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

摘要：由于战争局势影响，在大半年时间之内，穆旦随着学校从北京迁往长沙，又步行至昆明，穿越了半个中国。迁徙行动本身显示了年轻学子们对于国民政府所坚持的“抗战建国”政策意义的体察，而这种像是“经历了几个国度”的迁徙经历也引领了年轻学子们心智的成长，对于穆旦日后的写作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不过，迁徙见闻与底层经验沉埋于穆旦的内心，直到两三年之后才有一次较为集中的勃发。

关键词：穆旦；迁徙；抗战建国

一、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抗战成为了第一要务。教育如何处置呢？1938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规定“战时须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各级教员机关务持镇静，“一切仍以维持正常为其主旨”。4月，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确立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明确提出“抗战建国”同时并举的战时国策。大会宣言称：“盖吾人此次抗战，故在救亡，尤在使建国大业，不致中断……吾人必须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人力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也。”1939年3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大会上，蒋介石的致辞进一步阐释了“战时如平时”的战时教育方针：

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智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我们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这些问题都要由教育界来解决。{1}

从这里不难看出，战争局势之下，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教育的走向及其任务有着非常严肃的考虑。大批学校由平津及东南沿海内迁以继续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即是在此一背景之下进行的。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宣布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设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过，中央研究院后来并未参与，长沙临时大学实际由平津两地三所大学合并而成——南迁长沙，而不是直接迁往离战争更远的大西南地区，可见，当局显然并没有意识到战争局势的变化会那么迅疾。

二、“灵魂记住了”——“南岳之秋”

战争开始了，穆旦随着学校从北京（清华大学）到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又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大半年时间内，穿越了半个中国。

平津学子们的这两次随校迁徙的行动，前一次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是特别清晰，一则时间较短，二则人员分散，在联大校史资料以及个人的回忆录中均是一笔带过。后一次则有《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一类书籍{1}做了详细记载。或如当时参加了这两次迁徙的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1938年毕业于文法学院的李为扬所称，前一次为“个人的行动”，后一次为“集体的行动”。{2}

据称，在前一次迁徙中，穆旦是清华大学护校队员之一，③具体事项已不详，时间则只能笼统记为1937年秋。穆旦后来在《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1940/10/16）中写道：

北大、清华、南开是战争开始后首遭蹂躏的三校。北大和清华的校舍被日人用为马厩和伤兵医院了，而南开大学则全部炸毁。{4}所以在一九三七年秋季，大后方的许多学校仍在安然上课时，平津的学生们却挣扎在虎口里。他们有的留在平津，秘密地做救亡工作；有的，几乎是大部分，则丢下了自己的衣服和书籍，几经饥寒和日人的搜查、威吓、留难，终于流浪到青天白日的旗帜下来了。

由于长沙临时大学校舍不敷分配，学校本部设立在长沙浏阳门外韭菜园一号圣经学校，文学院则设立在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称长沙临时大学南岳分校。1937年11月1日，1937-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第一学期开始上课。这一天后来被作为西南联合大学校庆日。11月19日，南岳分校上课。分校最初有教师19人，学生80余人，后陆续增至教职员30余人，学生约190人，其中外文系学生40余人，包括后来与穆旦有较多交往的王佐良、周珏良、赵瑞蕻、李赋宁等人，穆旦所在宿舍共有4人，后来成为美术史家的王逊是其中之一。教师则包括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冯友兰、叶公超、英籍教师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

南岳是风景优美之地，有白龙潭、水帘洞、祝融峰、王船山归隐处等名胜古迹，但可以设想的是，校址仓促选定，其教学条件是糟糕的，或如联大校史所记载，这里不像是现代大学，而“颇有古代书院的风味”：

分校教学条件极差，既无图书，也缺教材，开学之初，连小黑板也不能满足供应。教授随身带出的参考书不多，有时须到南岳图书馆去寻找必要的资料。讲课时只能凭借原有的讲稿，作些修订补充……夜晚，菜油灯光线暗淡，无法在灯下看书（学生也无书可看），只好在宿舍议论战争局势。有的教授也常去学生宿舍参加讨论、漫谈。师生接触机会较多，关系融洽，在交谈中自然也涉及专业知识、治学方法，因此颇有古代书院的风味。{5}

但南岳也并非绝然就是世外桃源，即便是在上课期间，寂静的山间也会传来日本飞机空袭的警报声——这或许会影响学生对于时局的判断。据称，在一次师生联欢会上，朱自清朗诵了冯友兰的《诗二首》，其中有句：

洛阳文物一尘灰，汴水纷华又草莱。

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

“全体师生都感到凄怆”——朱自清“声音低沉颤动，一字一字地慢慢引长念出来，立刻使大家沉入哀伤里，非常感动”。{6}又有一次，有两个同学决定离校到延安去参加工作，学院举行了欢送会，冯友兰和钱穆都作了发言，冯友兰主张去，钱穆主张安心读书。{1}这些事件对学生应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南岳，来自英国的诗人、理论家威廉·燕卜荪先生写下了长达234行的长诗《南岳之秋（同北平来的流亡大学在一起）》，其中有句：

“灵魂记住了”——这正是

我们教授该做的事，

（灵魂倒不寂寞了，这间宿舍

有四张床，现在两位同事，

他们害怕冬天的进攻，

这个摇篮对感冒倒颇加鼓励。）

课堂上所讲一切题目的内容

都埋在丢在北方的图书馆里，

因此人们奇怪地迷惑了，

为找线索搜求着自己的记忆。

哪些珀伽索斯应该培养，

就看谁中你的心意。

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

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2}

诗歌展现了师生们在南岳时期的生活背景和学习情形。“灵魂记住了”以及“寂寞”、“摇篮”等说法均出自这首长诗开篇所引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的诗歌（这些诗句多半是穆旦这些外文系学生所熟知的）。珀伽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双翼飞马，能腾空飞行，据说，其足蹄踩过的地方会有泉水奔涌而出，诗人饮了就能够获得灵感。燕卜荪用在这里，指的无疑是这所流亡大学里有才华的青年学生。

燕卜荪现在已经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传奇，这自然与那部神奇的《朦胧的七种类型》有关，也更受益于他的中国经历——在战乱的年代来到中国教书，会让中国人产生天然的亲近感。而在赵瑞蕻、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等门徒笔下，其嗜酒、不修边幅（头发乱蓬蓬的）、记忆力超强（没有教材，能整段整段背出莎士比亚《奥赛罗》以及乔叟、斯宾塞等人诗篇），都成为了津津乐道的谈资。燕卜荪离开中国后，赵瑞蕻、杨周翰等门徒都及时撰文评介了其人其诗。③而燕卜荪所讲解的现代诗歌以及阅读上的苛刻训练，更被认为是直接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此等视角的出现差不多已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如周珏良称，当时大家首先接触的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后受燕卜荪教导，“接触到现代派的诗人如叶芝，艾略特，奥登乃至更年轻的狄兰·托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的文论”。{4}王佐良则称燕卜荪的讲课方式“只是阐释词句，就诗论诗，而很少像一些学院派大师那样溯源流，论影响，几乎完全不征引任何第二手的批评见解”。这迫使学生们“不得不集中精力阅读原诗。许多诗很不好懂”，“在那样一位知内情，有慧眼的向导的指引之下，总使我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17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认识”。虽然“对他所讲的不甚了然”，但“对于沉浸于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年轻人，倒是一副对症的良药”，燕卜荪让“正苦于缺乏学习的榜样”的学生们“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在王佐良等人的观点中，穆旦正是这种转变的范例。穆旦诗歌如《五月》，“显出燕卜荪所教的英国现代派诗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中国青年诗人的技巧和语言中去了”{5}。

穆旦这一时期写作量并不算大，但看起来也正在发生转变，在南岳期间，1937年11月，穆旦写下了《野兽》。这首诗后来被穆旦列为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开篇之作——

然而，那是一团猛烈的火焰，

是对死亡蕴积的野性的凶残，

在狂暴的原野和荆棘的山谷里，

像一阵怒涛绞着无边的海浪，

它拧起全身的力。

在黑暗中，随了一声凄厉的号叫，

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的眼睛，

射出那可怕的复仇的光芒。

一首带有玄想意味的、非写实的诗篇，就这样成为了一个新的开始。

三、“救亡呢？还是上学校呢？”

局势的恶化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长沙等中部地区也即将成为中日双方交锋之地。南岳分校不得不结束，穆旦也不得不再一次随学校经历集体式的迁徙：从长沙迁往昆明——朝离战争更远的内地迁徙。

前途漫漫，人心惶惶。时为长沙临时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钱能欣在稍后写下的《西南三千五百里——从长沙到昆明》一书中写道：“在长沙市上所发现的是无数的汽车，无数的避难者，各色各样，一批一批，从公路从铁道上退下来，他们带着新的感觉，新的知识，有强烈的刺激性，如急性流行症般的立刻在这个内地的重镇上展开了威力。于是，长沙也振作起来了。装置高射炮，建筑防空壕；公共场所，十字路口，画起醒目的抗战图画；每天有名人讲演，电影院充作大讲堂，唯生也好，唯物也好，听众总是济济一堂”。{1}临时大学校园之内呢？自然也是颇不宁静，当事人后来有不少追忆文字，这里还是从穆旦本人的《抗战以来的西南联大》一文来看当时的景况：

这一时期教授少，书籍仪器等几乎没有，个人生活也大都无办法，有的同学甚至每日吃一角钱的番薯度日！然而大家却一致地焦虑着时局。校中有时事座谈会、讲演会等，每次都有人满之患。南京陷落后，大局危在旦夕，长沙的情形也非常不安，即是肯用功的同学也觉无法安心读书了，又加以“投笔从戎”的浪潮汹涌全国，于是长沙临大中乃有大批同学出走。其中有入交辎学校的，有入军校的，有的则结成小组，到山西陕西汉口等地参加各种工作团及军队，再没有人梦想着大学毕业了。这是学校进程中一个比较暗淡的时期；而就在这时期中，学校当局决定了迁往云南。

人们把工作和读书看为两回事。所以“救亡呢？还是上学校呢？”的问题就成了“在长沙呢？还是到云南去？”当时在长沙是容易加入救亡工作的，所以学生自治会反对学校迁移，并派了代表到教育部请愿；当地的报纸也都一直攻击，认为大学生不该逃避云云。是时有很多同学犹豫不决，恰好学校当局请了两位名人来讲演，一位是省主席张治中先生，他是反对迁移的；另一位是陈诚将军。他给同学们痛快淋漓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同时征引了郭沫若周恩来陈独秀等对于青年责任的意见。而他的结论是：学校应当迁移。我这里得说，以后会有很多同学愿随学校赴云南者，陈诚将军是给了很大影响的。

此篇署名“查良铮”的文章属穆旦的佚作，{2}“学校进程中一个比较暗淡的时期”等说法更贴近于历史现场，但并不见于后出的各种联大校史资料。文章提到了两位来校演讲的名人，一位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1938年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第43次会议做出了将学校迁往昆明的决议，两天前，也就是1月18日上午，张治中来校演讲，据时为化学系二年级学生董奋当日日记，“题目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张治中明确表明了不赞成搬迁的态度，“我们不否认战场上的失利，然而为了国家的荣存，我们应当死中求生。我们已经过了许多年的不生不死，以至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的下去了”。他还谈到“预备把高中以上的学校都停办，连教师带学生我可以招集五万人，然后全送到乡下，使这一般的知识分子领导起全湘的人民来”。

张治中讲演完毕后，接着是干事会招集大会讨论搬家问题，但可能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据董奋所记，张治中的讲演一度加深了学生反对迁徙的力度，19日，“彷徨派多极了”，“读书”与“救国”这两条路，“我们一点不知道我们该怎样走对”。28日，同学们开座谈会，不赞成学校搬家，理由多达七点，并进行了签名，到31日，签名反对搬家的学生人数超过了二分之一。不过，签名归签名，迁徙工作也在有序地布置之中，董奋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同学们对于赴滇津贴太少的怨气。{1}

陈诚将军据说是原北大校长、联大三位常委之一的蒋梦麟先生邀来说服学生的，陈诚时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来学校应该也是1938年1-2月间。据称，陈诚在讲演中认为：“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但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2}

陈诚的观点与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政策总体上是相符的。陈诚当时的教育观点，可见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38年印行的《抗战建国与青年责任》等书，其中谈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国家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植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之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绝续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他还举古希腊历史上的著名例子劝诱学生，即“希腊的大科学家亚基美得（按，今通译为阿基米德），一面沉着的在实验室继续做‘比重的试验，一面愤怒的大骂罗马军的野蛮，我们就要有亚氏这一种死守不屈的精神”。还提出了“至为殷切”的三点期待：“要认清责任，坚定意志，安心向学，安定后方”，“要潜心研究，精益求精，切实从事科学救国”，“要励志修养，澄清社会，襄成抗战建国的伟业”。③

陈诚将军的讲演给了学生更大的影响，实际上也可以说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们意识到了国民政府所坚持的“抗战建国”政策的意义。

四、“行年二十，步行三千”

很显然，比之前一次近乎逃难式的迁徙，这一次的形势似乎更为严峻。学校方面的布置更为细致，也相当严肃。1938年1月27日，联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决议：

1．本校迁移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作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惟女生及体弱经医生证明不能步行者得乘车舟。

2．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概由学校担任，其经学校允许乘舟车者学校仍予以川资津贴廿元。

3．步行时概适用行军组织。

4．步行学生到昆明后，所缴报告成绩特佳者，学校予以奖励。

……

2月10日，学校公布“准予赴滇就学学生名单”，总计878人。长沙临时大学当时的学生总数为1716人，赴滇人数约占51%。同时公布的还有“应行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学生名单”，即从长沙步行至昆明的学生名单，全部为男生，共计284人，约占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不过，具体数目是有所出入的。{4}

此次学校的大规模迁徙，大致有三条路线，即步行路线、海路和乘车路线。海道的大致路线为：长沙→广州→香港→河口→昆明，为师生合编，学生占绝大多数，实际人数有数百人。乘车路线也称陆路，大致路线为：长沙→桂林→南宁→越南→昆明，人员为10余名教师。

最受人瞩目的自然是步行团——它有一个听起来很美妙的名字，“湘黔滇旅行团”。学校决定，为照顾学生体力起见，凡是可以用车船代步的地段，尽量利用交通工具。为了保证步行途中的安全，有组织地实行军事管理，国民党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了旅行团团长。包括闻一多、曾昭伦、黄钰生等在内的11位教师组成辅导团。旅行团学生一律穿土黄色军装，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黑棉大衣、雨伞。旅行团按照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分两个大队，每个大队分3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3个小队，共18个小队。穆旦被分入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该队共有15人，包括刘金旭（队长）、王乃樑（副队长）、王宗炯、陆智常、蔡孝敏等人。

旅行团的大致路线为：长沙→益阳→常德→芷江→晃县（新晃）→贵阳→永宁→平彝→昆明。2月19人晚8时，步行团出发，4月28日抵达昆明，共计68天，除车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时间为40天，总共行进1663.6公里，实际步行1300多公里，平均每天行进32.5公里，最多的日子达到40~50公里。

对于今天的年轻学子而言，这等“旅行”经历是万难想象的。如此长距离的迁徙，称其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次长征”实不为过——时为长沙临时大学电机系一年级学生高小方的说法则更有青春激情，那就是“行年二十，步行三千”。{1}

对当时的学生而言，自然也有分途，“但凡经济上有一点办法的同学都不愿意参加旅行团”。但很多学生从北方赶往长沙，已是身无分文，学校组织旅行团去昆明，“这对经济情况困难由战区来长沙的同学真是一件绝好的举措”{2}。对于亲身经历了长途旅行的、“年纪轻轻的”学子而言，倒也并非畏途，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这篇当时最早全面报道此次旅行的文章中写道：

行军的开始，的确我们都曾感到旅行的困难。腿的酸痛，脚板上磨起的一个个水泡，诸如此类，实在令人有“远莫致之”的感觉。而且那时候行军队伍是两列纵队，一个人须提防踩着前面那个人的脚后跟，又须提防后面的人踩着自己，两只眼睛脱离不开那狭长的队伍，只好暗地叫苦而已。但后来，自从我们的团长宣布“只不准超前，落伍者听便”的命令之后，好些人都像是得到了解脱似的。一到大休息地（大休息地是每天中餐打尖的地方，约为每日行程的三分之二），就懒散了下来，让一群“孔武有力”的朋友们尽管大踏步地先走，而自己却邀了几个同伴，在后面开始“游击”（我们的团体里，落伍就叫做“打游击”）……

奇怪的是到了第十天之后，哪怕是最差劲的人，也能丝毫不费力地走四五十里，而且哪怕一“游击”就成了零碎的一群，而每天一到晚餐的菜蔬由厨房领了来的时候，不用清查，吃饭的始终少不了一个。脚板皮老了，即使赤着脚穿上粗糙的草鞋，担保不会再磨起水泡，脚也再不会感觉到疼痛。头和手添上一层黝黑的皮肤，加上微微的黑须，更显示出我们的壮健。的确我们全是年纪轻轻的。③

而在林蒲（林振述）的《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二则》{4}这篇当时最早发表的关于旅行的文章之中，开篇即写道：“帆行湘江上，若坠入梦中。”一句“若坠入梦中”涵括了踏入旅途的年轻学子最为直观的感受：就像坠入梦境一样，踏上的是一种与大学校园生活迥异的路途。从各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看，沿途他们曾受到热情的接待{5}，沿途的美景，如黄果树大瀑布等，也让大家赏心悦目。但差异是全方面的，语言{6}、身份{7}、风俗{1}、性别{2}诸多层面都有体现，也有不少自然或人为的险阻③。在心境单纯的年轻学子眼里，整段旅行，真像是“经历了几个国度”，或如向长清在《横过湘黔滇的旅行》中的感慨：

自从进了贵州，我又像到了另一个国度。濛濛的雨，濯濯的岩山，红白的罂粟花，瘦弱的灵魂，是一切永远不会使你忘掉的特色。

谁知道什么年代起这地方的人就变成了这样的苍白、孱弱和瘦削？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我仿佛觉得是一条蛇或者一只猛虎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

……

三千多里是走完了，在我的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此外我没有得到一些什么更多的东西。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汉！乡村中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4}

同样有着从东部内迁西部经历的李广田曾将沿途所见所闻称之为一种处于现代文明之外的“圈外生活”，“这一段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5}李广田后来也成为了西南联大的教师。这里的所谓“圈外生活”发现，也可说是联大师生迁徙经验之一种。

五、迁徙中的穆旦

在这样一次长距离的迁徙过程中，穆旦看到了什么呢？现实又是如何在他的诗歌中呈现的呢？

穆旦少有散文一类文体的写作，这一次，也并未对“三千里步行”进行专门的文字记载。实际上，他可能也并未将迁徙见闻即时地化为写作。1938、1939两年，作品不多，也都无关乎迁徙。最早的呈现，是1940年10月重庆版《大公报》所发表的两首副题明确标为《三千里步行》的诗歌，《出发》和《原野上走路》。穆旦的绝大部分诗歌均署置了写作时间，可以用来系年。系年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方法，它所强调的是作家写作与外在社会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写作，既可见出作者的心志，也可见出时代的风貌。但这两首并没有署置时间。不过，从穆旦1940年诗歌发表情况来看，此前《大公报》已刊发了他的数首诗歌，这表明他已有了一定的发表渠道，据此推断，两首诗歌很可能就是1940年中段所写——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

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

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

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

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

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

在一个节目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在沅江上，

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

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扎根！

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

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

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河水两旁。

——《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

我们泳进了蓝色的海，橙黄的海，棕赤的海……

Ｏ!我们看见透明的大海拥抱着中国，

一面玻璃圆镜对着鲜艳的水果；

一个半弧形的甘美的皮肤上憩息着村庄，

转动在阳光里，转动在一队蚂蚁的脚下，

到处他们走着，倾听着春天激动的歌唱！

听！他们的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

（这从未有过的清新的声音说些什么呢？）

O!我们说不出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年青）

在我们的血里流泻着不尽的欢畅。

……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而辽远呵……

——《原野——三千里步行之二》

诗歌写下了一种欢快、悠远而又不乏滞重的感受——“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这种充满主观评判意味的写法在穆旦后来的写作中多有出现，但在这些载记“三千里步行”的诗篇里，还是让位于一种纯洁的青春激情，“听！他们的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何其“欢畅”啊！而诗歌中的沅江、军山铺、太子庙、石门桥、桃源、郑家驿、毛家溪等等，均为沿途所经过的湖南地名和河流之名，这样一个穆旦，“像古代的杜甫李白一样数述着中国的地名，入微地感受着中国每一个地点复杂而深厚的意义”。{1}

据说，在旅行途中，穆旦常与闻一多先生伴行，谈论诗歌。{2}不过，相较于这一充满文学意味的行为及具体的诗歌写作，同学们似乎更愿意提及他在迁徙途中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举措：查良铮“于参加旅行团之前，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完全撕光。此种苦学精神，堪为青年楷模”。③此一故事似乎还曾在校园内流传，这里所引述的是穆旦南开中学时期的同学并与其分在同一个分队的蔡孝敏的观点，1939年才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杜运燮在回忆中也谈到类似的细节。

与穆旦同在一个分队的洪朝生也在追忆中提到查良铮：“我们一般是早餐后列队出发，但走不多远队伍就散开了，三五成群各按自己的速度前进。如果中午有开水站，或遇到小河边，大家会自然地会聚一下，但也不再重新排队行进。腿快的，如蔡孝敏等，常常下午两三点钟就到了宿营地，其他人陆陆续续到达，查良铮则常要到人家晚飨时才独自一人来到。”{4}

“背字典”的举措固然生动，但它所昭示的不过是一个融合在集体洪流之中的好学的年轻学子而已。“独自一人来到”的形象或可彰显某种独特性，但其真正内因现已无从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倒也不妨说它与此一时期穆旦的诗人形象正相符，据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杜运燮称，当时“绝大多数同学只知道他叫查良铮”，而不知“穆旦”之名。{5}若此，那大致可以说，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诗人丰富的生命状态开始逐渐呈现——迁徙途中的那些见闻，也一直沉埋于穆旦的内心，两三年之后方才有一次较为集中的勃发。

【责任编辑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