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婧文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蔡晓舟（1885－1933），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参加了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在近代安徽早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蔡晓舟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然而，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就找到了沈寂教授的一篇文章，即《也谈蔡晓舟其人》指出“蔡晓舟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尤其在安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①沈寂：《也谈蔡晓舟其人》，《江淮文史》2000年第4期，第145页。同时沈寂教授也指出有关蔡晓舟的资料少之又少，所以笔者想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来对蔡晓舟作进一步的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北大和五四时期的蔡晓舟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是日上午九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代表假法政专门开会商谈如何演说、如何散布传单、如何经过各使馆表示请求之意，如何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住宅数其卖国之罪”②杨亮功，蔡晓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21页。。商议结束后，各校代表纷纷回校，做好了午前的筹备工作。于是“各校既制如许白旗，或荷或擎，整队而向天安门进发”，队伍“步法整齐，仪容严肃，”就连“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③杨亮功，蔡晓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22页。。充分表达了学生们的高度的爱国情怀，而蔡晓舟虽不是学生，也参与其中。

（一）参与五四运动并与杨亮功合编《五四》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晓舟不仅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而且还亲自参加示威游行，他带着学生一路高呼“还我青岛”、“诛卖国贼”等口号冲破军警的拦截来到天安门后，又激愤地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④戴健:《五四运动三个月后出版了〈五四〉一书》，《人民政协报》,2010年5月27日，第6版。在斗争中，蔡晓舟认识到“此次风潮，关系国家前途、民心士气至钜”⑤杨亮功，蔡晓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97页。，因而不能不记载下来，于是6月底，蔡晓舟和杨亮功就“一方面搜集资料，一方面编撰，一方面校阅，穷两个多月之力而完成初稿”。于是最早出版的记载五四运动的《五四》一书就问世了！全书共分为六章，包括五四运动之前因，五四学生游行示威始末，五四运动各界之响应、舆论、文电录要以及附录等，每章、每节都叙述详细，引用充分，把五四运动的整个过程、细节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序言中，蔡晓舟指出：“我北京学生，五四一役，涵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前者所以使外人知吾民有血性，而杀其觊觎之心；后者所以使公仆知吾国有主人，而正其僭窃之罪。虽然是二义，不可以徒立也。非具牺牲万有之精神，莫启其端，非得前赴后继之实力，莫刈厥果。五四特启端耳，安可无明确记载，白其旨趣于人人。此敝同人所以不揣谫陋，而有五四之书也。”①杨亮功，蔡晓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103页。表达了自己强烈的爱国情怀，以激励国人前赴后继，发扬光大五四精神。

《五四》一书不仅是记载五四运动的第一本史料集，而且在迄今关于研究五四运动的所有资料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杨亮功后来回忆《五四》一书时，认为它“保存了许多现在已无法找到的原始资料，因此，此书为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所无法或缺的”。②许汉三，陶若存，哈晓斯：《皖事拾零//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二)学界交往与学术交流

在北大期间，蔡晓舟不仅与许多皖籍学者如胡适、陈独秀、高一涵、程演生、李辛白等保持密切的往来，而且还与著名学人如蔡元培、周作人等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

1.旅京皖事改进会的成立

自1913年倪嗣冲督皖以来，安徽人民就饱受盘剥，生活苦不堪言，皖籍有识之士为了摆脱倪嗣冲的黑暗统治而奔走呼号。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旅居外地的安徽人纷纷组织起来，以各种形式来支援家乡人民所进行的斗争。在北京，以皖籍在校教职员和学生为主体的学界组织——安徽旅京学会首先发起成立。其宗旨是：“一是要把外边的光明告诉地窟里人，劝他们张目奋起，一是要把地窟里黑暗痛苦侮辱种种可怜的情况告诉外边的人，求他们哀矜援助”。③《皖学会发行〈安徽〉周刊》，晨报(13)，1920-03-03:402。1920年8月7日，学会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议，决定筹备成立旅京皖事改进会，当时到会的包括蔡晓舟在内共有17人，均担任该会的交际干事，同时又推举高一涵、蔡晓舟等兼任文牍干事。关于旅京皖事改进会，高一涵曾说过“这几年来，倪嗣冲及其党羽这样厉害，都是我们人民放任的罪过。我们为忏悔我们的罪过，对于皖事良心上不能不发生一种主张”。④许汉三，陶若存，哈晓斯：《皖事拾零》//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9页。为此，他们议定了四项主张：（一）废除督军制，查抄倪嗣冲及其爪牙家产；(二)民选省长；（三）解散公益维持会，剥夺该会会员公权；（四）监督选举，务求选出真正人民代表。⑤《积极筹备之皖事改进会》，晨报(14),1920-08-12:200。8月17日，旅京皖事改进会正式宣告成立，在随后安徽爆发的迎拒教育厅长风潮以及六·二学潮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蔡晓舟以及旅京皖事改进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与蔡元培等的一段交往

说起与蔡元培的交往，这里不得不提起蔡晓舟的妻子邓春兰。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春兰在兰州给蔡元培写信，指出“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之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欧美往事，可殷鉴矣。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因而她拟代女界要求蔡先生“于此中学添设女生班，俟升呈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春兰并愿亲入此中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⑥信写好，由蔡晓舟转交给蔡元培。蔡元培深受感动，在各界人士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于1920年2月录取了邓春兰等九名女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⑦孟国芳：《邓春兰吁请大学解除女禁，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7-118页。同年春，蔡元培收到了蔡晓舟送来的一叠书稿，此书稿即是蔡晓舟在五四期间编撰的《国语组织法》。蔡元培在仔细阅读此书后，认为此书意义重大，并为此书作了序。序中写道“用‘国语’代旧式的‘国文’，这种运动，现在已渐渐有成效了，去年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了‘国语’教科书的议案，教育部已宣布国民学校试用‘国语’，书肆也有《国语》读本出售，日刊、周刊、旬刊、月刊，用‘国语’的也不少了，但是教授《国语》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专讲‘语法’的书……。蔡君为应这种时势的要求，著了这本《国语组织法》，可称是‘语法’书的第一部了……，他既然要去印行了，我所以很诚恳的替他介绍”。①参见许汉三，陶若存，哈晓斯：《皖事拾零//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8页。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蔡晓舟与蔡元培之间的深厚情谊。

3.与周作人关于文字改良的交流

关于蔡晓舟与周作人的相识，牵线人正是蔡元培。当时，蔡晓舟正在研究白话文语法和文字改良等问题，常去拜访蔡、周二人，直到蔡晓舟回皖从事革命斗争之前，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返。②参见许汉三，陶若存，哈晓斯：《皖事拾零//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0页。这在周作人日记中也可一见端倪。在1920年4月，周作人记载到：“16日 晴 ……蔡晓舟来访，不值。 ”又“18日晴 ……。下午蔡晓舟持蔡先生片来访，谈新村事。”③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从周作人日记我们可以看出，除上述的两次记载外，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在1920年间还有六次，其中蔡晓舟在5月1日写给蔡元培并转周作人的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字改良的看法，“我想我民族若要稍食‘新思潮’的幸福，必自办到‘妇孺可以操笔札’，‘农夫可以读新闻始’，不然则所谓‘新思潮’终是少数人的赏鉴品……，所以我又想，要我们‘注音字母’赶上日本‘假名’的成效，必定要大大的运动一次才行”。怎么样进行运动呢？蔡晓舟继续说到：“我想可以一面用留声机教授法……，一面纯用‘注音字母’编成劳动社会的通用尺度……。④蔡晓舟：《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五)》，《新人》1920年第4期，第115页。”同时“我想请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周启明先生看看，我不另外给他写信了”。⑤蔡晓舟：《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六)》，《新人》1920年第4期，第116页。在收到信后，周作人即在当天就给了回复，指出：“你所说的关于 ‘注音字母’的话，我都以为是。但还有一件事，也颇重要，就是在注音字母略略推广以后，须得有一种通俗的报或小册子，供给他们，灌输知识。这件事又须分为两种，其一是从统一国语上着眼，当然应以标准语为准。其二从开通知识上着眼，却又须用各地方的方言了。我想这两种是应该并重的。”⑥许汉三，陶若存，哈晓斯：《皖事拾零//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4页。至此以后，蔡晓舟与周作人之间还有几次通信，但不久，蔡晓舟就离京南下回皖，开始从事新的革命运动。

二、安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组织领导者

蔡晓舟回到安徽后就踏上了新的征程，其中一项就是组织和领导安徽的新文化运动。正如陈万雄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所说的“在安徽整个运动中，一股知识教育界的力量，起了指导性的作用，其中较为活跃的人士有李光炯、高语涵、蔡晓舟等人”⑦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6页。，他们“除了参与推动革命的运动以外，同时在安徽地区担当了思想启蒙和社会文教革新的先驱者的角色，这对促进当时社会的蜕变，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⑧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91-92页。

（一）暑期讲演会的组织

1921年8月，旅外的一批皖籍著名学者名流如胡适、陶行知等齐聚省城安庆，参加暑期讲演会，此次讲演会由蔡晓舟、吴雅阁、王先强等人发起，先后到皖讲演的学者名流有16人，其中11人为皖人。⑨周宁：《地缘与学缘：一九二0年代的安徽教育界（192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页。在此期间，蔡晓舟于8月12日上午作了题为《社会之过去与未来》的讲演⑩参见周宁：《地缘与学缘：一九二0年代的安徽教育界（1920-19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页。，此时又适逢省内教育会改选的纷争，这让胡适、蔡晓舟等人为安徽的教育事业感到忧心忡忡，胡适更是在题为《对于安徽教育的一点意见》的演说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现在安徽有所谓 ‘高等系’、‘南高系’、‘北大系’、‘两江系’，等等派别，皆是‘学阀’，皆当打破，只认人才，不问党系。”⑪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9页。为此，8月26日，筹备处在省教育会开会，正式成立了委员制省教育会筹备处，“公推筹备处职员，蔡晓舟为主任，李立民、杨亮功为文牍”。①《皖人倡设委员制教育会之用意》，《晨报》第19期，1921年12月22日，第606页。与此同时，胡适，蔡晓舟、陶行知等人联名发表了《根本改造安徽省教育会的宣言》，指出安徽省教育会“近来因有竞争会长，已经闹到搁浅的地步了……，我们几个人，一再思考，一再思量，以为救济目前困难，只有把会长制改为委员制的一个办法，是为适当……。我们既认定这个题目来做了，我们现在就不能不联络几位同志，如在北京的，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武昌的，以及本省各埠、各县教育界同人，来筹备这个委员制的新教育会。这是我们对于我们安徽三千万父老兄弟诸姑姐妹的一个宣言。②许汉三，陶若存，哈晓斯：《皖事拾零//安徽文史资料第三十二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4页。胡适之、陶知行、蔡晓舟等同宣言。”从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蔡晓舟等人认为只有实行委员制，安徽教育会才能真正发挥联络全省教育人士的作用。随着宣言的发表，省教育会的纷争也暂时平息了下来，“省教育会前次改选风潮，业已告一段落，现由胡适之、刘式庵等，发起会长制为委员制，一以免除会长竞争，一以迎合潮流，此项主张，已得一般人之同情，皖省前途大可乐观云”。③《皖教育会根本改造之沪闻》，《时事新报》1921年8月27日。

（二）创办报纸、期刊

在安徽的新文化运动中，1919年6月蔡晓舟、王步文等人在安庆创办 《黎明周报》、《安庆学生》、《洪水》、《寸铁》等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鼓吹反对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废除封建的等级制度，实现人身和言论自由。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革命狂飙》，《安徽文史集萃丛书》（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3-214页。同年8月，蔡晓舟在安庆又先后成立了工农夜校、工商夜校和义务小学，利用这些学校为阵地，向工人、店员、城市贫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教育。⑤王传厚，余兴：《王步文烈士在大革命前后的英勇斗争》，《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2页。1920年12月，蔡晓舟又创办了《新安徽》旬刊，担任总编辑，主张实行各省自治，鼓吹安徽废督自治，认为“我们因为要求‘世界大同’底实现，所以就要将中国从根本上来改造一新，因为要改造‘新中国’，就不能不从各省改造起”，而改造各省的办法，就是要各省实现自治，从而达到“一省改造，省省改造，联省宪法成立之日，即我中华民国改造大业成功之时”。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421页。对于安徽本省而言，“方今湘、粤、苏、鄂、鲁、豫各省，群竭力以从事自治运动，设吾人犹不乘时急起，以图振拔，驱当路之豺狼，建自治之规模，诚恐祸水方长，流毒益普”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34页。，所以“督军为民治的障碍物，是现在社会一般所公认的”，因而只有废督，才能实现自治，而要废督“即当为实际的行动……，下决心，持毅力，拼命进取……，久而久之，必有圆满解决的时候”。⑧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422页。

蔡晓舟所创办的此类报刊在青年学生中间广为流传，影响颇大，蔡晓舟本人也因此而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

（三）参与筹办安徽大学，促进安徽教育事业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旅居外地等地的皖籍学者以及省内的有识之士深感安徽教育的落后，于是就有了创办安徽大学的倡议。据安徽省老教育家胡健吾回忆：“大学最先发起人为蔡晓舟。民国十年六七月间，蔡晓舟为大学事，奔赴北京，在香厂东方饭店，宴请安徽旅京会数十人，报告安徽有设立大学必要之意义，旋由江朝宗、许世英、柏文蔚、李国筠、胡适、高一涵、姚憾、吴复振等二十余人，联名函请省长聂宪藩予以提倡。”⑨沈寂：《也谈蔡晓舟其人》，《江淮文史》2000年第4期，第148页。于是，蔡晓舟就成为了首倡成立安徽大学之人，然而周乾认为首倡创设安徽大学的是胡适，1921年8月6日，在暑期讲演会上，胡适就呼吁安徽应该建立自己的高等学府，他提出的几个具体的意见中第一条就是 “（1）安徽大学……”⑩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8页。，而胡适的提议在《安徽大学简史》中也得到了认可：“1921年8月初，皖籍著名学者胡适应安徽省教育会邀请，来到省城安庆参加安徽省教育会组织的暑期讲演会，在题为《对于安徽教育界的一点意见》的讲演中，他建议安徽教育应采取变革措施，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建议的第一条，就是主张安徽应该建立自己的高等学府。”但又指出“安徽本省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极力鼓吹创建省属综合性大学，培育本省所需要的各方面人才，其中最热心、最积极的当推蔡晓舟”①《安徽大学简史》编写组：《安徽大学简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他强烈呼吁安徽应建立自己的省属大学，为此甚至割破自己的中指，血书“誓死争取筹建安徽大学”。不管是否是蔡晓舟首倡创设安徽大学，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蔡晓舟在筹备建设安徽大学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1年，安徽大学期成会成立，并公布期成会简章。简章规定：“本会以联络同志，促进安徽大学之成立为宗旨”，其主要会务三项：“一、拟定大学逐年筹备计划；二、筹备大学基金经费开支及开办会；三、实施其他筹备计划。”②安徽教育厅:《安徽教育月刊》(47)《法规》10-11,1921(11)。

1922年3月安徽大学筹备处成立，蔡晓舟则实际主持安徽大学筹备处的事务。③参见周乾：《胡适与民国时期安徽大学的初创》，《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3页。在筹备安徽大学期间，蔡晓舟曾多次给胡适写信，向其汇报有关安徽大学的筹备进展，并征求其意见和建议。1922年4月30日，蔡晓舟给胡适写信道：“昨日大学筹备处曾寄一件印刷的公函，及说明书、预算案等件，你收到了吗？我们现在假定6月20号开全体职员大会，你那时能来吗？盼望你速复。”④耿云志：《蔡晓舟信五通//胡适遗稿及迷藏书信(第39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340页。而胡适在日记里也提到了关于筹建安徽大学的事情，“汤保民前日来京，今夜请他吃饭；蔡晓舟也在京，我也邀他来了，席上谈安徽大学事。”⑤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66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筹建安徽大学不仅省内知识界人士热心奔走，而且旅外的皖籍名流也积极热情地支持。

在经过近七年之久的艰难筹备后，1928年4月10日，安徽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标志着安徽大学正式成立。

三、安徽民主运动的推动与安徽创党前后的贡献

在20世纪20年代安徽爆发的几次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中，蔡晓舟用实际行动也为自己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一）组建安徽各界联合会及领导六·二学潮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蔡晓舟开始组建安徽各界联合会。这与其6月份提出的“我们现在要想推翻军阀财阀，应当先把自己的士大夫架子放下，去与劳动者为伍，不然无论你如何说得天花乱坠，终是自欺欺人之语，诸君有与我同志的吗?我愿意加入这种运动”⑥蔡晓舟：《文化运动与理想社会(八)》，《新人》,1920年第4期，第118页。的思想是一致的。其时适逢倪道烺为谋求出掌安徽而欲以代筹新安武军军饷来取悦安徽督军张文生，以此来扩充新安武军的军饷之际，此事遭到了蔡晓舟等人的强烈反对，后者决定于1921年1月9日召开各界团体联席会议，强烈反对此项议案。1月15日，安徽各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在蔡晓舟的组织和领导下，通过发表通电、印发传单等方式来揭露倪道烺的丑恶面目。与此同时，蔡晓舟致信《民国日报》，指出“安徽省各界联合会，系发起于今年一月九日，因晋恒履要做军阀走狗，恢复那‘一五加征’、‘八分米厘’的议案充军费，激起来的……。彼底内容，是包括商会、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报界公会、工界公会、农会各种团体的。彼底会员虽不知道是多少数目，但在安庆城内若是做起群众运动来，我敢相信佢的动员是一定够用的”。⑦《安徽各界联合会真相》，《民国日报》(32),1921年3月9日，第118页。此次安徽各界联合会与倪道烺的斗争成为随后爆发的六·二学潮的先声。

6月2日，安庆各校学生和省教育界人士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联合到省议会请愿，却遭到了反动军阀倪道烺、马联甲的残酷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二”惨案，而蔡晓舟不仅是这场斗争积极的参加者，而且是主要的领导人之一。⑧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2页。关于六·二运动，据《晨报》记载：“原来倪嗣冲督皖时，摧残教育，无所不至……，后因张文生、倪道烺到省，想拿教育经费作为兵费，嗾使走狗到蚌埠，一方面替倪行生祠落成礼，一方面使省议会不足法定人数，将教育经费预算案无形打消。”①《无教育无人理之安庆》，晨报(17)，1921年6月10日，第534页。于是惨案发生了，“时已宴毕，正在密会。副议长找继春、议员刘硕同马、倪等遂不问理由，怒使马、倪所带卫队及会中卫警，肆意凶打。学生闻信前往救，才到门口，马联甲已添调城外军队三营，持枪实弹而至，或用持刀或用枪座痛击学生。当有学生姜高琦，身中七刀，洞穿胸肺，命已不保；戴文秀头部破裂，身受重伤；周肇基遍体鳞伤，血迹模糊……。”②中共安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六二运动史料选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83页。军阀的暴行，激起了人民强烈的愤怒，为加强领导，安徽学联、安徽教育会教职员联合会等团体组成“十公团”，不久又成立了“六·二”惨案后援会来与这些反动势力进行斗争，而蔡晓舟始终和学生一起参加并领导了这些斗争。③汉林：《蔡晓舟同志在大革命前后的革命活动//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页。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办安徽社会主义青年团

蔡晓舟回到安庆后，在第一模范小学任教，并开办了一所文化书店。蔡晓舟就以此做掩护，经常举办“共产主义座谈会”，向进步学生和学联骨干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蔡晓舟联络了各校的学运负责人，在怀宁县学宫义务小学主持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徽团组织的筹备会议。“到会的有一师学生方乐舟、许继慎、王先强、胡养蒙，一工学生舒传贤，一农学生余大化，法专学生童汉璋、宋伟年，六邑中学王步文等二十人。”会上，“由刘著良宣传革命理论，动员青年学生入团，并当场散发了一些小册子。”④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8-229页。同年4月，在安庆菱湖公园茶社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会议仍然由蔡晓舟和刘著良主持。参加者“除上次筹备会与会成员外，还有一师学生杨溥泉、皮言智、彭干臣、童长荣，一工学生詹善良，法专学生韦素园、周新民，一中学生张友鸾，六邑中学学生黄俊卿等”。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9页。在这一时期，蔡晓舟还从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工作，1922年5月1日，蔡晓舟在《平议报》上发表了《我对今年劳动节的感想》一文。指出：“劳动者要排去寄生虫的侵害，不是一个人的交涉，乃是一个团体和一个团体的交涉……。所以劳动者自己劳动，着手第一步就是要组织同行的团体”，而对于安徽各行劳动行会而言，“此处则许许多多各行的劳动者则是一散沙，毫无组织”，所以，“因有以上种种现象，所以我回到安徽第一步就是鼓吹 ‘真的行会’的组织”，⑥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244页。号召劳动者组织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强大起来，来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同时，蔡晓舟还发表了由他执笔的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的文章，要求工人们“不要怕资本家和资本家政府的势力，只要我们一旦把我们自己的反抗力，觉醒起来，我们的势力就比他们的大得多，不但可以抵抗他们，而且可以推翻他们”，所以，蔡晓舟号召：“工人同志呀！我们今日应当一律停止工作，联合地表示起来呵！”⑦蔡晓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敬告工人》，《先驱》1922年第7期，第1页。通过宣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为以后中共安庆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三）领导和组织吴山庙起义

1926年，为响应党的号召，迎接北伐军进军安徽，以蔡晓舟、李云鹤等为首的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许习庸等进步人士，在合肥发动了著名的的吴山庙起义，打响了安徽人民反抗反动军阀统治的第一枪。

1924年冬，孙中山以“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抱病北上。在临行前的一次演讲中，他要求各省滞留在广州的党员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开展革命工作，而此时正在广州的许习庸就奉命回到家乡合肥准备革命斗争。在返乡途径上海时，许习庸看望了同乡蔡晓舟，“我向他介绍了在南方根据地的见闻，以及回乡闹革命的使命，他很高兴，愿意和我回安徽开展革命工作……。乃和我约定，待我回皖以后，把工作搞得有点基础，再通知他，他即还乡参加行动”。①许习庸：《国共合作的吴山庙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7页。于是许习庸返回了合肥，并拜见了柏文蔚，“以谋求在安徽有一席之地，建立革命工作的地下机关，经柏介绍，通过安徽实业厅长陈耀远的关系，许被委任为合肥实业局的局长”。②许有为：《吴山烽火八十年祭-记安徽党史上武装斗争第一枪》，《合肥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82页。许就以此身份作掩护，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后，起义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时值北伐军占领武汉之际，许习庸等人在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派董伯荣前往武汉国民党省党部去汇报请示，回经上海时约蔡晓舟回来共举大事。国民党中央委派的安徽宣慰使常恒芳在听取了董伯荣的汇报之后，对合肥地区的武装起义准备工作表示满意，当即指令蔡晓舟、董伯荣和我为这次起义的负责人，并令我们迅速按原计划组织武装集中合肥与寿县交界处吴山庙举行起义”。③许习庸：《国共合作的吴山庙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11月6日，蔡晓舟等人回到了合肥实业局。8日，蔡晓舟前往寿县的古渡岗联系了当地的民团李雨村，“李部约八百人，有短枪数百支（其中多数是长枪钜短的），因为蔡是著名的鼓动家，很会做工作，加上形势使然，李雨村答应率部起义”。④许习庸：《国共合作的吴山庙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9页。12日，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在吴山庙正式成立，蔡晓舟任司令，许习庸任副司令，公开举行起义。根据形势的发展，起义军定于23日凌晨攻打合肥城。23日天刚拂晓，起义军就整装待发由小营盘向合肥进发，不料却遭到敌军方面的连续轰击，在逼近四十埠时与敌军短兵相接。但“因起义军枪械粗劣，子弹缺乏（每人只有数发），又缺乏经验，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抗敌终日，一直坚持到薄暮才主动退到古渡岗”，⑤许习庸：《国共合作的吴山庙起义始末//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1页。吴山庙起义最终失败。但吴山烽火，光照千秋!

吴山庙起义失败后，蔡晓舟离开了合肥，到外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蔡晓舟应马云亭的邀请，回到了安徽任区长训练所所长。不久，他辞职去了北京，从事著述工作。1933年，他担任了“安徽中学”校长，但因继续从事反对国民政府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8月在离校返家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残酷杀害，时年48岁。

终其一生，蔡晓舟在安徽早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在不同的时期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其功绩将彪炳千秋，永垂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