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巍

走进书店，站在机场，甚至坐在课堂，似乎处处都在传送着各种“成功学”的故事和秘籍。不过，只要稍多一些常识，就会发现那些漏洞百出的选择性阐释，多半只有不着四六的价值。

我承认“成功”确实重要，我们从小到大，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成果可能就是渴望成功，学会“努力”。 它既是人生的预设，又是实践的逻辑。尽管在一条通向泥泞的小道上，真正成功的人不可能太多，但我们还是怀揣信念，披肝沥胆，准备着在一次次较量、竞赛中成为那个所谓的成功者。

然而，一个关键的技术性问题是，按照社会科学中定量研究的习惯，人们并没有在所谓成功的操作性定义上达成共识，也就无法精确测量出何谓“成功”。但几十年的生活体验好像又在告诉我们，无论在学术界有没有成功的可靠定义，现实中的“成功”已经执着地倾向于，爱情就是“宝马里的哭声”，家庭就是“Big house”，生活就是“有背景、能摆平”，事业就是“财大气粗、官大压人”。渐渐地，我们分不清“个人—家庭—组织”的个性和差异，大家只恪守一个信念，信奉一套原则，成功就只能等于“权力、名气、财富”！

我很喜欢“管理是管理者的生活”这句信手拈来的妙语。但当越来越多组织管理者连同组织的各种参与者，只看重当下最流行的成功学教条，依靠“权钱交易—编织社会网络—营造社会资本”，通过“偷工减料、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竭泽而渔—创造‘事业奇迹—忝列富豪排行”的时候，我们能否确信自己正在迈向一个“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