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平

摘 要：刘以鬯在小说《酒徒》中借主人公之口阐述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看法，并通过其经历展现1950～1960年代的香港文化生态、以及大陆南下作家的挣扎、适应与调整。主人公强调“严肃文学”的文学观，自觉将“五四”作为所有讨论的起点，他对于“复古派”的警惕、对于“通俗文学”的抗拒都与香港文化现实紧密相连；同时，他曾尝试面向电影的跨界书写，并生发出一脉相承的“严肃电影”的观点。

关键词：刘以鬯；香港文学；严肃文学；香港电影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6-0121-05

让我们赤手空拳，直接进入这个1962年的香港故事：《酒徒》。

“酒徒”刘先生首先是一名作家，他“从14岁开始从事严肃的文艺工作，编过纯文学副刊，编过文艺丛书，又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来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但这些都是他昔日在上海与重庆的美好往事，是他时时发作的风湿病一般的“潮湿记忆”。他有着很好的中外文学素养，对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有着自己成熟的看法，然而南下香港的他，发现在这个极端的商品社会里“卖文等于妓女卖笑，必须取悦于顾客，否则就赚不到钱”，①他只得将自己二三十年来的努力全部放弃，为报刊撰写色情小说谋生。香港的文化生态不同于内地，小说中的刘先生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是这种清醒的认识，使得身在其中的他开始了适应与自我调整之旅。而这种适应与调整的方式，在其文学认知脉络中，无疑是“堕落”的方式。这一认知让他痛苦、让他对香港文化现实充满了愤怒，也使得“现实”成为“理想”的对立面，他在“现实”中左冲右突、挣扎求生，却背离“理想”，并越行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