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

摘要：在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话语的影响下，不少年轻女性以“娜拉”为楷模，纷纷走出传统家庭，其中的一些闯入了文学创作领域，如庐隐、石评梅和白薇等。这些女性作家不仅通过作品，而且通过生活和事业，贡献出了由女性自己来书写的“娜拉”故事，藉此打破男性作为叙述者的绝对主体性，同时发声于主导性的五四启蒙叙事及其认知权力体制之外。

关键词：启蒙；娜拉；女性作家；性别书写

一

作为五四启蒙话语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及其笔下“娜拉”形象的被译介到中国，在五四前后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早在1925年，茅盾就对此深有感触，他这样论述易卜生的影响：

易卜生和我国近年来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一种非同等闲的关系，六七年前，《新青年》出‘易卜生专号，曾把这位北欧大文学家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等新运动的象征。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总而言之，易卜生在中国是经过一次大吹大擂的介绍的。{1}

而陈望道在1926年也论及这股文艺风潮的影响。{2}的确，在1918年6月《新青年》杂志推出精心设计的“易卜生专号”，刊载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三幕剧以及胡适撰写的《易卜生主义》等文之后，那个“砰的一响”的关大门声极大震动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