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芸

她们是我生活的闽南古城里随处可见的花儿，没有绚烂色彩，只因了记忆与文字的邀约，开放在我的花事里。她们包含的小思绪，也许，在某个擦肩而过的瞬间，被我们错过了，遗忘了。这浮华世界里，我们如她们一般，归附自然，才是生命永恒的基调……

含 笑

好吧，就叫它烧酒花吧，谁叫它香气的末梢带着醉人的酒香，仿佛父亲早年钟爱的地瓜烧；要不，叫它香蕉花吧，那花骨朵儿里分明藏着甜沁滑爽的果香；当然，奶奶叫它香水花也是恰当的，它沁脾的芬芳不比任何一款香水逊色……复杂的香味让我们的嗅觉失去了分辨能力，它便这样被我们随意叫着。

小时候，家后边的空地上就长着两株含笑花，有两三米高，无人浇灌，却常年翠绿，枝干上有褐色绒毛、椭圆形的叶子。春季一到，结得浓密的花苞沉甸甸地压在树枝上，乳白的花瓣泛着一缕红晕或紫晕，好像少女含笑的脸庞一样娇嫩。记忆里，含笑花开，春天便来了，含笑花香便是熟悉的春天的气息。而每一朵微垂半开的花儿，都是一个诗意的句点，蕴藏着新鲜的骚动，融入春的呼吸里。

因为这两株含笑，童年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含笑花开的季节，每当薄暮月初升，我便端着小木碗，熟门熟路地和姐姐一起到屋后拾花。此时月华如水，花儿被月光照耀得白晃晃的，泛着亮光。暖洋洋的微风拂过，无数膨大的花苞在暮色中缓缓坠落碎裂，那弧线优美得令人心动。地上顷刻被素洁的花瓣铺满了，一片片静谧的象牙白一路开到了远处。我们是有分工的，我个子小，只能捡地上稍完整的花苞或碎瓣。姐姐个子高，能从树枝上摘下刚褪去绿色花苞、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

我拾回的含笑花瓣，分散放在各间屋里，四处盈香。那时，父亲常惬意地抿着他的地瓜烧酒。我把几片花瓣放在白瓷酒杯旁与他分享，花香与酒香很快便融为一体。我还把花瓣装在外衣口袋里，便有暗香盈袖。不过母亲说含笑花瓣像熟透的香蕉一般，越香坏得越快，烂在口袋里不好洗。所以大多数时候，我把它们放在文具盒里，铅笔、橡皮、尺子便都沾上花香，春色四溢。若是哪天心情好拿来赠与人，那必是我最要好的同学。

姐姐摘的含苞的花儿，是送给奶奶的。把它们放在奶奶的古眠床头，奶奶就枕着她喜欢的“香水花”入眠。次日清晨，奶奶把那些绽开笑脸的花儿别在一丝不苟的发髻边，便“行过处花香细生”了。夹杂着发油清香与含笑花香、伴着古眠床的红木气味，幽然香氛里盈盈浅笑的奶奶总是那么慈祥。

邻居小伙伴也喜欢含笑花，不过他们有自己的玩法。他们有时模仿忍不住烟瘾的大人的样子，捡来几朵，撅起小嘴夹在鼻下，使劲嗅着。有时也把花儿夹在耳后，作为潇洒扮酷的绝佳道具。这时的花儿，绽放成戏谑的样子。

含笑花开时，香气淹没了周围的其他气味，宿舍区后的那片空地就像桃花源，是另一个世界。我喜欢仰面承接头上飘落的香雨，内心封闭的空间霎时打开。可美好的东西注定短暂，它的花季在夏的炎热尚未褪尽时戛然而止，那熟悉的香味还来不及存贮，就在秋的萧瑟中猝然飘散，以满地的碎瓣温婉却决然地向我告别。每到此时，我总是满怀忧伤的怜惜，却无力多作挽留。年幼的我因此无端伤感起来，于是期盼着下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即刻来到……

长大后，搬离原先的居住区，那两株含笑花淡出了我的生活。我渐渐习惯，对它的牵念，变得淡淡的。不过，在泉州城里，含笑花平凡得随处可见——它若是围成蟳埔阿姨头上的簪花围，一环、两环或更多，配上乳白的象牙筷，就活色生香了。若是摆在祭拜的供桌上，便带着祈福与祝愿的神采了。有时候，它也会出现在菜市口老阿婆的竹篮里，用红线串起来，一元钱一串，很是喜气。更多时候，我与它在红砖古厝的庭院内、机关大院的走廊旁、公园湖滨的草坪边，或是马路两侧的绿化带中不期而遇。每每此时，总能触动我心里难以名状的亲切与温暖。

一次采访一位植物学家时意外得知，含笑花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与刺桐花一起被提名为泉州市“市花”，但未获有关部门确认，故而鲜有人知。我又留心查阅了相关资料，也未能找到它“入选”与“落选”的确切缘由。后来静心而想，发现自己的查证皆系多余。与如火般红艳的刺桐花相比，它自是少了那份热烈与惹眼——如果把刺桐花看作热情洋溢、才情舒展的大家闺秀，含笑花则更像拘谨雅致、温柔细腻的小家碧玉。我亦难以将它与“市花”有所关联，感觉那仅是它可能有的又一种叫法而已。如此，每回相遇，童年的画面便从记忆深处跳将出来，我仍是随着性子叫它烧酒花、香蕉花或者香水花，脱口即出，随意自然。它也依旧含蓄静默地呆在自己的时光里，径自欢愉，径自飘逝。

夜来香

那是一个燥热的夏夜，香香和我还是初三学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闽南古城的大部分女中学生一样，我们安静、勤奋。香香是我的同桌，可我们并不常说话，连学习上的交流都很少。除了上课、做作业，就是埋头看书，那时的我拒绝与人交流，几乎到了自闭的程度。

那天晚上月光融融、星光熠熠，拂面的暖风捎带来窗外夜来香浓郁的芬芳，在空气中慢慢释放，仿佛裹挟着某种不安分。我依旧趴在临窗的座位上认真温书，对闹哄哄的教室充耳不闻。突然，教室里噤了声，紧接着，响起几个男生拿腔捏调的歌声：“夜来香，夜来香，我爱你，夜来香……”那歌声和窗外的蝉鸣一样聒噪。伴着起哄声、口哨声，我抬头看见香香背着书包从教室后门走进来，她脚步轻盈地从我身边掠过，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和她一起经过的，还有一阵刺鼻的异味。

不可否认，这样的气味我并不陌生，也非嗅觉迟钝，只是我没有把它与香香产生联系，只觉得那近似于实验室里某种化学制剂的气味，又或者，有时觉得它就像潮湿闷热的雨季里，被焐得发出熏鼻气味的窗外那两株夜来香，浓烈得令人窒息。

不一会儿，身后有纸团飞来，直砸到我头上。我回头怒目而视，最后排的一位高个儿男生立即连连向我行礼致歉道：“不是扔你的，抱歉抱歉！”

我没好气地回道：“扔谁也不可以！”

他说：“我们还不是被熏的。”边说着，边努努嘴指向香香，脸上还挤出夸张的可怜相来。

“对，就是你身边那只花狐狸，那只穿裙子的花狐狸。”另一位男生尖着公鸭嗓嚷道。

我斜眼一瞄，香香穿的就是一件白底紫色碎花的连衣裙。她淡淡地朝我笑笑，有些无奈，又埋头看书。

似乎一整晚，香香都纹丝不动，手里的书没翻动过，她只是低头坐着，静默如一尊塑像。

那一整晚，我也没看进去一页书。那味道愈来愈呛人，如气雾般弥漫开来，厚厚地蒙在我的周围，我仿佛被一张网严严实实地罩住，便不止一次萌生掩鼻而逃的冲动。我忍住了，嘴里却发出了不耐烦的叹气声，手也止不住在鼻前来回扇着。

那天夜自习下课，香香先走了，我被男生们堵在门口。

“她身上有臭味你知道吗？”

“叫她不能坐在窗口，那风一吹，不是要把我们熏死吗？”

“对，你去叫老师调个座位！”

……

尽管事隔多年，我仍可以确定，当时让我不能忍受的，并非香香的狐臭，而是大家对我那种同情的眼神，以及仿佛把我与她划归于同类而排斥在外的轻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一直围绕在身边的异味与香香有关，也是第一次，我发觉自己与这种气味的难以相容。想象香香平常的一颦一笑，仿佛都为掩饰这暗疾而来；甚至想象，她的体味与她的名字之间，有某种隐秘的联系……我一刻也不愿意坐在她身边了。

第二天早上，我向班主任提出了調换座位的要求。理由很简单——香香有臭味，影响我的学习效率。

班主任自是重视的，一来我平常并不多言也不多事，二来临近中考不可影响班级学习情绪。当天晚上，香香从年段办公室出来后，便搬到了最后排临时加的一个座位。

当时，香香整理书桌的动作很从容，与从前的任何一次下课没有不同。收拾好后，她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而我却始终不敢抬头，仿佛一看她，心里所有的阴暗就会昭然若揭。男生们又叫起来,还是《夜来香之歌》，那刺耳的歌声在教室飘荡着，一句句都如锐利的刀片从我心头划过。只是它们再尖刻，也穿不透我们年少时的无知与莽撞。

那天晚自习下课，经过一整晚的坐如针毡，我在香香走出教室片刻后，急急忙忙跟了出去。

香香几乎是一路小跑，我便加快步伐紧跟着。天气异常闷热，而快速游移在我们脚下的月光，却是冰凉的。快到校门口的时候，我轻唤她的名字。她回过头，与我相迎的，是满脸的泪。

“香香，我没想过要让你难过……”我支支吾吾，与她保持着一米开外的距离，我的身体还是不听使唤地无法靠近她。

“我不怪你。我不知道我身上有味道。”香香抽噎着对我说完，扭头跑开了。

如今回想，我有多么懊恼多么后悔，那個时候，我要是能给她一个拥抱，哪怕握一下她的手，我们彼此都不会那么难过。

那晚过后，我们未曾再有过交谈。偶尔还是会听到班级某个角落传来“夜来香”的歌声，每到那时，我终是不忍回头的。我知道，那种时刻对香香来说晦暗如夜。

香香在中考前不久离开了学校，因为她的学籍在一个沿海的乡镇中学，必须回原籍参加中考。这是她离开后数天，班主任在总结本班报考情况时，不经意间提起的。在此之前，没有人留意过她的离开，也没有人留意过那气味的消失。

刚毕业时听班主任说，香香回乡下就辍学了，没有参加中考。此后，杳无音讯。毕业后多次的同学聚会，她始终缺席。

多年以后听人说起，有狐臭的人，自己是闻不到的。心里万分难过。

直至我结婚后，一次陪婆婆去菜市场，意外地在鱼摊发现了那张似曾相识的脸——就是香香，她盘着头，乌黑的发髻上插着象牙筷，戴着簪花围。婆婆告诉我，她是菜市场里最年轻漂亮的蟳埔女。当时，我没有勇气叫她。而她，好像也忙着招呼生意，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我。我问过临摊相熟的蟳埔阿姨，她们说香香父亲打渔讨生活很困难，她懂事早早就出来做生意帮忙赚钱，培养弟弟念书。她们告诉我，香香每天凌晨3点多到市区卖海鲜，下午1点多回去，还要帮忙打理家务，过着与城里姑娘完全不同的生活。

再后来，我在一本介绍蟳埔女的画册上看到过香香的相片，她在海边织着渔网，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她的笑脸，温婉含蓄。照片下的图片说明写着“幸福渔家女”。

岁月更迭，母校校舍多次翻新，我们教室窗外的那两株夜来香却一直都在。而我发现，在我生活的这个闽南古城，遍布着无数茂密葱茏的夜来香，它们有着惊人的数量和强大的生命力，只需一点点土壤，就可坚忍生长。当夏秋的夜幕轻轻在花苞上滑过，它们悄然绽放着，生的力量于每个花蕊间孕育、播撒。

如果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记忆符号的话，那么能代表我青涩的初中时光的，一定是夜来香。她们素洁而沉静，纤弱却坚强，一如我曾经的同桌，那位名叫“香香”的女孩。它们的气息，一直抓摄着我，提醒我生命中不可缺失的宽容与友善。

番仔花

十多年前乡下的老屋要翻建时，奶奶说，房前的那株番仔花树不能砍。

奶奶口中的番仔花，我长大后才知道，就是鸡蛋花。它在老屋门口长了多少年头，连父亲也记不清。它的树干约有三四十厘米粗，枝繁叶茂地挺立于那个闽南小村落。它平凡到常被忽略，却又牢牢地长在奶奶和我们心里。

总感觉，奶奶对家门口的那株番仔花树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依赖，仿佛这树带着某种灵性，可乘凉，可养生，可治病。番仔花叶厚而花香，夏天，它的叶子可以当小扇子。奶奶常用它树枝和叶片上渗出的白色汁液，敷在我们被蚊子叮过的疱上，很止痒。头晕时，奶奶就闻一闻那花儿，说是安神。它还常被奶奶用来做成花茶——奶奶将番仔花瓣撕开后洗净晾干，密封在罐头瓶子里备用，夏季的午后，我在酣眠中，常能闻到一股甜腻的香味，那是奶奶用开水加冰糖煮至融化、再放入番仔花瓣做成的番仔花茶的香味。煮好的番仔花茶带着淡淡的黄绿色，花瓣是晶莹通透的，入口清淡有味，奶奶总说，这样的花茶最消暑润肺。奶奶去世后，我还喝过几次番仔花茶，却再喝不出那香味来。

邻居说，那株番仔花的树苗是奶奶专门托人找来的。村里别家的门口都种着龙眼树，开花、结果、收成，一到夏天便有整筐整筐的龙眼吃。而我家门口，是挂满枝头的番仔花，花瓣洁白，花心淡黄，一朵朵五片花瓣轮叠而生的花儿，就像姐姐给我折的纸风车。那时候，邻居送龙眼给我们吃，奶奶就会摘一些番仔花装在小竹篮里回过去给人家，这些花常被邻居放在客厅里，成为一种美好芬芳的点缀。

后来又听村里的堂亲说，这株番仔花从奶奶抱养父亲那天起就有了，它陪着奶奶度过守望的一生。

和闽南许多番客婶一样，奶奶的一生孤独而坚强，她静默地承受着生活的苦难，守候着她终生不能到达的彼岸的消息。

奶奶是爷爷的童养媳。关于他们的婚姻，没有人向我细述过，只知道爷爷年轻时迫于父母之命与奶奶成亲，三个月后，他远渡南洋，就此一去不回。后来，奶奶抱养了邻村的我的父亲。

父亲说，可能因为他从小身子弱，奶奶从不曾打骂过他，若是他犯了错，奶奶就会自己偷偷流泪，即便偶尔气急了拍打掌心，也是轻轻的、没有重量的。

父亲天生有哮喘，每年秋风起时就发作得厉害。每到那时候，奶奶便终日守着父亲，半步不离，生怕他因剧烈活动再诱起大病来。到了晚上，父亲咳个不停，奶奶一直守在床头，用掌心轻抚父亲剧烈喘息起伏的胸口，不知轻抚了多少下，不知对付过多少那样的漫漫长夜。

所幸在奶奶的精心照顾下，我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到了上学的年纪，他便能和村里的小伙伴一同跑跳嬉闹着结伴上学了。父亲的成绩一直很好，顺利地考上了城里的中学，并考上大学，成了一名教师。奶奶从父亲身上得到了安慰。

父亲感觉到爷爷的存在，就是每每吃到那些被奶奶加在番仔花汤里熬煮的燕窝。在永远也忙不完的农活家务间隙，奶奶常坐在门前的番仔花树下，拿把小镊子，小心翼翼一遍一遍地挑在冷水中泡开的燕窝里的细毛。父亲说在那样的年月，生活虽然拮据，但他独享的每周一次的燕窝番仔花汤却从没断过，因为奶奶给南洋带过话说，孩子气管弱，吃燕窝好。因此爷爷寄来的次数不多的包裹里，大部分是燕窝。尽管那时燕窝远不如今天金贵，但为了这件事，奶奶还是时常遭她的婆家人抱怨，说她不是个会持家的女人，张口向爷爷要些别的东西都比燕窝有用。而爷爷唯一一次和父亲有过的联系，便是父亲考上大学那年，爷爷托一同“过番”的堂亲回乡时捎来的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他要堂亲捎话给我父亲，说他知道父亲有出息，非常高兴，要父亲好好学习，将来好好孝顺奶奶。

我感觉到爷爷的存在，则是小时候每回堂亲拿来他辗转寄到的为数极少的信时，奶奶的模样。奶奶总是漫不经心地接过信，嘴里常嘟囔着“还写什么信啊”。不过那些信，都被她仔细地放在床头的红木首饰盒里。不识字的奶奶，自然不可能读懂信里的只言片语。而早已在南洋娶了“番婆”、孩子成群的爷爷，也不可能在信中许诺奶奶关于未来的这些那些了。但收到信的那几天，奶奶还是常独自坐在番仔花树下，愣愣的，一坐就是好久，仿佛要一直坐下去，坐完余生。

奶奶去世后很多年，我嫁为人妇，知晓了婚姻对一个女人的意义。每每想起她，心里就会生生地发疼，后悔没来得及好好照顾她。常常在想，当年奶奶送走爷爷时，一定不曾预料，从此在她的生命中，那样的等待不是过渡，而成为永远。

前阵子乡下老屋遭白蚁，不少旧家具蛀了。我进屋打扫整理时，在奶奶的描金古衣橱角落里，发现了一个正方形铁质的红双喜香烟盒子，它被锈蚀了，我费了好些劲才把它打开。盒子里面只有一张三寸黑白照片，早已褪了色，灰蒙蒙的一片，但依稀看见相片右上角写着“1944年泗水*家中”。那是爷爷的照片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模样，照片中的他梳着大背头，穿着白色西装，打着领结。他的身后，是一幢有青灰瓦片屋顶的两层小木楼。而楼前，种满怒放的番仔花。

（注*：泗水是印尼主要的贸易和商业城市，居住着近百万华裔，尤以原籍闽南人最多。）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