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萍

(四川大学 档案馆，四川 成都 610064)

何谓大学?“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蔡元培)，它是学府至高的“象牙之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智识之源”，是熔铸民族之魂的“冶炼工厂”，是保存文化、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的“智识之府”……从大学的兴盛繁荣中，可以析见国家的文明富强，国民的雄健挺拔。为什么在非基督教国家出现了基督教大学?基督教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文教“甲于五洲”的东方国度?这些看似吊诡的“悖论”之谜，可以从近代中西对话与“文明”交流中找到某些答案。

19世纪中，“礼崩乐坏”的中国与“船坚炮利”的西国猝然相遇，值此封建主义式微、殖民主义肆虐的“衰世”，在恪守祖训、泥守古法的心锢之下，中国的教育近代化仓促而艰难，宏伟且悲怆。同治元年 (1862)京师同文馆的开办，预示着“新教育”自此萌芽，①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第29页。然而，正式的变革还要等到40年后的“新政”诏书。目标过于短视、教育过分偏窄的洋务教育，为教会学校留下了插足发展的空间。

基督教以1839年澳门设学为嚆矢，由芽而苗、由秀而实，由小学逐级而上，直达大学“象牙塔”，使教会教育连络一气。1915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1882－1936)报告说，在华教会高等学府达36校，尽管许多仅具雏形，处于中国教育系统的外围，但它们在新教育领域极富生气，颇著实效，甚得信赖。

一、“大学时代”的时间窗:1901－1914年

中国近代的高等学府，从“酝酿”、“决行”、“粗定”到“有成”，跨度时间都不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