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学缘与师缘

黄建中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谈到学缘，首先应谈到师缘。1958年9月，我由湖北省崇阳县文教局保送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刚进校，正赶上在大学里“拔白旗，插红旗”；“火烧封、资、修教学，编写属于共产主义的红色教材”。我被分配到本系“汉语教研室”参加编写《语言学》教材。《语言学》是什么？该讲些什么内容？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时，领导要我去问被“拔白旗”的杨潜斋教授，杨先生笑着对我说：你先读读苏联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高明凯的《语言学理论》和北京大学岑骐祥的《语言学概论》。我听了，就找来这些书读，遇着不懂的地方就找杨先生问。经过半年的学习，教材虽然未编出，但使我了解了什么是“语言学”，更有幸认识了杨潜斋先生，与杨先生结下了一生的师缘。杨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曾师从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时就写出了《古音隅论》，分古韵32部，至今被音韵学界人士所沿用。后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与研究殷商甲骨文的陈邦怀先生一起研究甲骨文。1949年后来到华中师范学院，服从工作的需要，自学俄语，讲授《语言学》。

1962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被留在学校汉语教研室当高庆赐先生的“古代汉语”助教。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法学家。1954年参加了全国“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暂拟系统”的制定，并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后由于工作需要，改教“古代汉语”。高先生的讲课很受学生的欢迎，他常是一边讲授，一边写黑板，有理论，有例句，旁征博引，博而不乱。高先生还告诉我：你要教好“古代汉语”，一是先要学好“现代汉语”；二是还要多向杨潜斋先生请教。我遵照高先生的指示，先努力学习“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同时不断地向杨潜斋先生请教。杨先生告诉我：你要学好“古代汉语”，必须学好文字、声韵、训诂；学文字，先学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学声韵，先学黄侃先生的古声19纽和我的古韵32部；学训诂，先学汉代郑玄的《五经》注，再对照宋代朱熹及现代人的一些注解，以原著为本，学会鉴别和取舍。

我就这样在高庆赐先生和杨潜斋先生的指导下，一边听高先生的“古代汉语”课，帮助高先生下到学生中搞辅导；一边努力地读书学习。先以“现代汉语语法教学暂拟系统”为基础，将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吕叔湘、王力、高明凯等先生的语法体系中对词类的划分异同列出一个“比较表”。这样对于帮助我掌握“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语法，以及阅读吕叔湘、王力、高明凯等先生的语法著作和文章都有裨益；遵照杨潜斋先生要学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的指导，我就买来一本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先将《说文解字》的540个部首，依次编成四字一句，全部背下来；又将这540个部首的小篆用毛笔写出挂在床头和墙壁上，帮助背诵和记忆；再将《说文解字》的全文进行断句和标点，并请杨潜斋先生和高庆赐先生指导与修改。我就这样扎扎实实地学了两年，直到1965年到湖北省孝感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我仍然保持着与高庆赐先生和杨潜斋先生的联系，遇事也不忘向他们请教，他们虽然都受到冲击，但只要我去问问题，他们也都耐心地予以指导。1972年，领导派我和黄清泉老师组织几人编写《毛主席诗词浅释》，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我仍然悄悄地去问高、杨二位先生。在编写《毛主席诗词浅释》后，我觉得有必要结合毛主席诗词讲一讲“诗词格律”。比如毛主席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诗题为什么叫“和”，而且要读成“hè”；诗中“雷”、“堆”、“灾”、“埃”、“来”用现代汉语普通话读是不押韵的，但毛主席用的《诗韵·灰部韵》，是押韵的。再如毛主席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用的是入声韵，“入声韵”的特点是要读得“短促急收藏”，这正好帮助表现词的思想内容。又如诗词中要讲究“平仄”和“对仗”，知道了这些，就更能领会诗词的魅力。我就把这些问题结合毛主席诗词的例句，写成一本《诗词格律常识》，送给高、杨二位先生审阅。二位先生看后，很是高兴。但杨潜斋先生提出诗词的“平仄”和“押韵”，是要依照唐宋时期的“平、上、去、入”四声和“诗韵”、“词韵”来进行的，你要想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想这些问题，不是一下能讲清楚的，再说“诗韵”、“词韵”各部的字都很多，也不能都列出来，怎么办呢？我将这个问题反映给高庆赐先生。高先生说，这是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古的“入声”字，在普通话中，有的要念“阴平”，有的要念“阳平”，有的要念“上声”，有的要念“去声”。念“阴平”和“阳平”的字只100多个，你把它们列在书后作一“附录”，人们碰到这些字要念成“短促急收藏”的调式，划平仄要划成“仄声”，这样，对划平仄就要方便得多。我接受高、杨二位先生的意见，最后完成了《诗词格律知识》这本小册子，被《湖北广播》增刊采用发表，这样对我以后讲“声韵学”也方便得多。

1980年8月，我从京山分院调回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总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教“古代汉语”。一天，“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丁成泉老师批准我去参加南京大学洪诚先生主办的“高校教师训诂学研修班”，该班由洪诚先生主讲“训诂学”，由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主讲《广韵》，由南京师范大学徐复先生主讲章太炎先生的《文始》。陆宗达先生则派了他的学生许嘉璐同志(后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来参加学习。陆宗达先生、洪诚先生和殷孟伦先生都是黄侃先生的学生，徐复先生则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早年在苏州举办“国学讲习班”的助手。我们的学习，一方面是听课，一方面是讨论和交流。如由许嘉璐同志介绍陆宗达先生怎样指导他读段玉裁注《说文解字》；由我介绍我校历史系张舜徽先生的《广校雠略》等。我又在他们的指导下，一边听课，一边写出30多万字的《训诂学教程》，准备回学校后作讲课之用。后由陆宗达先生题写书名，殷孟伦先生作《序》，推荐给湖北人民出版社的荆楚书社出版。

1980年，在武汉相继成立了“中国语言学会”和“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参加两会的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和南京师范大学徐复先生要我联系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同志，武汉大学罗邦柱等同志，邀请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北京大学王力先生、周祖谟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胡厚宣先生，武汉大学黄焯先生、李格非先生、周大璞先生和我们华中师大的杨潜斋先生、张舜徽先生等，筹备成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我将这一讯息报告给杨潜斋先生和张舜徽先生。由杨、张二先生报告给当时的华中师大副校长陶军同志，很快得到陶副校长的大力支持，于1981年5月在武汉湖滨饭店举行了“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1次学术年会”。我在大会上发表了《“训诂”义说》一文并和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筹备报告》。这又是由我的老师杨潜斋先生和张舜徽先生、北京师范大学陆宗达先生、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南京师范大学徐复先生等师缘，引导我走上更宽广的学缘之路。

我的《训诂学教程》出版之后，杨潜斋先生又对我说：要讲好“训诂”，必须要有“文字”和“声韵”作基础。他并且形象地说：没有“文字”和“声韵”的基础，讲“训诂”可能是胡扯，只能是人云亦云，别人讲错，你也跟着错。这时，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文字学》的教材，所以我就写了一本《汉字学通论》。

1990年4月，我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4次学术年会”上提出：我们的“训诂学”，除了对传世文献进行研究和训诂外，还要注意对出土文献，如秦汉竹简、帛书和殷商甲骨刻辞语言等的研究和训诂。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商史和甲骨学专家胡厚宣先生找到我说：你提出的“注意对出土文献，如秦汉竹简、帛书和殷商甲骨刻辞语言等的研究和训诂”的意见很好，我建议你在武汉成立一个“甲骨刻辞语言研究中心”，将武汉大学甲骨学和古文字学专家夏渌先生等组织起来，对“殷商甲骨刻辞语言”进行研究和训诂。我回到学校，将胡厚宣先生这一意见反映给校系有关领导，得到管科研的副校长邓宗琦先生的大力支持。5月份，我利用到北京参加一次“国际汉语汉字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到胡厚宣先生家里具体商定“甲骨刻辞语言研究中心”的组织形式和第1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的筹备，决定邀请吉林大学的姚孝遂先生、台湾师范大学的高明先生、广州中山大学的陈炜湛先生、武汉大学的夏渌先生等甲骨学和古文字学专家，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于199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甲骨刻辞语言研究中心成立暨第1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

所以我说，要有学缘，首先要有师缘。要有师缘，就要尊师重道，要善于向老师学习，特别是在老师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趋炎附势，忘记师恩！有了师缘，才有学缘，才有学术的广阔发展空间，正确的发展道路，少走弯路，阔步向前！

2012年7月9日于华大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