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从2004年10月至2016年12月,十余年间诞生的各式“穆旦传”计有四种。①对比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穆旦的传记虽不以数量取胜,但就其写作实绩来看却在穆旦研究史和现代作家传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穆旦传”的现状及相关内容出发,探究其意义和价值正与此有关。

一

“穆旦传”的出现首先是穆旦研究深入的结果。尽管,穆旦诗歌创作在20世纪40年代就受到关注,王佐良、默弓(陈敬容)、唐湜在当时都曾撰文评述过他的诗歌创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穆旦研究的真正开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1980年代初期“九叶诗派”的提法与创作越来越为研究界所熟知,穆旦的诗歌创作也逐渐开始受到关注。以1987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和1988年5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穆旦学术研讨会”为标志,穆旦这位尘封已久的诗人无论从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研究队伍构成上都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一批青年研究者如李怡、吴晓东等都曾撰写过专门研究穆旦的论文并发表在业内公认的学术刊物上。1990年代以后的穆旦研究除了数量增多、研究角度新意迭出之外,《穆旦诗全集》(1996)、《蛇的诱惑》(1997)等作品集的出版,以及纪念性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1997)等的出现,都使穆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态势。至2006年4月,“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穆旦的亲友、多位国内著名诗人和众多穆旦研究者参会研讨,加之此前8卷本的《穆旦译文集》(2005年10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卷本的《穆旦诗文集》也于同期推出,使穆旦研究的文献基础初步得到较为完整的“确立”,穆旦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与穆旦创作研究及作品分析不断纵深发展的态势相比,穆旦的生平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本文所言的“穆旦传”为例,在2004年10月陈伯良《穆旦传》出现之前,关于穆旦的生平研究一般仅限于诗人简介、作家小传的层次,这种状态对于那些渴望通过全面了解穆旦生平进而把握其创作的读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陈伯良《穆旦传》的出版弥补了这一空白。《穆旦传》从资料搜集、撰写初稿到完成,前后共历十余载[1]。《穆旦传》在出版后一度达到供不应求的地步——“鉴于此书在2004年10月初版仅印行2 000册,且多数供应本地和作为内部交流,当有关此书的评论、介绍文章在上海《文汇报》、香港《大公报》、杭州《联谊报》等报刊上发表以后,全国各地读者纷纷来信,认为印得太少,较普遍地反映买不到书。为此,特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以及新发现的资料,重新作了若干修订,并增补部分新的图片和文字内容,以期能正确也更形象地显示穆旦毕生对我国文学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高尚品德、杰出才华与坎坷历程”[2]。陈伯良在《穆旦传》再版后记中的这段话,不仅道出第一部“穆旦传”受欢迎的程度,而且也间接道出了第一部“穆旦传”出版的意义和价值。

在陈伯良《穆旦传》出版八年后,青年学者易彬的《穆旦评传》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之一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穆旦传”书写走向成熟。易彬长期致力于穆旦研究,在穆旦研究及相关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除颇有见地与水准的、关于穆旦研究的单篇论文持续发表外,易彬曾于2010年年底同时推出了自己多年来穆旦研究的两部力作《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和《穆旦年谱》。《穆旦评传》是在上述“前期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其水准自是想见一斑。纵观易彬的《穆旦评传》,其扎实的学识和基本功,长期从事穆旦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的经验,都在该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穆旦评传》共计456千字,采用传统的传记形式,全面而详实地记录了穆旦的一生。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长期研究及对传主的深刻理解,《穆旦评传》史论结合,在拨开尘封往事的过程中刻画了穆旦的品质、突出了穆旦在诗歌创作和文化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和应当占据的位置。《穆旦评传》的出现,不仅是穆旦研究的重要收获,而且“穆旦传”书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易彬的《穆旦评传》相比,王宏印于2016年在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呈现了穆旦研究和“穆旦传”书写上的“再深入”趋势。王宏印教授于2000年调入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凭借外语上的优势和与穆旦先后工作同一单位的资源优势,早于2004年,王宏印就出版有《穆旦诗英译与解析》一书。《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从写作、立项再到出版,前后历经十余载,其内容主要包括“正传”、诗人创作研究、翻译家作品研究三个主要部分以及诗论家研究、“穆旦诗:自译、他译及双语写作”两个次要部分。该传最为突出之处就是对穆旦的翻译工作及其贡献进行了详实而中肯的评价。此外,诗论家研究、“穆旦诗:自译、他译及双语写作”以及“附录”部分的“穆旦新诗意象小辞典”也颇具新意。值得补充的是,王宏印不仅是一位翻译家、外语研究者,还是一位诗人,他在传记中不仅融入了他写的关于穆旦的诗,而且还融入了诗性笔法,这一写作特点使其传记常常显露出抒情性的特质,并以此实现了对以往研究过程中较为薄弱部分的生动而丰富的填充。

从“穆旦传”的写作及发展情况可知:“穆旦传”是穆旦研究深入的结果,同时又可以作为研究深入的一部分印证这一趋势本身。迄今为止诞生的“穆旦传”虽数量不多,但其本身也呈现出持续深入的态势。无论对于穆旦研究还是穆旦的传记书写,现有“穆旦传”的意义都是多重的,而且,一旦我们将目光转向现代作家传记书写,“穆旦传”又会在现代作家传记方面上产生其特有的价值。

二

现代作家传记发展至今已近有百年历史,从早期自传盛行到“他传”的发展,现代作家传记在不断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诞生了许多优秀的传记文本。就写作时间上看,“穆旦传”诞生于现代作家传记的繁荣期,这一阶段(可从进入21世纪之后算起)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主要特征是数量激增、形式多样、类型多样,并在部分作家身上出现了消费性的传记书写。结合这样的背景,我们至少应当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肯定“穆旦传”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提供的经验。

第一,就类型和品格上,现有的“穆旦传”都是学术式的传记,而非消费式的传记,其学术价值高、参考价值大,既实现了传记一般意义上的功能如“人性的纪念”“人生的示范”和“认知的快乐”[3](P191-228),同时又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穆旦虽不似徐志摩、林徽因、萧红、张爱玲等拥有传奇人生、复杂爱情故事的现代作家,进而由此产生“消费性的传记”,但这不能证明“穆旦传”的书写就一定具有学术价值直至保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现有的“穆旦传”从最初的材料搜集到最终的写作都是前后历经十余载才最终完成的,其写作态度之认真、材料准备之完备、学术规范意识之自觉,都保证了“穆旦传”的品位。“穆旦传”不仅是穆旦研究、了解穆旦重要的参考文献,而且其本身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跻身于现代作家传记之林。

第二,“穆旦传”为现代作家传记写作提供了许多有效的经验,而这一点在具体展开时贯穿传记写作的诸多环节。翻阅易彬的《穆旦评传》,在材料搜集和使用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对穆旦档案的援引和使用。记忆中,此前在文集整理、出版和研究中收入档案内容较有影响的是郭晓惠等编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和陈徒手的《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而在传记写作中大规模引用档案资料似乎并不多见。就方法论而言,引入档案资料也许并不新鲜,但它无疑反映了写作者在资料搜集方面下的功夫,而传记本身的真实性、可信度也由此得以大幅度的提升。通过档案的发现与征引,《穆旦评传》既还原了大量史实,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时代的侧影,又生动真实地揭示了特定语境下穆旦的心态和一个真实的诗人与翻译家。至于由此加以引申,势必会带出如何做好传记写作之前的准备工作的话题——对比那些取一点因由便肆意虚构、想象的传记来说,作传者扎实而严谨的态度显然更值得传记工作者反思。同样地,正是因为全面占有资料,才会完成传记写作中合理的想象与虚构,在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解释争议甚或“悬案”的同时提升传记的艺术价值和可读性。

与上述内容相比,“穆旦传”在具体写法上也有很多值得借鉴之处。“穆旦传”虽只有数本,但形态各异,包括标准传记、评述性传记和专题式传记。对于评述性传记即易彬的《穆旦评传》而言,其在“后记”中所言的,“这依然是一本令人无法轻松的书。最大的问题是书中没有‘故事’——全不是‘讲故事’的写法。症结呢,多半还是对于材料的审慎处理使然,多是史家笔法,秉持的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原则,而少有文学式的虚构与渲染”[4]。由著者本人讲述写作心得自是令人信服,不过,若将笔法当作“问题”似乎也并不必要。相反地,如果我们强调这是一本“评传”,那么,“史家笔法”及其秉持的“原则”倒是十分必要的。至于以此对照以往现代作家传记在具体呈现过程中“传”与“评传”往往无甚区别的现象,《穆旦评传》的具体写法正是符合了传记的具体类别划分和应有之义。与易彬的《穆旦评传》相比,王宏印的《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主要是从一开篇就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一本评传,在书名上就出现了作家的笔名和本名,笔者看来,是因为在著者的心中,始终在一个作家身上有两个同等重要的身份,此即为诗人之穆旦和翻译家之查良铮。王宏印以“正传”加“分类研究、评述”的形式,既讲述了诗人翻译家的一生,又分析了他作为诗人、翻译家所取得的成就,使这本书以特有的形式呈现了评传的内涵,这种全方位、多角度的实践方式对于学术性传记的写作提供了可以借鉴、参考的经验。

三

如果将“穆旦传”之“传记”视野扩大,那么,易彬的《穆旦年谱》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算作“穆旦传”的范畴。将“年谱”作为“传记”之一种,曾为一些传记研究者所接受,但从其所举范例的情况来看,这种划分更适用于中国古代传记的分类方式。“年谱编者一般不发表议论、不表露感情,不对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现代传记所要求的描述传主个性、对传主进行解释是传统年谱无法胜任的目标。”[3](P240-241)从杨正润《现代传记学》中这段论述可以引申:“年谱”究竟可否作为传记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与其穷究于概念,不如结合具体的文本实践来分析年谱的写作实际,这恐怕是探讨现代作家传记时,“年谱”应当何去何从的重要依据。年谱虽没有传记生动,但其提供的信息可能会远胜于传记;年谱竭力回避传记中主观想象、自由发挥的部分,其史料价值往往由于自身更高的历史要求而高于传记,这显然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既要重视某一作家的传记,同时又要重视同一作家年谱的重要原因。

笔者是结合《穆旦年谱》的写作实际和《穆旦年谱》《穆旦评传》出自同一著者之手的前提下,言及《穆旦年谱》和“穆旦传”的关系。易彬先出《穆旦年谱》,后出《穆旦评传》,从前文引用他在写作《穆旦评传》所得“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年谱”与“传记”的关系。事实上,在笔者看来,每一本优秀的传记都会在其准备阶段有个“年谱”的过程,而许多著者既著有同一作家的传记,又著有同一作家的年谱正说明了两者的密切关联(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良的两种《穆旦传》和王宏印的《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也都在书后附有“穆旦年表”或“穆旦年谱”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易彬将自己所著的“穆旦传”称之为“评传”是恰如其分的。具体至文本,《穆旦年谱》不是孤立的进行谱主年月日式的条目罗列,在更多情况下,易彬是将所搜资料、访谈内容等穿插于年谱的叙述之中,并以加“按语”、字体变化以及页下注释的方式使此年谱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围绕《穆旦年谱》与“穆旦传”之间关系的问题当然可以继续探讨下去,不过在见仁见智之余,笔者只想以“补充”的方式说明年谱和传记在整体“穆旦传”写作和使用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而探究两者关系显然对于未来“穆旦传”的写作和研究也有相当程度上的必要性。总之,随穆旦研究不断深入而产生的“穆旦传”不仅丰富了穆旦研究本身,而且也在整体上丰富了现代作家传记写作。鉴于穆旦的研究现状和以往立传的经验,我们可以确定短期内很难诞生更有价值的“穆旦传”,但不断通过修订完善现有的“穆旦传”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穆旦传”应当在不断实践、版本修订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经典”或至少是“典型化”,并以此为穆旦研究提供新的资料与角度。这是“穆旦传”的使命,同时也是“穆旦传”可以独立成为研究对象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 四种“穆旦传”按出版时间,依次包括陈伯良著《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陈伯良著《穆旦传》,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易彬著《穆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王宏印著《诗人翻译家穆旦(查良铮)评传》,商务印书馆,2016年12月第1版。其中,陈伯良于2006年出版的《穆旦传》实为2004年版《穆旦传》的“再版(修订本)”,见陈伯良:《穆旦传》“再版(修订本)后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1]陈伯良.穆旦传(初版后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258.

[2]陈伯良.穆旦传(再版(修订本)后记)[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259.

[3]杨正润.现代传记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1-228.

[4]易彬.穆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