之前就“改革来改革去”，已经“习惯了”；另一些人则持反对意见——很多一直做高端学术类书籍的学者都耻于言利。

而彼时的中华书局经营负债累累，大批库存图书积压，100余名离退休人员需要养活；在岗编辑每月平均工资不到两千元。用宋志军的话说，当时的中华书局已经“到了底”， “如果不改，就是死路一条”。

“要面向市场，最大的困难在于转变中华书局固有的观念，如何统一挣钱和保持品牌、品质的关系，”书局副总编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这点是真难。”

大众读物工作室在争议声中成立起来，成员只有宋志军等四五个年轻人。部门设定的方向是面对大众做普及读物。但究竟做什么，大家也心里没数。

彼时，《百家讲坛》也正开始转型，借由阎崇年的讲座，收视率节节攀升。

宋志军看着阎崇年站在一个讲台后面用文白夹杂的话语和悬念迭出的小节设计重述“清十二帝疑案”，他觉得自己也许找到了一个方向：我们为何不以“正说”历史的概念，与阎崇年合作出书？

宋志军找到栏目组和阎崇年，合作很快谈妥，图书定名为《正说清朝十二帝》，首印数五千本——对于中华书局来说，这个有些可怜的数字已然是迈向市场的印量。以前，中华书局学术著作的印量只有两三千册。

而反对声又开始了，比如是否在书上加腰封。很多人认为，充斥着夸张推荐语的腰封会被读书人耻笑。

“这种老社走市场化道路，就像穿着长衫的人要去运动场上跑步，”宋志军做了个比喻，“市场意识很不足”。

从书的开本大小到版式设计，他完全不知道影响销售的因素是什么，只能一点点摸索。他担心书局内部的美编还会把书做成老样子，于是去外面找美编。为了赶上2003年国庆长假销售季，这本书不再使用单位里的录排室，成为中华书局第一次走出去找排版公司的项目，大大缩短了出版时间。

宋志军事后总结，这本书之所以能做出来，除了领导开明，还因为自己自2001年入社三年来，从未做过责任编辑，“是一张白纸，没有固有的框框和限制”。

“还有签售这种东西？”

就连阎崇年本人也没想到，《正说清朝十二帝》居然会登上畅销榜，并且成为中华书局市场化尝试以来的第一本畅销书。

《正说清朝十二帝》在2004年10月推出后，便迅速在北京秋季地坛书市上大放异彩。宋志军发现，那点可怜的首印量根本不够，书局开始以上万册的印量连续加印，一个月内加印了五次。

北京市场的火爆引发外地书商紧急进货。多个城市的书店开始邀请阎崇年去作演讲和签售。“还有签售这种东西？我们完全不知道。”宋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一下子有了赚钱的书，书局的工作人员都很振奋。但大家都认为这是“天上砸下来个馅饼，运气好”，并不觉得这样的成功还可以复制。

有书店的朋友提醒宋志军：“你们跟得越紧越好。为什么不马上做‘清朝十二臣？”于是，中华书局的正说历史系列接连做了十本。依靠这一系列，大众读物工作室2005年的发货码洋从头一年的500万猛增到2300万。

而与另一个百家讲坛“明星”于丹的合作让中华书局的销售量再上高峰。

2006年国庆，于丹在百家讲坛连讲7天《论语》，一举成名。

于丹“心灵鸡汤式”的历史重读显然符合中华书局大众读物想要对普通民众进行“普及化轻启蒙”的想法。经过协商，中华书局答应首印60万册，这家百年老社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之高的首印量。“当时要拍板做那么多是很有风险的。”宋志军回忆。

11月26日，《于丹〈论语〉心得》首发。于丹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进行新书签售活动。活动从下午1点进行到晚上10点半，其间书多次断货。事后统计才发现，于丹一共签了一万册，平均一个小时签一千册。

一直呆在现场的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也扛不住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图书大厦原来是晚8点关门，不许关。警察在后头盯着，想撤都撤不了。” 公安局海淀分局的三个副局长赶到现场，对书局人员说，“不签到最后一个读者，你们不许走。”

消息传开，中华书局的订货电话几乎被“打爆”，这本书单月发行126万册。

在于丹建议下，中华书局成立了近20人的营销团队，主动推广图书。在几十个城市的签售活动中，处处读者疯狂，到每个地方都得先联系警察局。

《于丹〈论语〉心得》至今销量已经达到520万册，还顺利拿到10万英镑的英文版税。

“坚守传统”的新方式

2007年，中国出版集团内部图书评奖，评委会针对《于丹〈论语〉心得》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无缘奖项。

近些年，连续数本畅销大众读物让一些人接受了市场化尝试，但反对意见仍然存在，一些书商和老读者觉得《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书过于通俗，“中华书局不应该做这样的书”。好多朋友甚至要跟顾青“绝交”，对他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书？这是堕落啊。”

面对这些指责，宋志军曾写过一篇题为《为快餐加点营养》的文章：大众需要快餐，我们就只能做；但是有的快餐有苍蝇，咱们可以给它弄得干净点，语言材料好一点。

“如今这样的新时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需要大投入。没有饭吃，怎么做事？”

在1997年之前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华书局几乎没有进过新员工，它试图以缩减规模、减少支出的方式来坚守古籍整理工作。而书局却日益陷入困顿，这样的方式宣告失败。

“当时有好多古籍项目，根本不敢接，太贵。” 宋志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编辑们只能给外面干活挣钱。”

2003年之后，中华书局开始把自身的定位从“传承者”扩大为“传播者”，读者群也从知识分子，扩大为普罗大众。“光在象牙塔里，公众没反应，也不能实现传承文明的工作啊。” 顾青说。

除了大众图书分社的“讲解”类普及图书，中华书局的普及工作还有一半由“基础图书分社”完成。他们将《墨子》《周易》等著作采用文白对照等形式加注出版。

实际上，1990年代初，就有很多人把中华书局整理出来的《二十四史》等古籍翻译成白话，做成了畅销书。“我们做了很多艰苦的初步工作，但钱都让别人给赚了。”宋志军说。

现在，中华书局古籍出版部门有50多位编辑，这个团队仍然是中华书局的核心，也是目前投入最大的部门。在销量方面，古籍出版和大众出版分别都能贡献1.5亿码洋，基本可以平分秋色。

无论是古籍整理还是大众出版，中华书局出版物所依托的资源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书局曾拒绝出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书，因为“没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们不会做莎士比亚或者《乔布斯传》，不会做，也肯定做不动。”顾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8年以后，“百家讲坛热”逐渐冷却下来，中华书局开始独自开发“一本书读懂”系列。其中《一本书读懂中国史》每年都有几次重印。这样的出版方式既能获得很好的市场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特定作者的依赖。

“如果哪个门类都去做，也许在一定时间内可能可以做大，但别人很容易击溃你，因为你没有长项。”宋志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不做市场的第一名，但要做中国传统文化门类里的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