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波

在梁启超一生庞大的著述计划中，撰写一部规制宏大的《中国通史》是其最为在意之事。他在致女儿令娴的信中，谈到了未能完成《中国通史》的遗憾：“思永说我的《中国史》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的一笔大账，我若不把他做成，真是对国民不住，对自己不住了。也许是最近期间内，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逼着埋头三两年，专做这种事业，亦未可知，我是无可无不可，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梁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P598)梁氏这封家书的写作时间是1927年3月10日，事实上，早在1902年，梁氏就有了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顾自审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无术可以尽国民责任于万一。兹事虽小，亦安得已。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P19)

梁在1901年前后已经写出了一小部分相关文字，这从梁氏《中国史叙论》的行文中可以推测。梁氏的《中国史叙论》就是其计划编纂中的《中国通史》的“叙论”部分：“去岁以来，先生颇有志于史学，所以去年有《中国史叙论》一文。今年又为《新史学》一篇，这两篇文章便是先生著《中国通史》的准备和根据。《新史学》里面的主张多采用西学新说，加以先生的识见超卓，所以这篇文章对于整理中国旧史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