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新勇

一

语言是隐喻性的，是带有强制规范性的隐喻。当我们以一定的语言去思考、去表述、去再现一定的现象时，很可能已经在无意间对此现象施加了语言的暴力，其结果往往可能是，我们在试图用语言接近这些现象时，却在远离着它们，并且在这种远离中使自己成为了语言的书写。因此，我们对语言的隐喻性表述要有充分的警觉。同理，当我们使用“边缘”、“主流”这类词语时，一定要注意，它们只是相对的，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表述的方便而采用的不无武断性的模糊的指称。无论是“主流”还是“边缘”，都没有绝对的固定对应物，随着时空的转移、语境的变化，主流和边缘的界限也会随之变动。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坠入僵硬的二元对立思维结构的陷阱中，造成在寻求文化的多元性、为受抑制的边缘文化呼喊时，走向僵硬而虚假的多元性，导致中国、中国文化的巴尔干化。为此本文将从“少数民族”概念出发，重点围绕“西部文学”这一概念，对文化边缘的“边缘错综性”这一主题做些分析。

少数民族是“相对而言”的一种指认和划分，这个笼统的集合性名词，囊括了大大小小的中国的所有非汉的民族。以此观之，如果失去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这一对照体，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就悬空了；反之，汉族的确立，又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八十年代结束的民族识别有重要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确定，为汉族的身份提供了他者性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