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泽忠，高 阳 ，刘学文 ，石 畅，郭时印

风险管理是以预防或减少损失的发生为目的，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三个基本环节。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基础性环节，其任务是了解风险及其风险因素，以及从风险因素到风险事故发生所需条件；风险评估就是以风险识别为基础，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及其造成损失的程度，进行相对精确的分析和说明；风险控制是整个风险管理过程的落脚点，即以风险管理目标为依据，在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制定风险处置的整体方案。风险管理理论是生猪业风险管理最直接的理论基础，生猪业也为风险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应用领域。

关于生猪市场风险，已有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如吕杰等研究认为年度内生猪价格一般呈“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年度间生猪价格“波峰-波谷”的周期越来越长[1]；李秉龙等认为中国猪肉价格的短期波动表现为线性增长趋势[2]；罗增海等认为中国猪肉月度价格波动大致以3年为1个波动周期[3]。刘莹等认为生猪市场作为一种典型农产品市场，呈现出发散式蛛网特征[4]。綦颖等认为生猪市场体系不健全、生产方式落后与组织化程度低、生产供给对价格的反应滞后、自然灾害与疾病等不可预见因素都是导致生猪及猪肉价格出现频繁波动的重要原因[5]。剌美香等认为生猪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有内部传导机制与外部冲击机制传导机制，前者包括供求规律造成的蛛网现象，而后者包括疫情等突发事件[6]。林丽提出降低生猪市场风险应转变生产方式，建立肉类风险基金，大力发展生猪期货市场，完善猪肉储备制度[7]。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对生猪风险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价格波动的成因和特点、形成机制以及宏观管理对策等方面，对生猪市场风险的特征、危害缺乏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以详实的数据阐述了生猪市场风险的基本特征和危害，并就如何控制生猪市场风险提出具体建议，以期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1 生猪市场风险的主要特征

生猪市场风险主要是指生猪在生产和购销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经济政策的改变、消费需求的转移等不确定因素，使生猪利益相关者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不确定性，包括市场价格风险、信用风险、滞销风险、政策变动风险等。其中，生猪市场价格风险是指由于生猪市场价格的波动，致使生产经营者预期价格与实际价格产生偏差的可能性，是生猪市场风险最主要、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引发生猪其他市场风险主要因素。生猪市场风险有以下主要特征：

1.1 周期性特征

生猪生产必须经过繁育母猪、产仔、育肥3个阶段才能完成1次循环，这个过程至少要用1年半到2年的时间。市场上的供求信号传播到生产环节并得到响应，需要一段时间，这种滞后性容易给生产者造成一种错觉，导致其在肥猪赚钱时拼命扩大饲养规模，购进仔猪，造成仔猪涨价，这一信息，又会促使母猪饲养量增加，减少小母猪出栏，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市场上肥猪的供给；此时，无论是母猪的饲养量还是在育肥猪的存栏量都可能已超过市场需求，但由于其供给的滞后性，还没在市场价格中反映出来，等到母猪产仔、在育肥猪可以出栏后，养殖者发现猪肉价格开始下跌，进而减少育肥猪的饲养，造成仔猪供大于求，出现仔猪跌价，大量母猪被宰杀的现象。要恢复正常的养猪生产，往往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因此，由一轮生猪生产过到下一轮生猪生产不足，需要一定的周期。正是这一原因，使得生猪市场价格发生周期性波动。

注：①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②生猪实际价格指数＝生猪名义价格指数/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同）。

从图1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9年，无论是生猪名义收购价格指数，还是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都呈现周期性波动，波动规律大致一样，可以大致分为8个周期，1978一1984年为第1个周期(6年)，波峰为1979年；1984一1986年为第2个周期(2年)，波峰为1985年；1986一1990年为第3个波动周期(4年)，1988年达到“波峰”，创下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从1989年开始下降，到1990年达到了“谷底”；1990一1996年为第4个波动周期(5年)，1994年为“波峰”，1996年达到谷底；1996一1998年为第5个波动周期 (2年)，1997年为“波峰”，而后急速下降，1998年达到谷底；1998一2002年为第6个周期(4年)，2001年为小波峰，整个周期内波动幅度都比较平缓；2002一2006年为第7个周期 (4年)，2004年为小波峰，2006年为“谷底”；2006-2009年为第7个周期(3年)，2007快速上涨，2008年有略有下降，2009年又快速下降，2009年5月跌到最低。从2009年6月开始，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波动进入了8个周期，2011年9月达到“波峰”，然后开始回落。

1.2 “V”字型特征

我国生猪价格总体而言，一年当中，一般呈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即每年1－2月份猪价较高，3月份后开始下降，5－7月份处于谷底，然后缓慢回升，12月到次年2月生猪价格一般都比较高，春节前生猪价达到最高值，春节后又开始下跌。以2003年、2006年、2009年、2010年最为典型。但也有2次有些反常，1次是2008年，生猪价格从1月的16.5元/kg一直上涨到4月的16.9元/kg，之后价格开始下跌，到11月跌到11.9元/kg，2008年12月才开始回升；另外1次就是2011年，从1月到9月，生猪价格连续处于上涨状态，9月生猪价格达到了19.86元/kg，创历史新高，之后才开始出现回落（表1）。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的猪肉消费习惯对生猪年度价格波动具有较大影响：夏天炎热，有效需求不足，猪肉消费少，生猪价格较低；而冬天寒冷，居民对猪肉需求增加，并且传统节日较多，拉动了生猪价格上涨。除生猪饲养成本、政策影响外，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表1 2001～2011年生猪出栏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kg）

1.3 关联性特征

生猪产业具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既包括生猪饲养业，又包括粮食生产与流通业、饲料生产与流通业、兽药生产与流通业等构成的生猪上游产业，还包括生猪屠宰、加工、销售以及餐饮等下游产业。它们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一方面，市场风险的存在，影响生猪养殖业的收益，生猪养殖业的收益影响生猪饲养规模，生猪饲养规模影响饲料需求，饲料需求又影响粮食生产和流通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影响饲料价格，饲料价格影响影响生猪的饲养成本，生猪的饲养成本影响生猪饲养业的利润，生猪饲养业的利润影响生猪的饲养规模，最终又会影响猪肉市场供给和人们生活，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产生冲击，从而削弱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潜力。在生猪生产中，饲料成本占养猪成本的60%以上，而猪的饲料，需要消耗大量的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因此，粮食产业与生猪产业的联系更为紧密，通常以肥猪与玉米的价格之比为依据来判断生猪养殖的盈利状况，超过5.5:1为盈利，低于该值为亏损。

1.4 短期不可逆性特征

对于工业品生产来说，由于生产周期相对较短，当产品价格下跌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压缩生产，减少市场供应量；当产品价格上涨时，可以通过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和加班提高市场供应量。然而，生猪作为一种鲜活的产品，其生产还要受到生物规律的制约，从繁育母猪、产仔，到育肥，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时间，生猪生产不能像工业品生产那样适时根据价格变动进行调整。生产决策一经确定，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变化，在短期内生猪产量很难进行调整。更为特别的是，我国生猪的主要供给者是分散的农户。生猪散养农户由于人数比较分散、文化程度较低、信息渠道缺乏、空间距离较远等原因，再加上畜牧业信息体系本身不健全，他们搜寻信息成本太高，对市场价格的反映能力很低，对生猪的养殖完全依据上一期的价格，是一种盲目的从众行为。当市场形势看好，养猪效益较高时，就会蜂拥而上，大量建设猪舍，购进仔猪，饲养母猪；当形势严峻、养猪效益下滑时，又会一哄而散，减少养猪头数，或者干脆屠宰母猪，甚至清仓转业。因此，每一轮生猪价格波动，都会导致大量资源浪费，这种破坏性浪费带来的风险，短期内难以恢复，具有不可逆性。

2 生猪市场风险危害分析

2.1 影响生猪生产者收益的稳定性

评价生猪生产直接效益，可以采取成本收益率，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生产者的利润状况。从2000年到2009年，无论是规模饲养还是农户散养，生猪成本收益率均与生猪实际收购价格变化趋势大致同步，也就是说，当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比较高时，生猪成本收益率以比较高，当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比较低时，生猪成本收益率以比较低。2007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为139.22，达到最高值，此时，无论是散养，小规模饲养、还是中规模饲养、大规模饲养，收益率都达到最高值，分别为39.21%、38.21%、38.84%、35.13%；而2005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为96.83，为最低值，此时，无论是散养，小规模饲养、还是中规模饲养、大规模饲养，其收益率最低，分别为1.30%、12.90%、9.10%、6.70%（表 2）。这充分说明，生猪市场风险的存在，直接影响生猪实际收购价格，进而影响生猪生产者收益的稳定性。

表2 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与不同饲养方式成本收益率比较

2.2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

生猪养殖收益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07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为4140.4元，家庭经营收入2193.7元，人均出售猪肉达27.55kg,如果以20元/kg计算，农村居民来自生猪的收益可达到551元，占家庭人均总收入的13.3%，占家庭经营纯收入的25%。我国生猪实际价格指数与农民人均收入指数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变动轨迹基本一致（图2）。当生猪实际价格指数高时，农民人均收入指数提高或增速加快；当生猪实际价格指数下降时，农民人均收入指数下降。这说明生猪市场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非常明显。

2.3 影响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我国城镇居民内类消费支出所占比重与生猪实际价格指数也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变动轨迹总体上保持一致。这是因为，由于生猪产品的需求是相对刚性的，生猪市场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居民在食品方面的日常开支，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从2007年看起来比较反常，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上升，但肉类消费支出比重下降，原因在于2007年我国生猪价格急速上涨，使猪肉消费需求受到较大抑制，与2006年相比，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猪肉消费下降1.8kg，从而导致以猪肉消费为主的肉类消费支出下降，随着2008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下降，猪肉消费需求有所回升，2008年人均猪肉消费达到19.26kg，肉类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有所回升（图 3）。

2.4 影响畜牧业的稳定发展

生猪市场风险对生猪产量产生影响。从1978年到1985年，我国生猪产量与生猪价格的变化趋势基本同步，即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最高时，生猪实际产量也最高，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最低时，生猪实际产量也最低。如在1979年、1985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达到峰值，分别为121.96、111.31；生猪实际产量也达到了峰值，分别为2061万头、26334万头。从1986到2009年，生猪产量相对生猪价格的变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也就是说，当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最高时，生猪实际产量并不马上达到最大值，还会继续升高，当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最低时，生猪实际产量并不马上达到最低值，还会继续降低，如1994年、2004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达到峰值，分别为127.03、109.73；生猪产量却是1995年、2005年才达到峰值，分别为50758万头、63388万头。1986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达到谷底，为98.49，生猪产量1987年才达到谷底；1988年、1995年、1997年、2004年、2007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达到峰值，分别为127.09、109.23、109.73、139.22，但生猪实际产量并不马上达到最大值，还在继续升高（图4）。原因在于，1985年以前，我国生猪价格是国家定价，市场机制基本上没有起作用。1985年以后，我国生猪开始由计划流通体制向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由流通体制过度，市场机制在生猪价格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出现生产者在生猪价格上涨时“一哄而上”，在生猪价格下跌时“一哄而散”。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对我国生猪业的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由于生猪养殖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猪价格的波动对生猪产业发展的影响，必然会传递给畜牧业。生猪实际价格与牧业总产值变化趋势基本同步，只不过是生猪实际价格波动幅度更大而已。如，1985年、1994年生猪实际价格指数达到峰值，分别为111.3、127，畜牧业产值也达到峰值，分别为117.2、116.7（图5）。采用1978～2009年生猪实际价格指数与畜牧业产值作为原始数据，进一步考察生猪实际价格指数与畜牧业产值的相关性，可以发现，生猪实际价格指数正相关影响畜牧业产值，相关系数为0.17；畜牧业产值与生猪实际价格指数的回归方程为y＝102.64+0.05x,而且，此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

2.5 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是反映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CPI的大幅波动和过度上涨，反映出经济供需之间的矛盾。猪肉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存在刚性需求，同时又是食品、皮革等行业的重要原料，生猪价格波动势必引起众多相关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造成物价水平的波动，影响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5月，CPI同比上涨5.5%，主要原因是生猪和鲜蛋涨幅比较大，其中生猪同比价格上涨了40.4%，对CPI的贡献达到21.4%。从图6可以看出，生猪实际价格与CPI变化趋势总体上基本同步，但这种同步性，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差，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格尔系数在减少，国家对宏观经济经济的调控能力在增强，生猪价格指数与CPI指数的相互影响在减弱。采用1978～2009年生猪实际收购价格指数与CPI指数作为原始数据，进一步考察生猪实际价格指数与CPI指数的相互关系，可以发现，生猪实际价格指数与CPI指数呈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6，CPI指数与生猪实际价格指数的回归方程为y＝82.85+0.22x,而且，此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生猪价格的冲击是影响CPI变动的重要因素，稳定生猪价格，特别是稳定生猪价格的异常波动对于稳定CPI，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 控制我国生猪市场风险的政策建议

生猪产业在风险社会的宏大背景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存在市场风险。生猪市场风险的存在，影响了生猪生产者收益的稳定性、农民收入的增长、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也影响了畜牧业和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控制生猪市场风险是一项复杂的统工程，应着重抓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3.1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风险就是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减少市场生产带来的盲目性，努力实现供需平衡，是控制生猪市场风险的基础。一是稳定生猪市场供应。生猪的市场需求是相对刚性的需求，生猪产量的波动是导致生猪供需失衡，引起生猪市场价格动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政府要制定稳定生猪生产的长期性政策，提高生猪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等现行政策的精准性，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生猪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养猪生产存在的“多了砍，少了喊，不多不少没人管”的状况。二是转变生猪生产方式。要在饲养场用地、信贷、税收等方面加大支持政策和资金力度,引导生猪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在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社会资源利用率的同时，使生猪生产保持相对稳定，从而稳定市场供应[8]。三是积极发挥中介组织作用。支持和加强养猪协会、养猪专业合作社、生猪贸易协会等中介组织的建设，通过中介组织提高生猪行业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生猪生产与市场的联系，畅通生猪市场流通渠道，从而达到规范生猪散养户的行为，减少生猪生产的盲目性，规避生猪养殖风险，稳定生猪生产的目的。

3.2 建立完善生猪市场预警机制

我国生猪市场目前存在交易场地分散，环节多、信息不畅，缺乏有效的市场预警机制，使得我国生猪产业长期以来价格呈现周期性剧烈波动。建立和完善市场预警机制，是减少这种价格波动，降低生猪市场风险的有效手段。一是打造全国生猪产业信息平台。以区域性市场为支撑，在构建全国性市场联系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生猪产业信息平台，向生猪养殖者、加工销企业等生猪产业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生猪产业信息，以便更好的指导生产和经营决策，从而减少生猪产量的波动，促进生猪产业实现良性健康发展和升级[9]。二是做好市场风险的监测和预警。运用畜牧生产理论和风险管理技术，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构建一套科学的生猪市场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并扩大监测范围，增加监测点数量，完善生猪市场风险监测网络，及时做好生猪市场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工作[10]。三是根据生猪市场风险预警妥善做好应对。当生猪供应大于需求时，根据市场情况适当地增加中央和地方冻肉储备，通过财政贴息的形式鼓励大型猪肉加工企业增加商业储备和猪肉深加工规模，适当增加地方政府的活体储备，适当限制猪肉进口，减少当期市场供应；同时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建设，鼓励猪肉及其制品出口；若出现养殖户过度宰杀母猪的情况，对国家确定的生猪调出大县的养殖户（场）的能繁母猪和公种猪增发放临时饲养补贴；当生猪需求大于供应时，应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适时投放政府冻肉储备，必要时向城乡低保对象、家庭经济困难的大中专院校学生发放临时补贴。

3.3 加快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发展

期货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机制能动地调节和引导现货市场的运行和发展。发展生猪期货，可以帮助养殖户和饲养、加工、贸易企业根据期货价格波动进行正确决策，有效规避现货价格风险，也可以为政府调节生猪市场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价格信号，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一是建立生猪品级标准和质量标准，区别建立期货合约标准。为了提早推出生猪期货、稳定养猪行业的经济发展，惠及广大生猪生产链上的各级生产者，我们必须克服合约标的物质量标准不明以及难以统一的困难，建立全国统一的生猪品级标准和质量标准。二是完善生猪现货流通体系。建立健全并完善公共市场信息系统，完善农产品的绿色通道，降低税费和公路收费等交易费用，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发展，统一各地区的检疫制度，保证生猪现货在不同地区内自由流通，促进统一均衡价格的产生，为期货市场发育奠定良好的现货市场基础，同时也为期货市场交割的顺利实现创造条件。三是推进生猪期货交割方式的创新。针对生猪期货标的物难以储存的特点，分区在重要的养殖地、消地、集散地等设立生猪交割仓库，实行“随进、随检、随交、随收、随宰”的一体制交割和就地转化制交割，节约仓储资源，避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四是出台配套措施，保证生猪期货的顺利推出和平稳有效运行。建立较严格的生猪养殖准入制度，防止生猪生产大起大落，保护生猪产业有序发展；加强对现货市场上的收购企业的行为监管，防止个别大型生猪收购企业操纵现货市场，进行压价收购或囤积居奇，保障广大中小养殖者的利益[11]。

[1] 吕杰，綦颖.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7）：89-92.

[2] 李秉龙，何秋红.中国猪肉价格短期波动及其原因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7（10）：18-22.

[3] 罗增海，王青.近年来猪肉价格波动的研究与思考[J].中国畜牧业杂志，2007，43（22）：8-13.

[4]刘莹，胡浩，虞祎.中国猪肉价格波动研究——兼与美国的比较[J].畜牧与兽医，2009，4（11）：1-5.

[5]綦颖，宋连喜.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分析与缓解对策[J].中国畜牧业杂志，2006，42（16）：15-18.

[6] 剌美香.猪肉价格波动的博弈分析[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11）：52-55.

[7] 林丽.猪肉价格波动的经济学分析 [J].商场现代化，2010，631（12）：87-89.

[8] 闫振宇,陶建平,徐家鹏.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现状和省际差异及发展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1):13-18.

[9] 王千六，李强.我国生猪产业市场机制的缺陷及其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30(3):293-297.

[10] 易泽忠，高阳，郭时印，等.我国生猪市场价格风险评价及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2（4）：22-29.

[11] 谈志琦，张晓霞.我国应尽快推出生猪期货品种[J].中国证券期货,2010（8）：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