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

读到富士康的“高级打工仔”行政总裁程天纵辞职的新闻，我在微博上写了条简短的评语：“皇帝之下，宰相难当。”这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来自之前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就富士康进行的案例讨论。

我在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授一门叫做《组织传播与跨文化领导力》的新课，主要讨论了富士康案例，讨论的主题是富士康的“隐喻”。组织的根隐喻对管理影响很大（参见本刊4月5日专栏文章《组织管理的“根比喻”》），而富士康这家制造型组织最明显的隐喻，就是“机器”。

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富士康：

放眼望去，机器与一排排工人相得益彰。工人们垂首而立，手中活计各不相同。用左手还是右手，先拿哪种工具，都有固定顺序，前后机台完成各自工序的速度，要配合得恰到好处。车间一端悬挂着液晶屏，上面跳跃着两排红色数字：第一排是当天要完成的目标产量，第二排是目前工作进度。辅以看板管理。

生产线最基层管理者是线长，他的职责之一是控制人力成本，每当投产一种新产品时，线长会和工程科学部门一起评估：产品需要哪些岗位，每个岗位多少人，每个人的动作时间如何搭配，测量动作会细化到以秒为单位，然后，根据这个标准，看看哪些工段能够组合，能放一个人的地方绝不放两个。

根据组织传播学者凯瑟琳·米勒的概括，古典学派的组织学者——包括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和弗雷德里克·泰勒——都有意无意地以“机器”作为组织的根隐喻。手拿秒表计算工人每一个操作动作的时间，从而发明了“科学管理”的泰勒，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机器型组织”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