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翼，周发明,2

2007年以来，价格波动成为我国生猪业发展中的突出现象，短短几年内，生猪价格先后经历了暴涨、暴跌及再度上涨。2007年4月至2008年4月，生猪价格一路攀升，从9.02元/kg涨至16.87元/kg，达到1985年以来生猪价格的历史最高点。随后，生猪价格迅速转入下行周期，2010年4月生猪价格仅为9.53元/kg，而后生猪价格又进入新一轮恢复性增长。受消费通胀的影响，2011年生猪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阶段。生猪价格的剧烈波动，不仅严重影响了生猪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市场稳定，制约了生猪产业的发展，同时也给我国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为了稳定生猪价格，促进生猪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家于2007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政府出台的调控政策，学术界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政策效果的评价，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本文将从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和效果等方面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以期为今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些许启示。

1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

1985年开始，我国放开了生猪及猪肉价格，生猪市场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的价格管理体制。从此生猪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同时，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生猪价格呈现上涨的总体趋势。2000-2011年间，我国生猪价格由5.94元/kg涨至16.88元/kg，年均增长率达到14.02%。其中，生猪价格较上年下降的有4年，分别是2002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下降的平均幅度为11.66%，最大降幅为24.37%。

粮食价格下跌和国际生猪价格持续走低是2002年生猪价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经历了2004年生猪价格的大幅上涨之后，2005年生猪价格理性回归。2004年上半年我国部分地区爆发禽流感导致禽肉消费减少，猪肉消费增加，生猪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禽流感过后，猪肉消费逐步减少，生猪价格出现下降。2006年上半年生猪存栏减少，出栏增多，猪肉产量增加引起生猪价格下降。由于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猪价一路走高，养殖户纷纷补栏，导致生猪市场供给过多，最终引发2009年生猪低价。其余7个年份，包括2001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生猪价格均较前一年有所上涨，平均涨幅为26.70%，涨幅最大的年份是2007年，该年生猪价格较上年增长了64.05%。2006年下半年我国南方地区爆发生猪蓝耳病疫情，部分散养户退出养殖，规模养殖户也缩小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紧张，导致生猪价格大幅上涨。其余年份生猪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包括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生猪养殖成本的上升以及通货膨胀等，可以说，生猪价格的上涨趋势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图1）。

我国生猪价格在表现出长期上涨的趋势下，生猪价格运行还呈现明显的波动性特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图2）。

第一阶段：2000年1月至2006年6月。这一阶段生猪价格的平均波动率为2.63%，波动率最大的2006年1月，其值达到14.89%；其余76个月份的波动率数据中，有65个月份的数值都在5%以下。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38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上涨，另外39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出现下降。总的来看，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实际生猪价格在5.56元/kg—9.66元/kg之间波动。

第二阶段：2006年7月至2011年12月。这一时期，生猪价格波动加剧，平均波动率达到5.58%，是前一时期的2.12倍左右。在所有66个生猪价格月度波动率数据中，有10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10%，31个月份的波动率超过5%，分别占总样本数据的15.15%和46.97%，而第一阶段这两项的占比仅为1.3%和14.29%。生猪价格波动方向方面，42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增加，24个月份的生猪价格较上月下降。上涨幅度最大的是2010年7月，其值达到15.56%，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则是2009年4月，降幅达到11.01%。与前一阶段相比，该阶段生猪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实际生猪价格的波动范围在6.47元/kg—19.68元/kg之间。

综上所述，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有加强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006年下半年以来，生猪价格波动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由于该时期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运行，且生猪价格上涨的时间多于生猪价格下降的时间，因此，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的利益受到较大损失，并且，推动了我国整体物价水平明显上升。基于此，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缓解生猪价格波动。

2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主体和客体

政策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一方面，政策主体制定政策的目标并规定政策客体的范围和性质，另一方面，政策客体也对政策主体起着限制和约束作用[1]。因此，研究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运行机制，必须了解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客体，并运用系统的观点加以分析。

2.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主体

当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由国务院统一领导与部署，多部门联合参与完成的。具体实施时，遵循分级负责，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在中央一级，多个部委共同构成了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主体，具体包括农业部、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下属机关。除了中央一级外，地方一级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也参与实施了生猪价格调控。他们承担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本行政辖区和部门职责范围内的生猪市场调控工作[2]。

2.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客体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客体：分别是市场、生猪养殖户和消费者。针对客体市场的主要是国家储备肉政策。客体是生猪养殖户的政策包括：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生猪良种补贴和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生猪信贷支持、重大疫病免费疫苗和强制扑杀补偿、屠宰环节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粪污处理设备补贴和生猪生产和监测预警。其中，部分政策如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主要针对的是生猪规模养殖户。此外，生猪信贷支持政策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客体是生猪规模养殖户，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具有一定资金和养殖规模的生猪养殖户才能获得信贷支持。可见，生猪规模养殖户是目前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最主要的实施客体。针对的客体是消费者的政策，主要是妥善安排低收入群体和大中专院校学生的生活。

3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的主要政策

与2007年之前国家采取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相比，现阶段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或手段可以说是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类：

3.1 生猪生产扶持政策

2007年《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要加大对生猪生产的扶持力度，具体来说，要建立能繁母猪补贴制度，积极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完善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立对生猪调出大县（农场）的奖励政策和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3]。2011年国家继续发文《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强调继续实施以上政策[4]。

牧区95%的水井，距离居住点500m以上，有的在1 000m以外。这主要是考虑人的居住环境，一是冬天和禁牧期，牲畜都要进行舍饲或者补喂草料，要方便畜粪处理，防止污染地下水；二是夏秋季防止蚊虫进入居住空间，同时也给牛犊、羊羔留出更大的活动场地。为了增加蓄电池使用寿命，保证冬季能正常工作，一般用户都把蓄电池、控制箱和逆变器放在居住的房间里，客观上增加了输电距离，导致线损和电压降增大，有时因输送路线太长，很难维持在井内的潜水泵正常工作电压。若考虑架设定一段专用输电线路，因牧区环境所限和大小牲畜活动影响，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3.2 生猪疫病防控政策

针对生猪疫情给我国生猪价格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提出建立和完善生猪的公共防疫服务体系，具体出台重大疫病免费疫苗、重大疫病强制扑杀补偿和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三项政策，以加强生猪疫病公共防控体系建设，减缓生猪市场价格波动[3]。2011年《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提高了因防疫需要而扑杀的生猪补助标准，由以前的每头600元提高到800元，对屠宰环节病害猪损失补贴由每头500元提高到800元[4]。

3.3 生猪信贷支持政策

要解决猪周期的难题，仅仅依靠国家的财政补贴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贷款也是引导生猪规模化发展、稳定生猪价格的重要手段。2007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和2011年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都强调了信货支持对稳定生猪生产的重要性[3，4]。

3.4 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生猪生产扶持和疫病防控政策，还是生猪信贷支持政策，都不会对生猪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即这些政策的效果是通过生猪生产传递到生猪市场。因此，他们都属于一种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与之相反，国家储备肉政策是一种直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政府的买入或卖出行为将直接对生猪市场供求和价格产生影响。它和生猪生产和市场统计监测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第四个重要工具：生猪价格监测和调控政策。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明确规定了不同预警区域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响应机制，主要是根据猪粮比价的变动情况，分别或同时启动发布预警信息、增加储备等措施[5]。

4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

4.1 资金约束

虽然与2007年以前相比，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资金投入总量较大，但从目前政策实施的反馈情况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仍然受到资金方面的约束。中央方面，近些年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发展生猪产业，但由于国家基本建设的需要，中央财政对该部分的投入仍显不足。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助为例。2008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规定，国家补贴的起步标准是养殖场的生猪年出栏量达到500头以上[6]。若按此标准，湖南省约有16000家养殖场可以获得补助，而事实上，2007年湖南省获得补贴的养殖场仅1079家，2008年为925家[7]。也就是说，超过9成的“合格”养殖户没有获得补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补贴的不足。对于地方而言，政府收入源减少，资金压力大，难以完全承担起扶持生猪产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县级财政，其资金配套压力相对更大。如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2009年度县财政配套支付能繁母猪补贴896万元；支付能繁母猪保险配套费538万元；配套支付免费疫苗费650万元；直接支付免疫注射劳务费1000万元。当年财政合计支付3000多万元。尽管国家每年对生猪调出大县补助1000万元，但相抵后地方财政仍增加了2000多万元的支出[8]。

4.2 人员约束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不仅受到资源、资金约束，同时还受到人员约束。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专业人员配备不够，即人员数量上的约束。尽管国家和各地方政府提高了基层动物防疫员等的工作经费标准，但仍不足以吸引相关人士从事生猪价格调控的基层工作，致使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一定约束。同时，生猪价格监测统计工作也由于缺乏专业统计人才而存在统计资料不健全、统计信息更新较慢等问题。二是人员素质欠缺，即人员质量上的约束。为了落实好生猪良种补贴等政策，全国畜牧总站于2007年在北京等地举办了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管理和技术培训班，对项目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了种公猪的培育和选择、母猪饲养管理，以及生猪疫病防疫等方面的培训。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基层人员服务不到位的现象。一些基层防疫员由于免疫注射操作不规范，导致生猪发生疫病死亡现象，给生猪养殖户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4.3 时滞效应约束

在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约束条件中，时滞效应约束对其影响最大。2007年生猪价格暴涨之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采取能繁母猪补贴、能繁母猪保险、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政策来扶持生猪生产，目的是通过增加生猪市场供给以降低生猪价格。然而，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该轮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立即发生作用，而是在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才发挥效用。由于市场高价使得很多养殖户扩大了养殖规模，生猪市场供给增加。此时，政府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后期生猪市场供给，最终引发新一轮生猪低价，整个2009年以及2010年上半年我国生猪价格一直在地位徘徊，最低时仅为9.33元/kg。可见，时滞效应对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时机的确定、政策工具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按照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时滞发生的根源和性质，可以将其分为内在时滞和产出时滞两大类。①内在时滞。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内在时滞指生猪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需要采取对策加以缓解开始，直至国家最终实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为止的这一段时间。它又可以分为认识时滞和行政时滞两部分。第一部分认识时滞，即从生猪市场价格发生非正常波动到中央取得比较明确的认识，决定开始研究对策的时间。第二部分行政时滞，即国家明确生猪价格变动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后，到决定实施何种政策工具之前的这段时间。2006年下半年我国生猪价格触底反弹，12月生猪价格突破9元/kg，2007年6月达到15.35元/kg。在生猪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一年后，中央才于2007年7月采取全面的调控措施。②产出时滞。产出时滞指国家采取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后，到对生猪市场价格产生作用的这段时间。产出时滞分为：决策时滞和生产时滞。决策时滞指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实施相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以后，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新形势，改变自己的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的时间。生产时滞指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生产和消费决策后，对整个生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的时间。相比内在时滞，产出时滞的长度变化很大，并且更加复杂。针对生猪高价，国家于2007年7月实施调控措施，但猪价直到2008年5月才开始出现回落。

5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与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的背景、主体和客体、工具、约束条件等，共同构成了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整体运行机制。有关政策实施的效果，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稳定生猪市场价格的目标，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现有政策作用有限，未能有效缓解生猪价格波动。本文认为，在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以其是否较迅速地稳定生猪价格为依据，因为时滞效应等约束条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效用的发挥。因此，本文在评价其效果时，将以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目标实现情况为依据，即综合考察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等目标的作用。中央政府对全国生猪市场价格进行系统调控，以国务院2007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为标志。因此，本文以2007年为界，在此之前为政策实施前的时间，此后为政策实施后的时间。

5.1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保持合理生猪价格水平的效果

根据《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以下简称《09预案》），当猪粮比价位于9∶1-6∶1之间时，生猪价格正常[5]。2000-2006年间，我国猪粮比价的平均值为5.82∶1，其中月度猪粮比价最高值为7∶1，最低值为4.37∶1，47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55.95%。2007-2011年间，猪粮比价平均值达到 7.1∶1，最高值高达 9.64∶1，最低值 4.61∶1，13 个月份的猪粮比价低于6∶1，占样本数据的21.67%，另有5个月份的猪粮比价超过了9∶1。可以看出，政策实施后，生猪价格大部分时间在正常范围内，只是生猪价格始终在高位徘徊，消费者利益较政策实施前受到一定损失，相对地，生猪养殖户的收益增加。但是，生猪价格的波动幅度较政策实施前增加。从表1可以看出，表示月度生猪价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的极值比这一项，政策实施后的数值高于政策实施前；表示数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和数据相对变异程度的变异系数后者高于前者。这表明，2007年以来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并未能有效遏制生猪市场价格大起大落的势头。

表1 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实施前后生猪价格波动对比

从政府陆续出台的调控措施来看，政府对生猪市场的调控日趋成熟。2007年生猪价格大涨之际，国家出台以生猪补贴为主的系列生猪价格调控政策，一方面生猪价格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下一轮的生猪低价，该轮生猪低价持续了近一年半，生猪价格最低仅为9.33元/kg。随后，生猪价格再次上涨，2011年6月达到17.54元/kg。与之前调控措施不同，各级政府部门调控此轮猪价上涨的思路不是打压猪价，而是将调控的重点放在了促进生猪规模养殖、加快市场建设和完善市场调控机制方面[9]。在猪粮比价未高于9∶1的情况下，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均表示不会通过大量抛售国家储备肉或者进口猪肉来打压猪肉价格。各政府部门坚持完善已有调控机制、完善低收入群体补贴和物价上涨联动机制，以保障消费者福利。

5.2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市场供应的效果

生猪价格是由生猪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生猪市场需求基本稳定，因此生猪市场供给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猪价格。一般来说，生猪供给或生产的波动先是由能繁母猪的波动开始。当猪价达到高峰时，养殖户先调整能繁母猪数量，后逐步调整生猪产量，使其与需求相适应[10]。2009年开始，国家定期公布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数据，因此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效果的分析也从这一年开始。《09预案》的调控目标之一是生猪存栏不低于4.1亿头，能繁母猪存栏不低于4100万头。按此标准，国家的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09预案》主要是针对生猪价格过度下跌采取的措施，并未明确生猪价格上涨时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的合理范围，后续政策也未涉及，这是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存在的不足。通常认为，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的比重在8%-10%比较合理[11]。利用农业部提供的数据，计算出我国2009年以来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比重（表2）。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占比一直高于10%，其中2009年2月、3月、2010年2月，能繁母猪存栏占比都超过了11%，说明现有政策对于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效果并不理想。但值得肯定的是，国家政策的效用正慢慢显现，2009年能繁母猪存栏占比的平均值为10.71%，2010年降至10.62%，2011年进一步降至10.41%。

表2 我国能繁母猪存栏占生猪存栏比重 （单位：%）

5.3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

与国外生猪产业发展良好的国家相比，我国生猪规模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1999年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全国生猪总量的比重仅为20%，2003年这一比例也只有28.7%。大量散养户的存在使得我国生猪市场供给经常处于波动之中，受此影响，生猪价格波动频繁。因此，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是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国家制定的有关生猪价格调控政策来看，政府推进生猪规模化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2007—2010年间，国家每年至少安排25亿元资金用于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每年继续投资25亿元用于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并视情况适当增加投资。受此影响，全国生猪规模养殖比例出现较大幅度上升，2007年其值达到48.5%，2008年、2009年生猪规模养殖比例相继超过了50%和60%（表3）。

表3 我国50头以上生猪规模化养殖户发展情况

生猪规模养殖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使大规模生猪养殖户生猪出栏占比越来越高。1999年年出栏量50-499头、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分别占5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生猪的65.4%、15.6%和18.9%，到了2009年，50-499头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下降了17个百分点，而500-2999头和3000头以上规模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占比则分别上升了13.1%和4%。这些变化一方面是生猪生产自然发展的趋势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引导的结果。可见，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的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5.4 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效果

目前来看，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2001-2006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为11.44%，其中散养生猪成本利润率为9.66%，小规模养殖为14.27%，中规模养殖为12.95%，大规模养殖为8.85%；2007-2010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上升至20.41%，较2001-2006年增长了78.41%，其中散养生猪、小规模生猪、中规模生猪和大规模生猪的成本利润率分别为 17.92%、21.42%、22.26%和 20.06%，分别增长了85.51%、50.11%、71.89%和126.67%。不仅如此，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的成本利润率数值也较政策实施前有所提升。2001-2006年间，全国生猪平均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2004年，其值为19.79%，最低年份2005年，其值为7.48%；2007-2010年间，成本利润率最高的年份为2007年，其值高达37.85%，最低的2009年，成本利润率为10.51%。这说明，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生猪成本利润率年度间差别较大，即生猪养殖户收入不稳定，即使在政策实施以后，该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说明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对于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还存在一定局限。

表4 我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成本利润率 （单位：%）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对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运行机制的分析表明：（1）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工具总量巨大，手段繁多，运用复杂。（2）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受到资金、人员和时滞效应等条件的约束，其中时滞效应的影响最大。（3）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较好，初步达到了推进生猪规模化养殖和增加生猪养殖户收入的目标，但对保持合理的生猪价格水平和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6.2 政策建议

（1）加强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现阶段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大多是通过“一年一个文件”的形式出台，如2007年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2009年《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等。这不利于生猪养殖户形成政策稳定的预期，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影响着生猪养殖户的的长期生产决策。因此要加强我国生猪价格调控政策的立法工作，尽早将我国政府对生猪产业的管理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加强部门协调，完善监测统计工作。我国生猪市场数据统计工作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商务部、发改委等至少四个部门负责，因此要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形成资源共享，以完善监测统计工作。

（3）加快流通体系建设。政府要大力扶持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发展，鼓励养殖户与屠宰加工企业、批发市场、超市等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逐步实行订单生产，防止猪价大起大落。

（4）促进生猪产业科技创新，增强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生猪良种繁育体系滞后、疫病防控体系和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不健全等，我国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政府应加快推进生猪养殖的科技创新，加大对生猪品种改良与选种育种、重大疫病防治、规模养殖场环境控制与污染治理等重大技术的研究，提高养殖户抵御风险的能力[12]。

[1] 金海燕.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行过程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8.

[2] 董 玲.我国猪肉价格波动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农业大学，2010.

[3]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jrzg/,2012-05-03.

[4]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知[EB/OL].http://www.gov.cn/jrzg/,2012-05-03.

[5]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EB/OL].http://www.gov.cn/gzdt/,2012-05-03.

[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申报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生猪扩繁场和种鸡场建设项目投资计划的通知[EB/OL].http://finance.stockstar.com/,2012-05-03.

[7]何 珺.湖南9成养殖户未获国家补贴专家称真好侧遭误解[EB/OL].http://finance.eastmoney.com/,2012-05-03.

[8] 符永山,翟惠锋.能繁母猪政策性保险工作的实践与探讨[J].中国牧业通讯,2010(19):20-22.

[9]吴彦超,李 昊.政府调控顺势而为社会舆论平和应对——政府调控猪肉价格总体思路与成效[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1(8):26-28.

[10]佚 名.能繁母猪数量直接影响生猪市场波动——近二十年来我国生猪生产和价格波动分析[EB/OL].http://book.qq.com/s/book/0/13/13431/137.shtml,2012-02-06.

[11] 王珺.猪价:周期论PK供需论[EB/OL].http://www.boyar.cn/article/,2011-12-19.

[12] 潘国言,龙 方.湖南生猪生产波动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1):2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