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变庭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略论“荆公新学”之“新”

吕变庭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宋学张扬士大夫的独立个性与 《孟子》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升格运动密切相关，而王安石变法则标志着 《孟子》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开始受到皇帝和多数士大夫的敬慕与青睐。特别是王安石把他的理论重心置于对时政问题的把握和审视，以经学推动变法，凸显了 “荆公新学”的致用特征。于是，《三经新义》就成为其 “托古”思维与施行 “少年新进”策略两者之间互动的时代产物。

王安石；孟子；新学

王安石被封为荆国公，因此，他的学说就叫“荆公新学”。然而，王安石的学说为什么叫 “新学”？他的学说“新”在何处？对这些问题学界虽有不少成果，但多囿于《三经新义》的解读和发挥，故有将“荆公新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去加以审视的必要。实际上，“荆公新学”之“新”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将《孟子》纳入考试体系；颁“新义”于学官；去旧用新，以少壮取代耆老。对此，笔者仅从宋学的角度略作阐释，不足之处，望同道批评指正。

一、将《孟子》纳入考试体系

北宋初建，从宋太祖至宋仁宗，《论语》被确定为讲筵的核心内容，而《孟子》却不在讲筵之列。如“真宗在东宫，尝命（张耆）授以《论语》。 ”［1］（P9711）又“乾兴元年（1022），宋仁宗御崇政殿西閤讲筵，命侍讲孙奭、冯元讲《论语》”［2］（P177）与此同时，宋初的科举考试科目，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后改开宝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