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

耒庄的秋天大部分是这样的：太阳悬在头顶，却清冽得跟掉在池塘中的月亮一样，它毫无温度，却晃得人睁不开眼。常常有一股突然的风，像长着腿从你跟前跑过，转眼就不见踪影。

那一年我八岁，跟我年龄相仿的人都不喜欢跟我一起玩，他们说我胆小，容易哭。跟我在一起，他们担心会受到牵连。

我又看到九斤在那里喊：“快点走，别让‘拖油瓶跟来！”他们呼啦啦地跑起来，把我甩在了身后。我咬着牙倔强地追赶，他们嘻嘻哈哈地笑着逃跑。奔跑中，我听到九斤跟其他人说：“一只瓜正香喷喷地烂着。”那时候我估摸着他们要去瓜田，但他们商量了一下，在我前面分散着跑开了。

我死死地咬住九斤，在一个弄堂口，我追上了九斤，他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用狡黠的眼光看着我。我说：“你们是不是要去瓜田？”他看了我一眼说：“谁说的？我现在就回家！”说着，他站起来，掸了掸屁股，大模大样地往家里走。我在那里大声说：“你们明明要去瓜田！”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他站住了，回过头来说：“要去你去呀，我们不去了！”

那时候，委屈的眼泪从我脸上一颗一颗地滚落下来，我看见俞老师从远处走了过来，他弯下腰来问我：“九斤欺负你了？”我不置可否，他指着九斤喊：“你给我过来！”九斤见状，撒腿就跑，动作迅捷得像只兔子。俞老师追了两步就回来了，他对着天空喊了话：“来学校我再收拾你！让你再欺负同学，兔崽子！”我大致上也有点明白，俞老师这两句话是喊给我听的，带着安慰的意思，但我同样怕老师。

在学校，我成绩是最好的，也许是这个原因，让九斤他们疏远了我。有一段时间我想故意把成绩考差点，以此来拉近跟他们的距离，但成绩一差，更遭到了他们的讥笑，他们说我笨得连书也不会读了。言外之意是如果我成绩好还说得过去，成绩不好，我就变得一无是处了。连南瓜也来取笑我，说让我买块豆腐去撞死算了。那以后，我被逼着又考回了第一，俞老师也一直怀疑我那次考试是故意捣蛋的，他一问我，我就紧张。

俞老师看着我可怜的样子，仿佛想安慰我，但最后他也放弃了，只在那里说：“早点回家去，别跟他们玩！”其实他不了解我多么需要九斤他们，哪怕给他们充当“打仗”时一枪就倒下的小兵，我也乐意。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他们不理我，处处躲着我，私下里还商量着如何把我摆脱掉。

我掉过头，蔫耷耷地往回走，俞老师叫住了我，他说：“你要有自信，他们应该主动跟你好！”我站在了那里，大约皱着眉头的样子很滑稽，俞老师竟然“喔呵”一声笑了出来，我没有心思去领会他的意思，我总觉得大人想的跟我想的，永远走不到一条道上去。

第二天清晨，我起床拉开窗帘，仿佛看到了一场悄然到来的雪。九斤带着南瓜他们几个在我家楼下朝我招手，他们看到我很兴奋，用了平时我无限向往的“暗号”——学布谷鸟叫。我匆匆忙忙地往楼下跑，母亲看到我跌跌撞撞的样子，问我去哪里，我说有重要事情。

九斤他们带着我来到了村前的水库大坝上，我把母亲塞给我的早饭——两只番薯送给了九斤。九斤一边吃着番薯，一边问我：“你真的想加入我们的队伍吗？”那时候，我感到了些许羞涩，但还是用力地点了点头。九斤接着说，“你胆子太小了，他们怕你拖后腿，你可以证明给我们看么？”

我说：“要怎么证明？”九斤作了个跟着他走的手势，大家都跟着他走了，从他们的表情里，我觉察到了他们有点不怀好意，但我还是跟着他们。

过了水库大坝，就是蝙蝠山，山间的小路上有从水面上吹过来的风，把茅草丛刮得肆意摇摆。那山间小路起起伏伏，波浪形向远处延伸，每上一个小坡，九斤他们就从坡上俯冲着往下跑，我紧紧地跟着他们，没过多久，身上就开始冒汗了。跑了一阵，他们停了下来，南瓜已经累得满脸通红，蹲在地上喘着粗气，那模样像一只大蛤蟆。

九斤没有说话，他只跟他们传递着眼色，每个人身上都有秘密在流动，但我只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却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把我怎么样。停留了一会儿后，他们又走了，这次九斤让我走在了前面。我说：“我不知道路啊！”九斤说：“没关系，我给你指着路呢！”

七八个转弯后，我大致上有点明白过来了，路边出现了坟墓，他们这是让我去一个乱坟岗。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他们的脚步在变得越来越迟缓。突然之间，他们大喊着往回跑，一路高喊着：“鬼来了，逃啊！”

他们快得像阵风，伴随着自己吓自己的惊恐，瞬间就消失在了那条路上。在他们刚起哄的时候，我也慌作了一团，但我庆幸的是自己没有跟着他们跑，如果跑起来，我也会屁滚尿流。我站住了，是因为我发现我爷爷的坟墓就在不远处，每年清明和冬至，我都要跟着父母来爷爷这里扫墓，对于这里，我有种亲切感。

我知道他们想把我带到一个破了一个洞的坟堆旁，那是一座没有人认领的坟墓，从那个洞往里看，能看到散落的骨头和烂得只剩下几条木头的棺椁，但他们还没把我领到那里，就开始溃逃了。其实这些并不能吓到我呀！我懒洋洋地从那里走出来，在出来的过程中，我还看到有一些叫不上名的小花盛开在坟头上，我把它们都拔了下来。

九斤他们一直跑回到了水库的大坝上才停住了脚步，他们远远地朝我眺望，发现我并没有哭喊着跟出来，他们有点难以置信。从水库的大坝上能看到我，当他们发现我在坟堆间悠闲地散步时，他们大声地议论起来。而这时，我已经变成了表演，我故意放慢了脚步，甚至还爬到了坟堆上玩耍。

我回到水库大坝上，九斤像刚刚遭受了一场巨大的挫折，他脸色铁青地坐在大坝的一角，嘴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显然我的表现让他很失望。他恨恨地对我说：“我们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我得意地回答他：“为什么要跑？”

“你真不怕鬼吗？”九斤像被逼到了绝路上。

“我为什么要怕？”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已经心虚了，但九斤并没有觉察出来。

他气馁地说：“看来是我弄错了，我们一直以为你胆小。”

就在我觉得他们准备正式接纳我的时候，九斤的眼珠子又转了一圈，他说：“刚刚是第一次试你，还有一关，如果这关也过了，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信心满满地说：“说吧！还要我做什么？”

“去黑衣婆家偷一盒火柴出来！”九斤提这个要求的时候，好端端站着的南瓜竟然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其他人也惊恐着看着九斤，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九斤在故意刁难我。

黑衣婆是村里的一个疯婆子，手劲极大，那两只老鹰一样的爪子特别喜欢抓小孩，抓住了就不肯放，那是我们共同的梦魇。那深邃的眼神，长年不变的黑衣，以及她那老屋放着的那口黑漆漆的棺材，想起来都浑身哆嗦。

我问九斤：“如果换成你，你敢偷吗？”

九斤迟疑了很长时间，然后诚实地告诉我，他不敢。那句话给了我无限的勇气，我说：“你们等着，我去偷！”

我怎么也想不到，英雄主义的气息一天之间就让我脱胎换骨，那个我讨厌的自己迅速地离开我，并且一下子变得非常遥远。在去黑衣婆家的路上，九斤率先打了退堂鼓，他说：“要不算了？我们认你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变得较真起来，我说：“不行，说到要做到！”九斤复杂地看了我一眼，他说：“那好吧，我们在门外等着，如果情况不对，我们马上去叫你妈！”

黑衣婆的家在一座幽深的宅院里，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我们记事开始，周围就没有其他人居住了，那排空屋现在是生产队的猪圈，平时只有喂豬的时候，有人进出。那些喂猪的人也从来不跟黑衣婆说一句话，只有黑衣婆自己的唠叨，那些唠叨跟猪的“哼哼唧唧”一样，在一般人看来，那不算人的语言，至多只是个象声词。

宅院的木门被推开的时候，我就感到有一股风从胳膊底下钻了出来，凉飕飕的，让人毛骨悚然。从大门到黑衣婆的家有很长一段距离，我走得越来越没有底气。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如果现在折返回去，九斤他们会嘲笑我自不量力，要做就做得彻底，让他们佩服我，崇拜我！

推开黑衣婆的房门，里面黑乎乎的，暗得有点吓人。我祈祷着这会儿她不在家，只要尽快偷到一盒火柴，这事就算大功告成了。我像射箭一样，窜到了灶头旁，一般人家都会把火柴放在柴堆旁的小墙洞里。黑衣婆家的灶竟然没有那样的墙洞，她家只有一眼灶头，柴火堆得乱七八糟，仿佛能看出主人家紊乱的心绪。

我往旁边一瞥，发现她家的木炭缸盖上放着一盒火柴，就在我伸手拿火柴的时候，黑衣婆的声音出现了：“你来干什么？”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门眼上，扭头看见黑衣婆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两只眼睛对着我闪闪发光。

我担心她那双老鹰爪子扑上来，“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黑衣婆慢慢地靠近过来，我哭得更加厉害，那时候我的双腿已经迈不开步子，我想我要死了。没想到她一把把我搂进了她的怀里，我发狂似地挣扎起来，双手乱拍，但那双老鹰爪子却软绵绵的，任我乱抓乱打。我哭闹完了，才发觉那个怀抱原来暖烘烘的，还散发着一股慈祥的气味。

我抬头看了一眼黑衣婆，她正笑嘻嘻地看着我，她跟我说：“偷东西不好，要什么跟奶奶说，奶奶会给你的。”我指了指那盒火柴，她把火柴拿过来，放进了我的口袋里。

她的动作很耐心，放入我口袋后，又把口袋上的扣子扣了回去，还捋了一捋，把口袋抚得平平整整。就是这么一个微小的动作，我突然不害怕了。黑衣婆自言自语地说：“平时也没人过来看我，他们都当我疯了。”她微笑地朝我看了一眼，我发觉她的眼睫毛特别的黑，而且盖住了她笑起来的眼睛。她问我，“你怎么不怕我？”我说：“他们也不肯跟我玩，说我胆小。”黑衣婆使劲地笑起来，她又想抱我，被我推开了。

那天，黑衣婆还留我吃了中饭，吃到一半，九斤领着我母亲寻我来了。我母亲把我抓在手上的筷子夺了下来，扔在了桌子上，她怒气冲天地把我拉了起来，跟黑衣婆说：“这么小的孩子，吓着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黑衣婆的嘴角蠕动了一下，然后她讨好似地朝我母亲笑笑，那时候我觉得她很可怜。她轻轻地说：“我只留他吃顿饭而已！”我母亲脸色通红，我不知道她是激动还是也跟我们一样害怕，她的怒气有点咄咄逼人，她说：“你这饭别人能吃吗？吃了跟你一样啊！”我从来没看到母亲发过那么大的火，她的霸道是有气场的，黑衣婆被数落得垂头丧气，连“哼哼唧唧”的声音也没有了。很快，我被我母亲带走了，九斤逃跑了，比在坟堆的时候还要慌乱，鞋子也掉了一只，他拎在手上，来不及穿。

我母亲低声地埋怨我，具体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讲的是黑衣婆家里的菜老鼠也光顾过，她舍不得倒掉，蒸了一餐又一餐。反正说到后来，让我感到非常恶心，想呕吐。

那天后来，我跟九斤他们用黑衣婆的那盒火柴在田野上到处放野火，大家都围着火堆大声地叫喊着，奔跑着，这像一场隆重的庆祝盛会。我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么兴奋的心情，很多人都冲着我表达他们的敬佩，有的人含蓄地主动向我示好，以修补以前误解我胆小造成的破裂关系，有的人干脆装得跟我很熟络，跑向我的时候故意撞我一下，然后拍一拍我的肩膀。

九斤甚至还有让贤的冲动，他说：“你来当队长吧！”被我客气地谢绝了，他显得有些悔恨，说：“以前我们认为你胆小，真是瞎眼了！”

事情还没有完，第二天，村里有人就把放野火的事告到了俞老师那里。他得知我也参与了这场淘气活动时，一时还不敢相信。他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问我周末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我想了很久，才把事情对上号。那时候，我还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感觉大地还在微微地颤抖。

他义正词严地说：“跟着九斤他们，早晚有一天把你带坏！”我满脸通红，无论老师说什么，我都不敢反驳。俞老师接着说，“玩心一重，你成绩肯定要掉下来的，九斤、南瓜他们哪个玩心不重？”

我被他狠狠地数落了一通，回到教室后，被迫写了检讨书。如果在以往，我肯定觉得写检讨书是人生中的一大污点，但这次我却没有这么觉得。九斤他们被俞老师叫起来，罚了面壁，他们一字排开，站在教室两侧的墙角边，像晾了两大串大鱼干。所有的女同学眼睛都看着我，她们的脸上都是惊讶的表情，有的甚至还满脸通红。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朗读了那张检讨书。

后来九斤告诉我，我读那张检讨书的时候声情并茂，就跟朗诵诗歌一样，充满了鼓动性和优美感。这大概也是他能讲出来的最中听的赞美词，我装作神不在乎地告诉他们：“没事，就一个检讨嘛。”他们觉得我很够义气，南瓜还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等机会成熟了，他去俞老师的办公室，把那张检讨书偷出来，毁尸灭迹！

那以后，我们的活动变得低调了些，至少在白天是不会再去烧人家的草垛的，但淘气的事不做，我们就变得无精打采，找不到人生的意義。那时候，耒庄刮过的风是慵懒的，我们在村里游荡，经常打着哈欠，一边打哈欠，一边流眼泪，到了吃饭的时间，就自动地散了。九斤竟然闲出病来了，他出了水痘，被他祖母关在了家里。我们去他们家的窗户下学布谷鸟叫，被他凶猛的祖母骂了一顿，说我们在叫魂。

直到有一天，九斤听到布谷鸟叫，打开窗户远远地跟我们说：“别来叫了，水痘要传染的，等好了，我去找你们！”这才让我们死了心。

那天，路过村口那棵大樟树的时候，树上那个摆设的喇叭里冒出了“滋滋”的声音，我们找了些石子来，对着那个喇叭“劈劈啪啪”地一通乱扔，扔到后来，喇叭里出现了人的声音。我们都吓了一跳，这跟砸到了人的感觉很相似，大家都夺路而逃，后来发现那个声音并没有生气，他在喇叭里一遍一遍地通知大家到大礼堂开会。

广播播完没多久，冷清的路上一下子冒出了很多人。他们像潜伏在角落里的虫子，听到动静后纷纷爬了出来。我看到很多大姑娘三三两两地扎成一堆，抿着嘴笑，她们也为这样的事感到不习惯。我还看到我母亲也混在人群中议论纷纷，她的大辫子一直拖到屁股上，像脑后跟挂了把扫帚。

南瓜说：“我们也去大礼堂看看。”大伙就跟着跑了起来，我听见我母亲在我身后喊，让我慢点，小心摔跤。我没有理她，我觉得这很丢人，别的人都没有这么说，只有她的儿子娇贵吗？

大礼堂里热闹得像一锅热气腾腾的面条，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等一干人在台上正襟危坐。大会开始后，书记讲了话，下面的嘈杂声一直没有停息过。轮到了生产队长讲话，他的任务是喊口号，大家仿佛事先知道他要出丑，会场一下子变得安静。那句口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生产队长是个文盲，也许喊之前，他已经偷偷练习了很多遍，但到了临场发挥的时候，他忘词了。他是这样喊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嗓门大得惊人，喊完之后，下面就笑成了一片，他马上意识到这句口号短了，想了一下，他又补上了两个字：“万岁！”

我们村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是从这一天开始的，那一天，生产队长颜面无存，羞愧得几乎走不出大礼堂。我率先尾随在了他身后，一路学着他那句缺胳膊少腿的口号，然后南瓜他们也凑了上来。他不时地停下来，轰我们走，但我们像一群苍蝇，散了又飞回去。那天，他的伤口糜烂着，在阳光下灰溜溜的，像一只狼狈而逃的大老鼠。

生产队长不是别人，是九斤他舅舅。在这件事情上，我表现得够狠，六亲不认得让南瓜他们佩服。但南瓜事后有点后悔，他担心遭到九斤的报复。我故作轻松地安慰他：“没事！谁叫他自己上台出丑。再说他只是个舅舅，又不是个爹！”南瓜觉得也有几分道理，他偷偷地告诉我，他觉得我真的堕落了！我听了有些失落，但认为这就是代价，否则怎么融入他们的队伍呢？

我们上课仍旧在继续，但外面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运动，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开始蠢蠢欲动，总感觉日子已经不需要太平。俞老师好像觉察到了风吹草动，有一次，上完课后，他用前所未有的客气语气跟我们说：“你们都是红小兵了，以后老师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胆地提出来！”我们都被这句话惊吓到了，大家互相看来看去，忍不住窃笑起来。那时候，俞老师也低声下气地陪着我们笑，我们发现他身上那股让人害怕的气息不见了，他大约本来是浑身长着刺的，说完这句话后，他把那些刺都收了回去。没有了刺的他原来也是一个头发灰白的普通老头，他跟南瓜的爷爷一样，衰老得让人可怜。

我们很快被通知停课，每天改成了没完没了的游行。我不得不承认喊口号不是我强项，九斤他们比我厉害得多。半个月喊下来，南瓜的脸颊也凹了进去。他游行的路上老是喊饿，我把身上带着的番薯给他，他吃得飞快，连皮一起吞下去。

这样的日子过久了，我又开始怀念以前读书的时光。我找到俞老师，问他什么时候能复课，俞老师也一脸茫然，他说复课要等通知，叫我以后别去问他了。他还迫不及待地让我赶紧回去，并且叮嘱我以后没事也尽量少去他那里。我不明白俞老师为什么也一下子变得那么胆小了，直到某一天，我才隐约懂得有些微妙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那天，我回到家里，母亲显得很担忧，我只听到她说：“这是有指标的，落到谁头上都有可能。”我父亲就在那里神情激动地说：“怕什么？我们现在是正宗的贫农，爹生前也只给地主家做过长工，怎么轮也轮不到我们头上！”

家里的气氛很尴尬，母亲看看我，想对我说什么，又没说出来。父亲在椅子上沉默了很久，他突然跟我母亲说：“你把辫子剪了吧，它看起来容易出问题！”我母亲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就让我奶奶给她剪成齐耳短发。

在剪的时候，我发觉我母亲哭了，她的脸躲在煤油灯下的阴影里，不让我们看到。在我奶奶拿剪刀动手的时候，她说：“妈，给我剪整齐点！”我听到她的声音跟平常不太一样，随后，她有了低低的啜泣声。那条粗壮的辫子像条带鱼，我奶奶用双手捧着，交到了我母亲手上，我看到我母亲用手不停地抚摸着它。

那个晚上显得很漫长，谁都没有再说一句多余的话。一直等到我奶奶心疼起了煤油，她说：“该睡了，油都快点光了！”我母亲才用报纸把那条辫子仔细地包扎了起来，她收起来，锁进了装衣服的那只樟木箱里。

母亲被剪了辫子后，像换了个人，这种陌生的气息一直弥漫在我心里，我甚至不敢当面喊她。九斤说这种感觉是对的，因为我母亲成了一个男人婆。于是，我们激烈地争吵起来，相互攻击对方的家长，直呼对方家长的姓名，趁着没人的时候，用木炭把对方家长的姓名写在墙壁上。

我们把能想到的最恶毒的招数都使了出来，写姓名不够解恨，就在旁边再添两幅画，并且用生殖器来表明男女。我母亲的短发每次都被无限地夸大，而九斤的父亲说话带结巴，我就在旁边画一个对话框，用省略号配一句结巴的话，用来回敬他。

我过往的丑事一件件被九斤提了起来，其中包括写检讨的事，他把它密密麻麻地写在了墙上，但这却成了揭发俞老师的大字報内容之一。那张大字报究竟是谁写的，只能猜测。它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贴到大礼堂门口的墙壁上的，唯一可以断定的是这是一个大人写的，字迹很潦草。

俞老师被批斗的日子，我跟九斤和解了，我们自动停止了一切揭发对方的行为。九斤愤恨地跟我说，那张大字报可能是他舅舅写的。他还跟我说：“我们也写一张去回敬他。”我说好的。

那天，我跟九斤跑到了村前的水库边上，我们找来两根枝条，卷起了裤腿，把脚伸到了水库里。然后用枝条在偌大的水面上开始写，我们重重叠叠地写下了他很多条罪状，其中包括那句著名的口号。在结尾的时候，我们一起在水面上写了那几个大字：打倒生产队长XXX！

写完以后，水面上有微风吹来，层层叠叠的小波纹漫过了我们刚才写过的水面，一切又回复了平静的样子。

责编 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