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蜀蓉

(四川大学 博物馆，四川 成都 610064)

1922年春，以美国学者莫尔思 (W.R.Morse)为首的十二位西方学者在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简称“学会”)。①该学会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截止2009年，国内学界对其缺乏研究，偶有涉及的著述有: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5－6期)、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之回顾与展望》(《边疆通讯》1947年第4期)、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华西医科大学校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王建民《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作早期实践》(《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第12期)、李绍明《略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复兴》(《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等。2007年四川大学博物馆 (原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发现大量有关学会的档案，笔者参与整理和研究，近期发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之再诠释》(《中华文化论坛》2010年第3期)、《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因非专门研究此问题，故于此尚有引申发挥的余地。学会以研究华西②“华西”一词，是外国人对近代中国西部 (West China)的总称，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边疆”一词，学者贾湖亭认为包括四种含义，即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与文化的边疆。本文所用“华西边疆”一词，采用西人及贾湖亭给出的含义。政治、人文、风俗、环境及其对当地民众的影响为目标，计划通过调查、出借设备、举行讲座、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方法来促进其研究。学会活动近30年，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世纪20、30年代国人反对西方列强为中心的民族意识激化，学会从一个传教士学术团体转变为一个国际性学术机构，随着中国学者的不断加入，学会也朝着本土化不断迈进。中国学者运用现代意义的理论，结合华西的人文地理，对华西社会进行多视角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不乏开拓之作。

一、传教士社团的创立

学会1922年的《章程》规定，会员分为荣誉、通信和普通会员三种。普通会员人数限额为25人，要求定居于成都。荣誉会员不在限额之内。不在成都、但对学会活动感兴趣者可以被推选为通信会员。③学会章程 (1922，4)，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历史档案，I－C－2230。葛维汉回忆，学会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研究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会员仅仅是向那些能到汉藏边地探险和进行考察的非中国人开放。④D.C.Graham，“President’s Address，”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JWCBRS)，Vol.IX，1937，pp.225-226.按照这个条件，不在成都定居的西人有资格申请为通信会员，而国人因不能或者少有机会到边疆探险无资格入会。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中国学者对西南民族进行科学研究，如，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11－1914年间曾两次到云南和凉山做调查，调查笔记是以《漫游散记》为题在《独立评论》发表的。其编撰的《爨文丛刻》是研究彝族的珍贵历史资料。①王仰之:《丁文江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7、14、54、70页。学会成立当年组织的川康考察，调查植物学的李哲士就带了一医学系的中国学生 (Samuel T.Lu)做助手参与考察。②S.H.Liljestrand，“Presidential Address:A Resume of Border Research and Researchers，”JWCBRS，Vol.VI，1933－1934，pp.viii-xix.由此看来，在中国学者对华西边疆有所考察与研究的情况下，学会章程仍拟定向“非中国人开放”，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学会成立深受皇家亚洲文社北中国支会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简称“文会”)影响。在其筹建过程中，得到文会引导和支持。学会成员中有不少人是文会会员，如，倡导者莫尔思及12位创始人中有4位是，五人组成的首届执委会中有四人是，荣誉会员叶长青 (J.H.Edgar)也是文会成员。③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一书中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6名创始人中5名是文会会员有误，笔者据学会会刊第1卷更正之。学会组织建构与活动方式大都与文会一脉相传，如，执委会、会刊、讲座、博物馆、图书馆等建制与之相同，唯会员制与之不同。文会在1887年就向国人开放，只是标准苛刻，仅吸收有名望的中国绅士加入，目的是帮助文会在中国活动。到20世纪，文会国人会员更是日见增多。学会未采纳文会的做法，想必创建者是从传教士视野去思考学会未来的。

学术与社会政治始终是纠结的。华西协合大学是华西基督教五大差会④美以美会、浸礼会、公谊会、圣公会、英美会。关于“五差会”的具体论述，参见《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华西协合大学 (1910－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在华西联合创办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学会筹建于该校，早期经费由校董事会提供，是大学里的一个学术社团。早期成员都是定居在华西的英、美、加等国的传教士，且大多是该校从事教育的传教士。⑤L.G.Kilborn，“Foreword，”JWCBRS，Vol.VI，1933－1934，cover.学会自诩“国际性”，实际上是华西基督教旗帜下的一个“非中国人”的国际汉学组织。

从会长讲演中反映出学会与基督教的紧密联系。莫尔思认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全都受到上帝真言熏染，因为传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而“理性的调查研究对传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现在发现与了解到的将会影响后人，因此关于我们的责任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作为学会，“我们不只会传授知识，也会为中国提供服务，为将来传教士问题提供不少答案”。在谈到为什么要去探险时说:“首先吸引我们的是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一个民族和一片在不久的将来会被传教士占据的地区……我们确是传教士，作为教师、宣教者和业余爱好者，应用科学家工作来保存宗教原则。”并希望会员成为“科学工作的福音传教士”。⑥W.R.Morse，“President’s Address，”JWCBRS，Vol.I，1922－1923，pp.2-7.

布礼士说，学会在华西研究中扮演的角色是“宣教的科学家和研究者”。⑦A.J.Brace，“Presidential Address，”JWCBRS，Vol.VII，1935，pp.138-142.葛维汉说，学会传教士比十年前少。⑧Graham，“President’s Address，”pp.225-226.启真道说，本学会和这所大学正是华西基督教运动的成果。⑨L.G.Kilborn，“President’s Address，”JWCBRS，Vol.XIV，A，1942，pp.101-106.莫尔思等人的讲演所传递的信息是:他们是将学会纳入华西基督教传教事业之中，把它视为华西基督教旗帜下的一个学术团体，其研究成果也归于华西基督教运动。“以科学研究为手段促进天国发展”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传教士在19世纪初已开始认识到科学可以用来为传教服务。但是，在科学被选中成为传播福音的手段后，传教士就必须面对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先天紧张”。⑩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学会传教士学者不仅克服了科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先天紧张，并承受住了来自教内外的压力，⑪W.R.Morse，“Presidential Address(1933)，”JWCBRS，Vol.VI，1933-1934，pp.i-vii.在华西研究中取得可喜成绩。

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教界思想的变化对学会成立有一定的影响。1910年，爱丁堡世界传教士大会开始“呼吁基督教建立在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之上”。⑫Patrick Harries，“Anthropology，”in Norman Etherington，Mission and Empire(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ompan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41.转引自罗安国:“民国时期的民族构建和人类学:四川西部的传教人类学事业 (1922-1945)”，特木勒编:《多元族群与中西文化交流:基于中西文献的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要求传教士以新的态度与视角来观察审视他们所在的环境。学会本着这一精神去“研究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等，尤其是这些因素对少数族群的影响”。⑬四川大学博物馆历史档案I-C-2-2230。学会的工作自然整合到基督教事业中，成为传教士的责任。因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现在发现与了解到的将会影响后人”。①W.R.Morse，“President’s Address，”JWCBRS，Vol.I，1922－1923，pp.2-7.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东方学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一批具有科学精神的传教士不仅在基督教传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在东方学发展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东方学是殖民主义文化的体现，是支持帝国主义野心和统治的一种文化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学逐渐成为国际学界之“显学”。学会成立与东方学在国际学界流行有关。东方学家认为，与西方相对的东方，不能进行自我表述，而只能为西方表述。其理论是，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中心，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人类文化围绕西方文化展开，西方文化形态、理想与价值方式具在有普遍意义，代表着非西方文化未来发展方向。②关于东方学的具体论述，参见萨义德:《东方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这些带有西方文化优越观色彩的“自认”，为学会传教士认识与改造华西提供了理论依据。外加，现代意义的人文科学在中国正处于萌芽时期，从事科研的国人更是凤毛麟角，学会便有意将国人排斥在外， “表述华西”自然成为学会传教士学者的“专利”。

学会还与彼时美国盛行的“抢救人类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③关于“抢救性人类学”的具体论述，参见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大卫·克拉克特·葛维汉》，李绍明、周蜀蓉选编:《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第226页。西方人类学学者将抢救正在现代化洪流中消失的少数族群文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努力记录他们认为藏在音乐、诗集、人工艺术品等形式中的传统和民间传说，以求保存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载体。这种人类学者的紧迫感很明显地体现在早期的探险传教士身上，于是他们集合起来成立起学会。葛维汉在写给斯密斯索尼学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威特莫尔博士的信中就表示，学会专攻比较宗教学和原始宗教学的科学家们都认为“东方宗教将发生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因此，尽快地搜集其文物，研究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越快越好”。④D.C.Graham to Alexander Wetmore，Associate Secreta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I)，February 13，1927，Permanent Administrative Files，RU 192，Box 328，Folder 95599，p.2.转引自苏珊·R·布朗著，饶锦译:《在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大卫·克拉克特·葛维汉》，第258页。该会会长刘延龄 (R.G.Agnew)也曾急切地呼吁:“我们必须认识到，马上行动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在环境变化之前对有用的材料进行整体的研究，那么，很多原始状态将会永远的失去。”⑤R.G.Agnew，“President’s Address，”JWCBRS，Vol.X，1938，pp.241-245.

二、学会“本土化”的动因

当传教士们沉浸在将学会建构成基督教学术社团时，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920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影响，以及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入侵和压迫，中国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作为西方文化一部分的基督教，自然被看成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即将在北京召开大会。同年3月，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掀起非宗教风潮。不久，北京学生宣布组成“非宗教大同盟”。1924年，上海学生亦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号召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一时各地学生纷纷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反基督教高潮。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随后相继发生“万县惨案”、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南京惨案”等一系列事件，激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如火如荼。北伐战争中，各地教会都受到冲击，教会学校骚乱事件和退学风潮频仍，传教士纷纷撤离中国或转移到东部沿海口岸城市。资料显示，1927年南京事件后，在华的6500名传教士中，大约已撤退了3500名，其余的1500名撤到上海，1000名转移到沿海城市，留在内地的大约只有500名。⑥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07页。华西的基督教亦越来越多地受到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迫使他们去迎接国人的民族主义挑战。基督教遭遇了继“庚子事件”之后的又一次华西宣教“危机”。在华西传教士文献档案中，不难发现提及1927年“大撤离”的记录。

这次由青年学生发动的“非基督教运动”，带有一定的偏激和排外色彩。1927年后，人们认识到基督教实质上与帝国主义是有区别的，非基督教运动才逐渐结束。这次运动，是中国爱国主义民族运动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中国收回了教育主权和体育主权。原以基督教青年会主导的体育事业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下彻底没落;另一方面，推动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发展，中国教会开始走向民族化。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会、西方传教士产生极大震动。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还是中国教会领袖，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都在思考中国情势、个人信仰与在中国传教的问题。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会形成重大冲击和挑战，教会则以本色化运动的方式来回应。⑦周蜀蓉:《本色化运动中的中国基督教文社》，《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中国基督教反思的结果是，要消除“洋教”丑号，“本色化”是必经之路。西方传教士认识到，只有本色化的基督教才能应付当前的危机，否则这将使中国基督教运动遭受倒退的命运，从而阻碍基督教的前途与未来。①Wesley Shen，“New Trends in Literature，”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Vol.XIV，1926，pp.374-375。

在这种情势下，华西协合大学开始走上本色化进程。1924年，收回教育权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华大爱国师生积极响应，提出收回华大教育权的口号。1925年9月，校方决定实施改革，向政府立案，但未付诸实现。1926年9月的“万县惨案”，成都爆发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华大师生以罢教、罢课、退学方式声援斗争。教师爱国行动和学生反帝退学运动对学校向中国政府立案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926年11月，校方决定向中国教育行政机关申请立案，几经周折，1931年，学校董事会推荐张凌高为校长，并正式呈报教育部申请立案，1933年，教育部准予私立华西大学立案，并撤消了有碍我国“国家教育之统一”的教育体制，如，修改了办学目的，国人参加主持校政，取消了宗教科，学生自由选修宗教课等。②《四川大学史稿》编审委员会:《四川大学史稿·华西协合大学 (1910－1949)》，第59-63页。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以传教士为核心的学会亦在劫难逃。1927年大多数人被迫撤离华西，学会活动均告暂停。大约一年后，传教士们才有组织地陆续重返华西，直到1928年底，学会的考察、研究、讲座乃至出版等活动方陆续恢复。戴谦和在会刊前言中专门提及刊发延迟的情况:1927年革命导致大多数学会成员离开华西，致准备出版的文章长时间搁在编辑手中，当局势逐渐稳定，会员才又回到这个研究领域来。③D.S.Dye，“Foreword，”JWCBRS，Vol.III，1929，pp.7-8;戴谦和给会员的信 (1928，10)，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历史档案，I－C－2－2375。

经历了“大撤离”的洗礼，学会传教士对国人不断觉醒的民族意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见证了华西协合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过程之后，受基督教本色化思潮影响的传教士们，主动将学会本色化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以此来减少国人的排外情绪，尽量避免那些容易触发事端的事件发生。同时认识到“华西的问题只有华西的人们才能解决”。④C.D.Reeves，“Presidential Address:Proceeding of the Society，”JWCBRS，Vol.XIII，1941，pp.61-65.1930年以降，学会逐渐向中国学者开放。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了学会的本土化进程。

三、学会本土化过程

1927年的“大撤离”，使与学会同城的一些西人社团相继衰落，如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双周俱乐部”和关注文学的“周六晚俱乐部”。学会劫后余生，但遭受到成立以来的重创，随后的金融风暴，更让会刊无法维持正常发行。为了发展的需要，学会从组织构建方面对会员制进行改革。1929年至1932年间，执委会在戴谦和会长的领导下，尝试着学会对外开放，欢迎所有对华西研究感兴趣的人入会，包括中国学者在内。戴氏这一措施，是仿效当时一些国际学术团体的扩充办法，如，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华盛顿国家地理学会、皇家亚洲文会中国北之会。学会负责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被重组的命运。⑤A.J.Brace，“Presidential Address，”JWCBRS，Vol.VII，1935，pp.138-142.

1931年5月在戴谦和会长的主持下，修订了原有章程，删除“限定会员人数在25人”，增加“对该会的目的感兴趣者”可入会的新条款。学会秘书在1931年7月出版的《华西教会新闻》上报道，学会有一个可喜的变化，即“居住华西的任何人，只要对这一区域人们的生活感兴趣就欢迎你加入到本会来。即使不在华西定居，只要对本会的目标感兴趣就可成为本会的通信会员”。⑥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No.7，1931，pp.41-43.会员人数的增加与中国学者加入，不仅使学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出版更好的会刊，亦给学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戴谦和的倡议与执委会中外委员的鼓吹下，学会本土化被逐渐纳入了正轨。先期入会的中国学者杨少荃，1935年被选为学会会长，在其就职演说中讲述了自己1901－1904年前往川滇、川康边地开拓邮政、引发研究兴趣的经历。又呼吁本土化，希望学术讲座应尽量用中国语言文字;学会应是华大、川大与成都的四川人士的组织。⑦S.C.Yang，“Presidential Address，”JWCBRS，Vol.VIII，1936，pp.185-187.方叔轩会长将四川地方志《华阳国志》作为讲演内容，更是国人说国史。与此同时，有民主意识的西方学者亦认同学会本土化。在戴谦和、杨少荃等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学会大门向中国学者敞开。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及文教机关内迁，华西成为“民族复兴”之地和“抗战建国”大后方。政府需要开发华西为长期抗战之准备，而边疆民族最多，政府亟须了解状况。政府重视与学者关注，边疆研究有“空前绝后”之感。⑧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抗战的华西坝，学人荟萃，盛极一时，是后方文教中心之一。大批中国学人涌入华西坝，增强了大学教学科研实力。学校顺应时代潮流先后增设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大边疆研究所、农业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为华西边疆研究的繁荣注入活力。学会迎来一批年轻有为的中国学者加入，本色化发展达到鼎盛。学会的研究实力和研究视野都得到提升，实现了由一个基督教学术团体向国际性学术团体的转变，海内外影响日益扩大。

美籍会长葛维汉说:“华西的中国学者数量越来越多，我们欢迎更多的中国学者来到我们学会成为会员，这将给学会带来新的活力，同时也帮助将学会发展成为一个规模更有价值的组织。”①Graham，“President’s Address，”pp.225-226.加拿大籍会长刘延龄说:“对于中国成员的加入以及中国同事们表现出的热情，我深感喜悦。对于一个一开始由西方人组建的组织而言，学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这也是学会自创始之初很重要的目标。”②Agnew，“President’s Address，”pp.241-245.美籍会长黎富思也提出，应鼓励那些还没有与我们有所联系的中国年轻人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③Reeves，“Presidential Address，”pp.61-65.

学会成员在30年代呈增长态势。1931年73人，1934年超过150人。④D.C.Graham，“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JWCBRS，Vol.VI，1933-1934，appendix，p.i.1935年203人，1936年182人，1937年126人，1938年224人，1939年199人。⑤以上数据来源于《华西边疆研究杂志》第1-16卷、《华西教会新闻》1924年第11期－1937年第11期、四川大学博物馆历史档案中有关学会成员名单。在统计会员人数时，其统计方法与当时者有所不同，当事人将夫妻二人是会员的，仅按一人来计算，笔者是以两人来统计的。另外，当事人报告中提到的会员数字与杂志后面刊登的会员名单的数字也有出入。自向国人开放，杨少荃、方叔轩、冯大然等陆续入会。方叔轩、杨少荃分别任1933－1936年届会长，是其领导核心。笔者统计国人入会者，1930年1人，1931年3人，1932年2人，1933年7人，1934年11人。到1934年为止，共有国人24人，占当年会员的16%。⑥List of members，JWCBRS，Vol.VI，1933－1934，appendix，pp.xv-xviii.1938年上升至25人。1940年代，在学会成员总体呈下降趋势之时，中国学者呈上升态势，1940年16人，1942年19人，1944年20人。如，1944年学会成员总数82人，国人占24%。

笔者根据会刊刊出的历年执委会名单统计，从1930年下半年至1950年上半年，学会共选举19届执委会，正、副会长由40位来自美、英、加及中国的学者担任。其中，西方各国学者24人、中国学者16人。中国学者担任会长的人数、次数居各国之首。中国学者有6人任会长，10人任副会长，他们分别是杨少荃、方叔轩、侯宝璋、李安宅、刘承钊、蓝天鹤、陈思义，其中杨少荃、方叔轩、侯保璋、李安宅、蓝天鹤是多次出任。这些都表明，中国学者已逐渐成长为学会组织机构的核心力量。

四、会刊所反映的本土化

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24－1946)，被中外学界高度评价。《China Journal》(No.8，1937)称，会刊内容涵盖华西民族风情、宗教信仰、人文自然历史，及汉藏边疆等最有价值信息。⑦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No.11，1937.到1940年代，会刊是当时从事边疆研究诸学会刊物中“最有历史性”，国际间亦渐有其相当的地位。⑧马长寿:《十年来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创办早期都是由西方学者担任主编，如毕启 (J.Beech)、戴谦和、启真道、徐维理 (Wm.G.Sewell)、李哲士等，到了193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郑德坤参与其中，主要负责文字编编辑及交流，到40年代郑德坤、李安宅、刘承钊都担任过主编，若不是历史原因停刊，想必还会有更多国人担任主编。下面就会刊所刊载的文章进行分析:

会刊发表的文章，多数是成员的研究成果，从中能反映出学会本土化进程。1930年学会正式接纳中国学者，到1933年会刊第6卷就刊有杨少荃、何文俊、彭达诗等人的文章。根据笔者统计，会刊第4－16卷 (1930－46)刊有291篇文章，西人217.5篇、国人73.5篇，国人占总数25.2﹪;刊载的人文类文章214篇中，西人185.5篇、国人28.5篇，国人占总数13.3﹪;科学类文章77篇中，西人32篇、国人45篇，国人占总数58.4﹪多。若分段计算，1930年代会刊 (第4－11卷)发表196篇，西人180.5篇、国人15.5篇，国人占总数7.9﹪;1940年代会刊 (第12－16卷)发表95篇，西人37篇、国人58篇，国人占总数61﹪。从30年代国人文章占总数7.9﹪到40年代占总数61﹪。可见，到40年代，中国学者已成长壮大为华西边疆研究领域的主力军。

1943年学会秘书郑德坤致函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无比自豪地说，学会现在拥有数量多、质量高的学术文章，其中部分是西方学者的，而大部分是中国学者的。⑨郑德坤致闻宥函 (1943)，四川大学博物馆馆藏历史档案，I－C－1－2001。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借鉴西方先进的思维理论与方法，在对华西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着多学科研究，其研究结果是本土化的成果，且不乏该领域的开拓之作。

现代藏学开拓者、人类学家李安宅发表《喇嘛寺概说》(1942)、《喇嘛教萨迦派》(1946)等文，后者不仅是以德格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田野调查，还是藏族宗教文化的历时研究。其论著被现代学者视为本土学者研究藏族宗教文化的开拓之作;语言学家闻宥对藏、羌、彝族语有开创性研究，被国际汉学界视为“东方语言学权威”。发表《印支语族中字首复音消失过程之一例》(1937)《云南四种罗文之比较》(1946)等文，后者是对云南路南等县四村罗文经卷的研究，得出“罗文同源，本源乃意字而非音字”的结论;教育家杨少荃撰著《1911—1912年的四川革命》(1933)，发表不久就被当时的《四川月报》(第6卷)等刊物文摘，当代人编著的《四川保路风潮录》、《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将其收录。①分别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四川保路风潮录》，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2页;隗瀛涛、赵青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0-525页。该文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珍贵文献，至今仍被学者引用。文章用英文发表，为海外西人了解中国辛亥革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第一个自然地理学女博士刘恩兰对华西的自然地理、少数民族都有研究，其《理番民族概说》(1944)述说羌、嘉绒、番、黑水蛮子及博罗子等民族的宗教文化，是该地区地学、人类学调查报告，又是多民族宗教历史的研究。文章发表不久被华大古物博物馆再版;我国近代考古学开拓者之一冯汉骥发表《成都平原之大石文化遗迹》，在对成都平原大石遗存考察的基础上，阐述四川之巨石遗存是分布极广的新石器时代大石文化中一环，其时代大约自新石器时代以至周代;②H.Y.Feng，Cheng Te-kun，“The Megalithic Remains of the Chengtu Plain，”JWCBRS，Vol.XVI，A，1946，pp.15-22.华西协和大学古物博物馆第一任国人馆长郑德坤是学会组织核心和学术骨干，发表《四川史前石器文化》(1942)、《四川古代文化小史》 (1945)等文，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入手，研究中华民族文化演变发展，对华西史前考古学、古代文化有重大贡献，被日本水野清一教授谓之“四川考古学之父”。③邓聪:《悼念吾师郑德坤》，《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30日第5版。

中国学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主力。会刊从第12卷发行自然科学版 (B编)，为科研提供更宽阔的平台。他们运用西方的科学理论方法，对华西未开发的领域进行探索，建树颇多。华西动植物是其关注的重点，对华西动植物进行考察与研究，开启研究华西动植物分类之门，以其特有动植物填补了世界动植物领域之空白。他们中亦产生出不少蜚声国内外学界的知名学者。

刘承钊是华西两栖类动物学的开创者、领军人和中国两栖类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1940－1946年他发表有关华西两栖类动物研究的10余篇论文，是近50年来关于两栖动物生活史绝无仅有的论文，被视为中国两栖类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实现了我国该领域零的突破。以此撰成《华西两栖类》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1950)，在国际两栖爬行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经典之作。美国刊物《Copeia》(1950，04)评价:“对于世界两栖动物研究，这部书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贡献。”1945年，胡秀英先后发表《华西青冬科植物之一新种》、《成都生草药植物之研究》等文，后者是她用六年时间考察当地中草药的成果。在中药科学化处于萌芽时，她从植物学、药物学角度去研究是一种超前，为其献身于中国植物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如今，她已成为国际植物学界“冬青胡”(HOLLY HU)，以及金针属、泡桐属、菊科、兰科等植物研究的世界权威。

方文培发表《四川柳属之一新种》(1945)、《中国旌节花》(1945)、《峨嵋杜鹃之分布》(1946)。他对峨嵋杜鹃花研究为其日后撰著《中国四川杜鹃花》、主编《中国植物志·杜鹃花科》积累了丰富的资料。除研究杜鹃花外，还对槭树、八角枫、山茱萸等13个科的植物有过深入研究，造诣很深。他是中国对峨眉山植物分布做出科学描述的第一人，其《峨眉植物图志》 (1942)获英国皇家园艺学会银质奖。他是世界公认的杜鹃花科、槭树科专家;吴徵镒《瑞丽流域植物种类初志》(1946)，是他1938年冬对瑞丽流域之芒市、遮放、猛卯考察的记录，著录植物110科，382属，共计600种。其中52种系云南新种，2属及15种系是中国初次记录。④C.Y.Wu，“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Vegetation of Sweli Region with an Enumeration of Plants Collected，”JWCBRS，Vol.XVI，B，1946，pp.149-175.如今，他已成为我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植物学家。

四川农业改进所水稻专家管相桓从事稻谷改良研发，发表《稻属细胞遗传学之研究及其应用》(1946)。论文将品质与产量皆优之稻种从农业育种与生物遗传角度进行研究，有利于四川稻作之改进，对提高水稻产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农艺师杨鸿祖《促成甘薯开花结实研究之初步报告》(1943)，是关于甘薯育种的研究记录，由于我国育种学家对此问题的研究者颇少，作者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来促使我国甘薯之育种与遗传研究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20世纪40年代，学会完成本土化过程，成为一个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国际学术机构。中国学者成为学会组织构建与科学研究中的主力，带给学会前所未有的发展，学会步入鼎盛时期。学会在中国近代边疆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华西边疆研究中的重镇，从西人到国人的本土化过程，反映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进程与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