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娃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小说叫《渡江》，由此引起了我母亲菊红的不满。

菊红，也就是《渡江》中的女主人公。她很认真地看了《渡江》（岂止是看，简直就是用显微镜在研究），打电话给我说：“看你把张子腾伯伯写成什么了？朱金枝阿姨看了不生气啊？！再说了，我就是怕你胡说八道，不尊重历史事实。你看！你把很多人都没有写进去，连二姐菊香都被你弄丢了，还有舅舅呢？……”

我生气地说：“跟你说一百遍了，这是小说！小说是可以虚构的。”

“小说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了不起，也不能让我那些南下来的同志们不高兴。”

郁闷啊！

我不和菊红争论了，我下决心不再和她争论。其一，她是我妈。其二，我从小就怕她。当然啦，现在我还是怕她。准确地说，我是十万分地尊重她，她丰厚而伟大的经历和惨烈的灾难如同一座空前绝后的巨大丰碑，我的一生都在这光芒万丈的丰碑面前黯然失色。

我决定读好菊红这部大书，听菊红的话，照菊红的指示办事。

这时候我女儿万芊回来了，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趴在电脑前看我没写完的小说。

“妈妈你这是什么话呀？”她说。

“没办法。这是‘文革式语言。保留在小说叙述者身上，那就是历史的真实痕迹。”

“‘文革的时候你不是还很小吗？”

“是啊！但是那种氛围或者说是文化对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渗透，是丝丝入扣的。”

我夸张地表演我在“文革”期间读小学时的课间操给万芊看：

“对准美帝——杀！（朝左前方做刺杀状）

“对准苏修——杀！（朝右前方做刺杀状）

“对准各国反动派——杀杀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