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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两篇

2012-05-08鲁亢

福建文学 2012年5期
关键词:爷爷奶奶孩子

鲁亢

门外的童声,窗外的女孩

这时即便手上在做事情,也会停下来,听一听。那孩子每一次说的话内容都很清楚,口气是请求和撒娇的混合,情急时,似还带着命令的口吻。命令这一招丝毫不起作用,大人反而加紧了催促,或加强了命令的语气词。“爸爸,你要等我,你帮我把这个提了!”“你自己提呀,快快,跟上啊!”他马上妥协了:“爸爸,你太快了,等等我……”爸爸都在等他,即便先行了几步,也不是要考验他什么。在爸爸的心中,我猜想,对孩子是要慢养的,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否则孩子不会跟他黏得那么紧,每次都是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在我门外经过时对话的情景。

有一次我听见孩子惊叫的声音:“爸爸,你快来!”好几声,却没有人应。今天是怎么了。我赶忙打开门,见小孩在台阶边不敢往上走,一只死蟑螂在台阶上,我拿起扫把将它扫掉:“别怕,你可以走了。”孩子一步一步地往上跨,到平台处侧着脸朝下斜看一眼,兀自惊甫未定。很有意思。我想他应该才上幼儿园。

我常想,孩子的声音何以如此动人,我都快上瘾了。听到那送来快乐和安宁的童声,对儿童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观,在这之前我的认识里儿童世界只有吵和无知,而被象征性地升华时,则是另一种说法“象征自然单纯与自发性”,理解起来颇为容易,深入进去却畏于跨足。

在《老子》第55章中有一则形容获得知识之前的儿童状态:“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将一个处在混沌状态的生物形容得这么准确,这么酷,这么的超过,不免让人深思,获取了知识之后的人,在纠正和改进中,其心若死灰的状态是否愈加厉害,却不是儿童状态的无意识,当然,那是久经历练的成熟和惨烈。

在幼儿园里这个孩子已经在接受知识,接触人际关系,学习判断是与非了。他已经开始接受考验。他们都很纯洁和天真,好像在一个乐园里,但家长不一定放心。有能力的家长总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他们的每一步,都预示着孩子今后的发展,是一条金光大道还是羊肠小路。

我总是佩服这样的家长,他们有能力,不抱平均主义的幻想,很坚定:我们孩子,只有加入“少数派”才有希望。上了家长认为的好的轨道之后,“善养、贵养”的倦怠感难免产生,而对“放养”反而故意地去做或者是因轻忽它的利弊。孩子的一半交给了自己放心的学校,另一半在自己手上却不再加强着催促,随着孩子的高兴,尽量自然,更多的精力用于关心孩子的身体,还有,养成习惯。

有人说,一岁半习惯就要养成。而且,一岁半就可以与之对话了。“妈妈,爸爸,我要!我要!”他才一岁半,给他买了吧,玩具。不,我们要对话,要交流,玩具只能在你生日和过年时才可以买,你选择吧。“哦,妈妈,那什么时候过年?”他还会哭,还会吵,但几次之后,他就知道“过年”和“生日”是要珍惜的日子,要等这么久才经选择后到手的礼物,起码要珍惜个一段时间吧。

其余的时间,就跟爸爸妈妈要讲什么讲什么,与礼物无关,仅仅是童稚的表达,“爸爸,你等等我,你等一下。”等,是足够品味的全部内容。你等他,他就好好地成长。

等你长大。我常看到女孩在窗外过道上独自玩耍。只要我有去这家店吃饭,小女孩如果不是在店内吃饭,也会在店内走来走去,但很快就会到门前过道上,看街景,或听爸爸讲话——只要他这时不忙;有时,妈妈空闲下来,两人还会在过道上打打球。小女孩当然不会打,玩一会儿,便去玩别的了。她没有小同伴。隔着窗玻璃,我并没有发现她有孤单寂寞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她还真的“天生坚强”,因为她最好的同伴是父母。她有时会说:“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做了。我五岁,快到六岁了。”然后拿眼睛瞪你一下,好像说:你是谁,这么爱问。

但没有同龄人的伙伴终归不是好事。离她不远处,也是一家小店的门前,总有几个结伴的孩子在玩,有时还哭了,被大人呵斥了,因为玩得太疯,踩进积水一阵怪异感自己先哭在先,大人顺势揽进怀里,却又骂个几句,其他孩子慢慢围过来,似用行动安慰自己的同伴:我们都在,害你踩水了。一会儿就又好了,又玩疯了。

窗外的女孩从未见过这些情景,一个人,有时自得自满,有时若有所思。等着父母空闲下来,等着等着,总会等到。

我把窗外的女孩和门外的童声连起来,我在其中寻找神秘的启示,比如“只有童年道路才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可是它具体何指呢,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让我的联想如此困惑,因为我进入不了童年世界,我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我虽在观察,虽在聆听,还是一无所获。

希望父母待他们好一些,但不要太宠了。作为独生子女,他们今后的一些生活轨迹已经有范本可鉴,很多时候他们难出其右,从现在开始他们就生存在这样的评价语境中“因为是独生子啊”,即他们必将有很多令人惊讶的地方,健康的和病态的,都要被批评,就像他们一开始就想改变一切一样。这个世界作为他们的居所,完全不一样了。

我一度想过,也许我可以做他们的朋友,为了能循着他们的路,“找到天国”。但就我的观察,不管是他们的声音,还是肢体动作和表情,他们都是拒绝的,对陌生本能的畏惧。那使我不再去努力靠近童年了,不想去博得他们的好感了。我记录那种童声童气的声音,记录他们在窗外的眼睛,透过这种浑然不觉的注视,记下自己流逝的年月。

看望死者的雨夜

到了第二天晚上,我还是可以不用出门,躺在那儿摆弄着遥控器,如果能在某一個节目上停留至结束,同时又警觉屋外的动静,我会不自觉地在内心强调着“我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念头在睡眠中消解掉了。醒来,它迅速跟了上来,整个过程如冲洗一张底片,从隐约可见到明显呈现,乃至挥之不去。我无法确定,四十八小时以上的足不出户,没有电话,或是在睡中有人来过电话的声音,没能引起我醒后的兴趣,这个空洞的侵扰或慰藉,从空洞归于空洞,我如此无所顾忌地消费似乎仅属于自己的时间,是被恩准的吗?屋外的喧闹,以及喧闹与喧闹之间像被设计出来的如此的寂静,是一个被窃听或窥探的过程?屋外的世界“嘘”了一下,突然静了下来,静悄悄的,然后贴近我的门,听着一颗装着它的躯体满足于滞留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而平稳地起搏的心脏,但有所加速,因为这个身体更习惯自身的静与不动,对外界的假象相当不适,并且很直接地想到这是一种威胁,可是无法遁逸,只能对峙着,默想:我有权利免于恐惧。直至喧闹再起,对峙归于常态;原来对峙是无时无刻不在的。

我尝试着“走出自己的皮囊,进入别人的躯体,品尝他们的痛苦”——黛安·阿巴斯的原意刚好相反“你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皮囊……”

但此次我还占有一些记忆的时间,可以分配给那个萦绕在脑中许久的雨夜。即便是糊里糊涂的,却也权当是可被还原的雨夜,父亲牵着我的手,我们各穿着雨衣,赶在去回应一个噩耗的路上。

我被触动之处在于:死亡很早就在记忆的布条上签了名,进入这场人生的朗诵会,因无人相识便悄然呆在一角,似听非听那些假音或真声,慢慢地,那一角的数目多了起来,这才引起我的警觉和忧伤,我才明白,这一场最后的主角是它。它会在最终黑茫茫地站满一群,让一切不再出声。那么在这之前,请允许我听一下父亲的声音:“快起来,你爷爷奶奶那边的一位大人走了,我们要赶紧赶过去!”

我睡眼蒙眬,以及自热被窝里起来的那种单薄的冷。我不清楚“走了”是什么意思,只猜想一定是可怕的事情。我相信自己当时只是默默地穿衣套鞋,听父亲说外面下雨要穿雨衣,就穿上,也不知道是晚上几点,不过只要照着父亲的指令去做就对了。

但我知道爷爷奶奶的家在哪里,知道怎么走,这可能会使我的情绪平稳。

所谓“爷爷奶奶”,其实是我当时被寄养的人家中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可能是父亲的远房亲戚或别的什么关系,至今我没弄清楚。在母亲被下放,父亲在另外一个区工作始,我被寄养在他们家。那是一个特殊年代里的“百分百的童年”,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觉悟,天真可爱顽皮到了极点;没有丝毫属于校内的学习上的负担,上课经常是念一篇课文(课文很短,不少是歌颂党和领袖的歌词),老师讲一段好人好事或什么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故事,看着下课铃声还没响,顺便让同学们自己围成一圈讲故事去。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一次采访中,不无讽刺地提到在前苏联时期,“五岁的孩子就已经会撒谎”,我当时也差不多是这个年龄,还有我们,围成一圈讲故事的孩子们,我们是在撒谎吗?当然是。不过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我们还只是处在一个识字认句的阶段,虽然我们照搬的是老师嘴里的那些故事,讲起来也不流畅,其实在无形中也让我们有了一点表达的能力,孩子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当这几年凤凰卫视的摄影机两次以公开的形式进入朝鲜的小学课堂和小学生,我承认那情景与我小时的印象无异,只是那些孩子涂脂抹粉的,略显古怪和夸张,不过我们那时假如参加什么活动也是如此,还从未见过摄影机。

这一页当然是无聊的,翻过去。无关乎我们的心灵,我想强调一下:是外面。

外面下着细细的小雨,天色黑沉,不多的细木电线杆上的路灯闪着昏黄的光。从我们到爷爷奶奶的家,有两条路可走,走大路绕远了,平常都走小路。这条贫瘠的石板小路如今可能还在。也可能那一带早就建成“社区”,管它的,我对过去有印象的地方皆无好感,贫穷,肮脏,无序,嘈杂,倘若一辈子住在这种地方除了绝望别无其他。但我需要还原那个晚上,那条石板小路,有一段路的左侧是围墙,墙外小河流过,这段路靠右边的住家中的人差不多都睡下了,家家房门紧闭,只有几家透出15瓦灯泡的光亮,父亲牵着我的手,急急地走着。石板小路有一拐弯处靠左边种有一棵硕大的榕树,四周用水泥围成一圈,平日里常有人坐在上面聊天,看着路人,或打打招呼。榕树过去几米,也是靠左侧一排房子的头一间,是剃头店。没有什么故事,剃头店与我。孩子除了怕打针再是怕剃头,但前两年我碰见一位电视制作人,闲谈中得知她一家住在大榕树附近,他们是大户人家,有照片为证(家有后花园,若干留存至今的清末民初的皮衣),我没有多问什么,听着,抚摸着那些款式在当时算时髦的皮衣,一念闪过:我们这么近,又那么远。

父亲多半一周到爷爷奶奶家看我一次,我怕极了,这一次就是我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日子。只有他会检查我的学业,算术会不会,生词懂了没,然后,检查书包,如有发现不是他买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先问个究竟,我肯定回答得颠三倒四,真的也会变成假的,一顿好打就来了,鬼哭狼嚎。

我有时会事先自爷爷奶奶那儿得知他什么时候回来,便赶紧将我自认为可能是多余的东西藏了起来,可是有一次在情急之下——我刚进门就听到消息:父亲来了,这会儿出去买东西——我取出铅笔盒里多余的几把铅笔,跑到家对面拐弯处的下水道盖子边,将之折断后扔了下去。我在五岁时可能就会撒谎了,不是学自课堂,而是“自然生成”,何况那时我还多长了几岁,对撒谎的好处有所认知,比如我只要说:这一星期我只有这把铅笔;换来的是平安,父亲也就“无火可生”,并有可能提早离开这里。我会痛心被折断的铅笔。想一想就会觉得划得来,这不算小的损失也换来了“免于恐惧”。但还是有点想不通,这是什么样的扭曲的人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阴沉晦涩的大时代?可有“温柔的心憎恶那黑暗广袤的虚无”?可有人看见那小小的孩子以多么快的步伐从二楼的楼梯下来,穿过阴暗的前厅,进入明晃晃的街面,在下水道的盖子边蹲下,将铅笔一支支卡在盖缝中折断,顺着投下,然后站起来,故作镇定地往回走,走上二楼,静静地取出书本和笔盒,等着父亲。

我试图走出自己的皮囊,进入另一个我的躯体,去感受他的痛苦。但我没有感受或品尝到他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摄影家黛安·巴拉斯的另一段名言,针对她镜头下的“畸形人”的解释,间接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将来会有什么创伤中生活过来,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考验,他们是贵族。”我想没有那么严重,我还不能说有所谓的“与生俱来的创伤”,创伤是逐渐累积的,但在畸形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成了畸形人,他们不是“贵族”,是“刍狗”,是灵魂的死者,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只有阴冷死寂的雨夜,几处的磷光鬼火,提示返生之途的可有可无。

我试图撇开那些阴暗的背景,只讲述父亲牵着小孩连夜赶去凭吊一名死者的事情,以及围绕着这对父与子的零星细节。深入其内部,以及“内部的内部”——他们的心,还原一段印象经多次的“回想复制”而被强制性地复活的往事。我甚至不清楚我的目的,但假如它点点滴滴被收集干净,那就说明目的达到了。

但我还是受到了“后来的阅读”的干扰。有着一个去看望死者的雨夜的年月,左右两边的精英们都还在做着殊死的争斗。左派全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仍有不想撒谎的右派,像梁漱溟在1970年3月的政协会议上对“宪法草案”的“两点看法”。这到底是哪方的圣贤,怎会如此敢言:“第一点,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他的“两点看法”在其后挨批时应该不会公布原话,直接定性就批了。草头百姓谁懂宪法是干嘛的,看到这样的“震惊四座”的原话,还未中毒可能会先晕了过去。“难道要变天了吗?”全国人民晕成一处,这不太好吧。梁先生讲话才过一个月,第一颗人造卫星在酒泉发射成功,卫星上的短波无线电发信机,循环播送《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乐曲声音清晰嘹亮”。活在地球某一角落的父与子,也许在广播中听到过这清晰嘹亮的乐曲;为卫星上天的喜讯欢呼雀跃过,听自己或别人上讲台表过决心(我不可能是那个代表同学们上讲台的优秀学生),但都不会那么巧是他们顶着雨天在夜里赶去看望死者的日子;那个日子,纯粹得只为一个几乎——在今天看来——是虚构的死者,还有在怀旧电影中才会有的淳朴的父与子所拥有;这个世界万籁俱寂,只有石板小路上的脚步声,清晰而又单调。

我今天仍与这段记忆所发生的任何一个地点同处一城,那爷爷奶奶以及他们的家人我早就没了音讯,也没去打听过。十几年前,我经过爷爷奶奶住家的附近,突然被路边的人叫住了,几位中老年妇女指指点点我,议论着,我恍然大悟:她们是见过我的小时候的人。我闷声不响地停留了一会儿,微笑着。我没有好奇心,比如问:那个小孩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你们见过他和他爸爸在一起吗。见过他陪爷爷喝小酒吗。听说过他有一回在大门口玩,差点被人贩子骗走的事?那个人贩子中年模样,在当时算服装整洁,没打补丁,他见到那个小孩蹲在大门口的门槛边,划着从锅背刮下的黑灰玩,就逗他套他的话,后来奶奶走了出来,盯了中年人一眼二话没说把小孩拉了进去。你们想说的不是这些吧,既然不是,“这么大这么大了”谁都知道,那我走了。我向你们道别,无意间的一个机会,我们相互的一次“看望”,今后不会再有了,见过我的童年的人们,你们有我所未品尝过的幸运,因为我从未见过,仅有片段的不知可靠与否的记忆,我羡慕你们。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我觉得有点颓废,明天一定要离开房间,去买食品还有做点事,而非去拜访某位重要人物或领一个奖金不菲的奖。当然,我也可以期盼一次意外:与一名聪明的听众共进一餐,聆听对方的痛苦,轮到我时,我将花去谈话时间的一半以上,倾诉另一种痛苦的状况和意义,以此证明“你永远无法走出自己的皮囊,进入别人的躯体,品尝他们的痛苦”,完全没错。除非我撒谎,但我不,痛苦太真实了,我无能为力。我们认命的态度固执得不可理喻,那兴许只是在积蓄着另一种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能践行“免于恐懼的自由”。这是一种交换,只不过在交换中我们被骗了,被调包了,那里面只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愿望。而痛苦加重了心灵的恐惧,更没有自由。当你走出家门,就得循着那个指令,忍受着雨夜的绵绵寒意,牵紧父亲的手,踏过用三块大石板搭就的小桥,进入那条石板石头铺成的“深巷”。你还记得在“深巷”中的一户人家,白天敞开着门,一位叔叔模样的人在谱架前拉着提琴练习曲,而那个晚上,除了你们的呼吸声,你未听见任何东西。“为了最终理解你所不理解的,你必须经历一条愚昧无知的道路。”啊黑暗,黑暗,黑暗。他们都走进了黑暗,空虚的星际之间的空虚,空虚进入空虚……那位静躺一角的死者,其魂魄己被白天的提琴练习曲摄去,那是一个象征的符号,其实即黑暗本身。只有它自由出入自己的皮囊,进入别人的躯体,品尝他们的痛苦以及其他,最后让他们消失,其震惊如一次日食。

责任编辑 林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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