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春秋时期，有两次公布成文法。一是郑国的子产，一是晋国的赵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铸刑鼎”，即把法律规定铸到鼎上公之于众，改变此前的不成文状态，其性质就相当于今日发布法律文本，以利于民间掌握法律内容，便于遵守。对于这两次铸刑鼎，赞扬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后者包括孔子、叔向、史墨等人。当今的史学著作，多对铸刑鼎高度肯定，认为是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并抨击反对者保守落后，不谙历史大势。学术造诣深厚的瞿同祖先生，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批评铸刑鼎以前的“秘密法律”，认为叔向他们是为了维护贵族的特权而反对刑律公开。

笔者很早就对此有一个直觉上的疑惑：反对铸刑鼎的这些人，个个都是重量级的贤达，其人品操守广受赞誉。如果铸刑鼎真是好事，为何反对者都是正人君子？再看看子产对叔向的回应，声称自己考虑不了子孙后代的长远问题，铸刑鼎是“救世”之作，这种以“应急”为理由的回答明显底气不足。所以，反思铸刑鼎的得失利弊，澄清其中的疑点，对当今的制度建设不无裨益。撇开说子产和赵鞅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叔向和孔子代表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或者革新与保守的争论、法治和人治的争论等等“政治正确”的框架，从行为管理的角度分析铸刑鼎的功过，对今日的管理学及管理实践还是有一些意义的。

管理离不开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势必会碰到古代铸刑鼎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