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敦兵

（湖北经济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心暨湖北企业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205；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近四十年来，大量儒、道古佚文献出土，“单就出土的竹简帛书而言，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学术价值之高，可说是空前盛事”［1］，掀起了周秦之际思想学术研究的一波又一波新潮，李学勤认为我们已经“走出疑古时代”，裘锡圭说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2］，学界甚至主张“重写”［3］中国哲学史、学术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出土简帛中道家文献主要部分的核心内容略作述评，并从此视角对未来道家研究作一简单前瞻。

一、马王堆帛书中道家文献与道家研究的新进展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是20世纪70年代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子》抄本，它的出土否定了将《老子》成书时间定为秦汉之际的错误观点。

（一）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之意义

第一，关于帛书《老子》抄写时间的界定问题。高亨等根据文字避讳情况，判定帛书《老子》甲本在刘邦称帝前抄写，乙本在刘邦称帝后至刘恒、刘盈称帝前抄写［4］。萧萐父指出，从时间上看，帛书《老子》与唐初傅奕校定的彭城项羽妾冢古抄本相近［5］。

第二，关于《老子》文本的编排与分章问题。帛书《老子》与通行本在编排上不同，整理者认定“帛书《老子》甲本用圆点作分章符号”［6］，不过这种分章点并不全，还有省略之处，也有用其他符号替代的现象。据研究者发现，甲本残留19个分章圆点和13个可证分章的勾点，证明了通行本四分之三的分章是正确的，而四分之一的分章是错误的。帛书分篇、分章符号少而且单纯，也有可能为编订者有意以“德”“道”观念为统领，重新编辑流传的《老子》文本以独立成篇成书［7］。从《老子》的简本、帛书本、通行本之间的递嬗关系上看，“帛书本《老子》的构成虽然可能不止源于一个本子，但其中必有以郭店简本为来源者；帛书之后的诸本，如王本，其参校者当搜罗更广，以一二个为底本，旁采诸本之优，校订而成”［8］。

第三，关于《老子》文本的注译问题。高亨原文采用王弼本，“王本文字确有误处，则根据汉帛书本、河上公本、傅奕本等较古本改正”［9］。在据帛书《老子》校勘今本时，郑良树认为今本《老子》有衍文、夺文、错字，帛书可澄清被误解之文字及解决聚讼多时的文字问题［10］。张舜徽自认“取帛书校读今本，收获很多”［11］，张松如的《老子说解》认为此一校读，“千年迷雾，一旦澄清”。徐梵澄在《老子臆解》的序中赞道：“帛书一字之殊，固宜珍若璆琳者也。综合观之，实堪叹美。”［12］陈鼓应认为，虽然帛书《老子》不是最好的版本，但可提供订正王弼古本的依据［13］。

许抗生认为帛甲与帛乙是“两种不同的传本”［14］，他根据河上公注本分章，次序据帛书，内容则甲、乙互参，并据傅奕本和其他本子校补。黄钊认为“帛书《老子》既有助于我们恢复《老子》原本体系上的完整性，也有助于我们纠正今本某些字句的讹误”［15］。高明以王弼注本为主校本，另取敦煌写本、道观碑本、历代刊本共33种作为参校本，工夫绵密，考证精详，多具创解［16］。尹振环经过参与比照，认为帛本将会取代今本，他被熊铁基称为当今老学研究的“一员干将”［17］。徐志钧主张“从先秦文献出发，在训诂的基础上进行解释”，对“并不存在‘错简’、‘脱文’”的乙本进行专门校注，乙本缺损的文字主要用帛甲本来补足［18］。

（二）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命名与学术价值

第一，关于《黄帝四经》的书名问题。唐兰根据内容、抄写时间和历史背景、传授源流和流传情况三个方面，认为“写在《老子》乙本前面的四篇和黄帝有关的刑名之言应是《黄帝四经》”，实际上明确地指出了《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所录的《黄帝四经》的真正版本［19］。李学勤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部书“解开了古书常见的‘黄老’之谜”［20］。裘锡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从四篇佚书的形式、内容、古书引黄帝之言的情况来看，四篇不像一部书，并非《黄帝四经》［21］。

第二，《黄帝四经》与帛书《老子》之关系问题。陈鼓应认为，从中国思想脉络发展的关联来看，“《黄帝四经》是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黄老道家的作品，它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战国百家争鸣中取得思想界主导地位的黄老学派的发展线索，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与评估”［22］，《易传》由天道推衍人事的思维方式以及《系辞》“天尊地卑，贵贱位矣”等思想观念可能受到《黄帝四经》的影响。李学勤指出，“在《老子》这样重要子书前面写录的书，就不能认为是附抄的，其重要性至少是和《老子》相等”［23］。

第三，关于《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唐兰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陈鼓应根据古汉语发展中先有单词、后有复合词的规律等，认为是书成于战国中期之初或战国初期之晚，并可能在《庄子》、《孟子》之前。有学者仍称四篇为《黄帝书》，从“县国”一词来看，它最早很可能于春秋晚期已初具形态；从避讳来看，它当抄于汉高祖刘邦在位之时［24］。

第四，关于《黄帝四经》与《老子》的关系。陈鼓应认为，《黄帝四经》引用《老子》的词字、概念多达170多处，继承了老子道论向社会性倾斜的特征，“给《老子》成书早期说提供了有力的新证”［25］。其中近20处引范蠡话的情况，说明“范蠡可能是从老子过渡到黄老的关键人物，或许是黄老学派的创始者”［26］。李学勤认为，《越语下》所述范蠡思想应该归黄老一派。王博认为，范蠡可能正是结合黄帝和老子的最早的思想家。

第五，关于《黄帝四经》与《管子》的关系。唐兰认为“《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引文对照表”所列两书相同或相近处有23处。陈鼓应也认为《管子》中《内业》等11篇系“袭取”《四经》。另外，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有不见于他书而与《鹖冠子》相合的文句，可证战国末年实有《鹖冠子》其书。

二、定州汉简《文子》及其研究的新进展

今传《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尹文子》一书曾被怀疑抄袭《淮南子》而被视为伪作，此观点虽曾被《四库提要》驳正，唐兰率先指出《文子》实系先秦古籍，但在新文献出土之前尚缺乏铁证。定州汉简《文子》的出土，解决了这一悬疑。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语句表达方式上，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入葬的定州竹简《文子》残卷所引《老子》，皆见于竹简本《老子》。这可说明二者可以互证早出，《文子》并非伪作，亦非晚至汉初的古籍，而是先秦即实有其书；还可说明老子与文子的师友间的学脉传承与因袭关系。

今本《文子》所引《老子》语，许多不见于竹简本而仅见于今本，说明今本《文子》的形成可能在东汉中期以后，由好事者“杂采古本《文子》佚文、今本《老子》、《淮南子》等书而成”［27］。陈丽桂指出，“竹简《文子》固在《淮南子》之前，今本《文子》的形成则当在《淮南子》之后。极有可能就在张湛注《列子》后，隋以前”［28］。关于《文子》引《老子》而未袭用“老子曰”、“老聃曰”的方式，而采用师其意不师其辞的方式，丁四新认为，这可能正是老子为“文子之师，或亦师亦友，与文子有闻道先后之分，也有学问上的切磋”［29］的原因，班固于《汉书·艺文志》所言“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当为确论。

关于简本《文子》文体，学界根据第0741、1805号简等，认为当有《经》、《传》、《说》之区分，且以《说》为主体。关于今本《文子》的真伪及其与《淮南子》间的关系问题，裘锡圭认为，“今本《文子》是在古本《文子》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既不能简单地看作真书，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抄袭而成的伪书”［30］。残简《文子》与著录的《尹文子》之间的传续关系问题，仍然不能因为残简《文子》的出土而得到最终解决。

三、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与道家研究的新进展

正当《老子》帛书本的研究日益趋向高潮之际，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的讯息又在研究者中激起巨浪。郭店简被称为“中国的死海遗书”，德国汉学家瓦格纳称“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的出土相提并论”。至今围绕郭店楚简的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下30次［31］。

（一）郭店楚简《老子》引发道家研究新一轮高潮

郭店本《老子》虽非足本，却保存着目前所知最早的《老子》分章、分节及断句的记录，它既能弥补帛书《老子》分章点的残缺不足，也有助于纠正校订今本《老子》分章的错误。

目前郭店楚简《老子》研究的热点，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竹简《老子》的结构，有“完整的原始传本说”（崔仁义），有“节录本说”（王博），丁四新等认为简本《老子》可能是战国时期《老子》书不断完善过程中的版本之一；（2）竹简《老子》对于考证《老子》成书年代的重要意义，由于郭店一号楚墓的发掘者认为该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这就为《老子》成书“早期说”增添了宝贵的地下证据；（3）先秦儒道关系方面，简本《老子》可说明老子对仁慈忠信义礼等德行实持肯定立场（陈鼓应），老子原来并不“绝圣”、“绝仁弃义”，他只反对智辩、巧利、诈伪（裘锡圭），简本《老子》中“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绝伪弃诈”之说，并不是对儒家思想的批评和否定，而是对它的负面补充（张立文）。

关于简本《老子》的性质及三组区分标准，学界意见尚未统一。王中江［32］、程水金［33］、郭沂等将简本《老子》看做是“优于今本”的“一个原始传本”、“一个完整传本”。丁四新根据假字异文的不同，把甲、乙、丙区别为三个时期三种不同的抄本，认为《老子》的作者总体上看是老子，“但也不反对今传本《老子》一书的形成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34］。彭浩则指出，“《老子》甲、乙、丙的字体、字间距离也各不相同，应是各自抄写、编连成册的”［35］。有学者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认为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和乙本是由不同的抄者各自抄写的文献，《老子》丙本和《太一生水》是由同一人抄写的，《老子》甲、乙、丙与《太一生水》四篇共有三位抄者［36］。

有学者根据书写特征、间隔符号等情况的不同，认为《老子》甲的抄写年代可能较早于其他二组及《太一生水》。从内容和文体特征看，甲组主要属“经文”，乙、丙两组则为掺入“经文”的“解说文”［37］。经文在前、解说文在后为一般逻辑，亦可说明甲组的生成或抄写在前。王博说：“甲组与乙组、丙组可能由不同的编者在不同的时间完成，但其内容又同见于今传《老子》中。这种情形说明，也许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几乎是五千余字的《老子》传本。郭店《老子》的甲组与乙组、丙组只是依照不同主题或需要，从中选辑的结果。”［38］三组竹简彼此不相重复，说明摘录者是有过相当考虑的。“从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权谋机心之术等情况看，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且前后一贯，意蕴精纯，显然出自一人之手笔，代表一人之思想。”［39］

关于《老子》帛书本、竹简本与传世本关系问题，学者们认为《老子》帛书本、竹简本与传世本可能均为同“源”而传的不同“流”本，都不能代表老子的完整思想，三种“流”本相合，才可能接近相对完整的《老子》。可能的情况是，《老子》的原始文本至少在战国初期已经以不定型的多种抄本在流传，简本《老子》和帛本《老子》尽管编定形态不一，但有可能抄自同一来源的数据，所以才有内容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的情况出现［40］。从竹简本《老子》到帛书本《老子》文字异同之辨上，似乎还可看出当年蒙文通、冯友兰所论及的老学自身或有南北、先后的分派问题［41］。

李若晖将《老子》诸本分为先秦郭店简本的形成期，战国末至汉初马王堆帛书本、傅奕本（宗项羽妾冢本而校以他本）的成型期，汉魏《指归》本、河上公《注》本、《想尔注》本、王弼《注》本的定型期，及嗣后诸本的流传期［42］。丁四新在近著《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一书中，虽将《老子》分为三组，却称“编”不称“组”，每章另加章标题［43］。

（二）特出的道家文献：郭店楚简《太一生水》

关于《太一生水》篇的学派性质，包括《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在内的多数学者认为应归属于道家。李学勤认为该篇起源于道家“关尹”一派，且深受数术家影响，是对《老子》王弼注本第42章的引申和解说［44］。萧汉明也认为系阴阳家之作［45］。陈伟认为，《太一生水》的内容可以分成三部分，“依次与传世本《老子》第42章、第25章和第77章对应，似为阐述《老子》这几章大义的传”［46］。黄钊将该篇称为稷下道家的重要传抄本［47］。周凤五认为《太一生水》是儒家学者“借用楚国原始的‘太一’信仰，糅合‘稷下学派’的道家与阴阳数术之学对《老子》一书的改造”［48］。郭沂说该篇的作者就是关尹本人［49］。丁四新认为，此篇前半与后半为不同的两篇，前半可名为《太一生水》，是阴阳家之作［50］。

关于其中的“太一”之名及其渊源，亦是学界讨论之一大热点。饶宗颐认为，“太一”的第一个古义就是“元气”，“老子这个主阴、主下、主水的思想，可能是殷代思想的一种推进”［51］。郭沂认为，“太一”为宇宙终极创生者，其原型盖为月亮［52］。庞朴认为，“太一”和“水”的关系，不是形影关系而是具有反辅功能的母子关系，是太一变化为水，之后太一作为本体而在水中［53］。冯时认为《礼记正义》引郑玄注中的“天一”，本义应该就是天数一，“太一生水”实即“天一生水”，其本质是“一生水”［54］。“太一”自身独在，不受“天”、“地”、“阴阳”的宰制，从义理方面而言，它“最终要走向神学的领域”［55］。

另外，自从李学勤提醒大家关尹之说有“其动若水”、“主之乙太一”，“太一”和“水”密切联系是道家一支的特殊标志后，学者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便转移到该篇的水生观上。许抗生认为该篇发展了老子的尚水思想及《管子》之《水地》篇观念，与《内业》篇“尚气”观念并非同一路向［56］。庞朴则认为“水生”不是“派生”而是“化生”［57］。也使学界对于《尚书》“水曰润下”、《易经》井卦与坎卦、《老子》“上善若水”、孔子“知者乐水”、孟子“盈科而后进”、《荀子》、《庄子》等文本重新梳理。

四、“上博简”《恒先》篇与道家研究的新进展

关于13支简间的编联结构，学界共有五种方案，庞朴1－2－3－4－8－9－5－6－7－10－11－12－13的编联方案最为学界接受［58］。

关于《恒先》篇的性质与结构问题，学界一般都承认其上半部分讲宇宙生成论，下半部分讲政治哲学。郭齐勇认为，本篇系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59］。陈静认为，在“关于自然宇宙的生成”及“关于人文世界的理解”的两条线索之间存在本末关系，即“自然宇宙的生成提供了一个理解人文世界的模式”［60］。吴根友指出，《恒先》篇所讲的生成论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描述自然界的生成，二是描述人类文明如何从自然中产生［61］。陶磊认为，“《恒先》虽有颇具特色的宇宙论的内容，但宇宙论本身不是它叙述的重点，它是通过宇宙生成归纳天道，从而得出人事的立场”［62］。陈丽桂也指出，《恒先》“第一部分从首简到第五简上半‘唯复以不废’，讲自然的创生；第二部分从第五简下半‘知既而巟思不殄’到末简，讲人事名言世界的建构”，从前后结构而论，是“先说自然，后言人事。在说自然时，先言质性，再述创生；先本体，后宇宙；先提纲，再细说”［63］。对此，季旭昇认为前六章是讲“形而上的本体论”，“从第七章开始落实到形而下的人文世界”［64］。李锐指出，“气是自生”反映了《恒先》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宇宙生成论，它可能受“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影响，从而保留了“无有”的阶段，但《恒先》并不贵“无”，而且它与当时流行的数术类宇宙论也有关键的不同，所以还不宜过早论定《恒先》篇的创作年代和学派归属［65］。欧阳祯人认为，该篇讲了“从无形的世界到有形的世界”，“气”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66］。也有学者认为，该篇一、二章为谈“道体”的本体论，三、四章为宇宙论，五、六章系名论，七章引申阐发前述各章［67］。

关于“恒先”含义，李学勤主张“恒先”连读，“恒”与“常”通，“恒先”即大全、太清、太虚，也就是道家的道［68］。庞朴最先将“恒先”释读为“极先”。裘锡圭提出读为“极先”，意为“宇宙本原”［69］。王中江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亘”作“恒”为先秦常例，“恒”不能训为“极”，“《恒先》恐怕是有意识地回避‘道’而另立一新名来指称宇宙的根源”［70］。谷中信一认为，《恒先》的“恒”意即作为宇宙生成的原初即本体的“道”［71］。

五、出土道家简帛文献与未来道家研究走向前瞻

以上仅就出土简帛中的道家文献作了粗线条的梳理，实际上很多研究的创新之处因笔者的学力与篇幅所限未能涉及。比如，北京大学2009年初接受的近20种西汉竹简，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的文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首推《老子》，因为北大藏西汉竹简《老子》，被学界认为是继马王堆帛书甲乙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四个简帛《老子》古本，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汉代古本，这将对《老子》一书的文献整理、校勘和道家思想的研究具有极高价值［72］。目前，北大藏汉简《老子》正在整理之中。

新出简帛促使学界研究论域的不断拓展，凸显了许多相关论题，重新估价出土简帛与传世文本之关系，重新审视辨伪辑佚工作的价值与局限、伪书的价值、传世版本的自身价值，促成哲学、文字学、史学等学科的融通与新国学的建设，是最主要的任务。其中，（1）加大古代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梳理范围；（2）比较出土简帛与传世中的古代中国哲学文献，发现其中的“新问题”，并研究这些“新问题”，突出出土简帛文献中古代中国哲学本体论、宇宙论和政治哲学、伦理学等问题研究；（3）由出土简帛文献考察古代中国哲学哲学文本的生成规律。通过文字学、考古学、简牍学、哲学思想史和文化史等诸多专业方向的融通与对话，通过政治哲学、文本流变等专题研究的辉映互动，重新“在新出楚简（及其他出土文献）中发现历史”［73］，不断“增信”历史史实，将简帛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注释：

［1］萧萐父：《〈帛书老子校注析〉题辞》，《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81页。

［2］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杜维明：《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专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页。

［4］高亨、池曦朝：《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载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11页。

［5］萧萐父：《〈帛书老子校注析〉题辞》，《吹沙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582页。

［6］《帛书老子简本》之《凡例》，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

［7］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8］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9］高亨著，华钟彦校：《老子注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小序”。

［10］郑良树：《论帛书本〈老子〉》，《竹简帛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1］张舜徽：《老子疏证》，《周秦道论发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2］徐梵澄：《老子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1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序”第3—4页。

［14］许抗生：《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增订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7页。

［15］黄钊：《帛书老子校注析》，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16］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7］熊铁基：《20世纪中国老学述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32页。

［18］徐志钧：《老子帛书校注》，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前言”。

［19］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20］李学勤：《新发现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的影响》，《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页。

［21］裘锡圭：《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载《文史丛稿》，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22］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前附1995年“序”第1—2页。

［23］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鹖冠子〉》，《江汉考古》1993年第3期，第53页。

［24］李培志：《黄帝书与简帛老子思想渊源研究》，河南大学2010年博士毕业论文。

［25］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页。

［26］陈鼓应：《关于〈黄帝四经〉的几点看法——序余明光〈《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哲学研究》1992年第8期。

［27］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28］陈丽桂：《从出土竹简〈文子〉看古、今本〈文子〉与〈淮南子〉之间的先后关系及几个思想论题》，《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29］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30］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8页。

［31］《郭店楚简改写中国思想史》，http：／／news.cntv.cn／20120326／119978.shtml，2012－3－26.

［32］王中江：《郭店竹简老子略说》，载《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33］程水金：《郭店简书〈老子〉的性质及其学术定位》，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4］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89页。

［35］彭浩：《郭店一号墓的年代与简本〈老子〉的结构》，《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8月。

［36］［日］西山尚志：《关于郭店楚简〈老子〉三个文本、〈太一生水〉的抄者——字形种类的统计分析》，载《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

［37］高华平：《对郭店楚简〈老子〉的再认识》，《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

［38］转引自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

［39］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10页。

［40］丁原植：《郭店楚简老子释析与研究》序，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41］萧萐父：《楚简重光 历史改写——郭店楚简的价值和意义（1999年10月珞珈山首届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吹沙三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16页。

［42］李若晖：《郭店竹书〈老子〉论考》，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43］丁四新：《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44］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所见关尹遗说》，《中国文物报》1998年4月8日。

［45］萧汉明：《〈太一生水〉的宇宙论与学派属性》，《学术月刊》2001年第12期。

［46］陈伟：《〈太一生水〉考释》，见台北楚文化研究会1999年编《古文字与古文献》试刊号，第65—72页。

［47］黄钊：《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48］周凤五：《郭店竹简的形式特征及其分类意义》，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9］郭沂：《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50］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09、117页。

［51］饶宗颐：《“太一”古义及相关问题》，《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三《简帛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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