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化菊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的作品早已是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宠儿。众所周知，她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讲述了一个黑人小女孩佩克拉在社区和家庭中受到种种伤害最终疯癫的故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和基督教有着关联：且不说故事的主人公佩克拉每晚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她的妈妈波琳以耶稣的殉道士自居，就是偶尔出场的店主雅克鲍斯基和贝塔也是心念圣母玛利亚或者手捧圣经；小说接近尾声时作者还别具匠心地在文本中内嵌了一封索卜汉德·切丘致上帝的一封抗议信。通过这一系列细节，我们看到莫里森笔下基督教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俄亥俄州洛林小镇上人们的生活。那么，它对于小主人公的命运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在佩克拉最终走向疯癫的悲剧中上帝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笔者认为，佩克拉悲剧之路的每一步，几乎都有上帝在背后作无形的推手。

故事中小女孩心灵第一次受到的创伤来自白人店主雅克鲍斯基。与店主见面前后的佩克拉心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去糖果店的路上，她对路边的蒲公英暗暗欣赏，觉得它们是美丽的花儿，惋惜它们被人当做野草除去。这里佩克拉欣赏的不仅是花儿，还有她自己。此时处处被人鄙夷的她对被人当做野草的蒲公英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作者也直接评价说,“拥有它们使她成为世界的一部，同时使世界成为她的一部分”。①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London:Vintage,1999,p.48.坚持认为蒲公英是美丽的花让读者感觉到佩克拉虽然微小但积极而正面地自我评价。但在回去的路上，蒲公英的形象在小女孩的眼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它们由刚才美丽的花儿变成了丑陋可鄙的野草。对蒲公英的否定影射出佩克拉在遭遇到打击之后对自己的否定。是什么完全改变了佩克拉的心理呢？简言之，是店主那完全无视她的存在的目光。作者用讽刺的口吻设问：“一个嘴巴里品着啤酒和土豆的味道、头脑在有着大大的蓝眼睛的圣母玛利亚身上打磨过的……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店主如何能够看到一个黑人小女孩呢？”②Ibid.除了年龄、性别、财产方面的优势之外，这里还指出了店主从宗教信仰中滋生出的对黑人的不屑：既然有着麋鹿一样迷人的大眼睛（doe-eyed）的圣母是美丽、圣洁和令人崇拜的，那么从处处充满二元对立的基督教文化的视角看，眼前这个黑乎乎的小女孩自然是低下的和令人鄙夷的。莫里森在这里用的“打磨（hone）”一词值得玩味。此词的本意为把刀剑等工具在磨刀石上磨砺使其更加锋利，当用到人的头脑上，磨砺出的应该是一种判断力或鉴赏力。有了这种“鉴赏力”，店主瞬间断定哪怕“瞥一眼佩克拉都是浪费精力”。①Ibid.这样说来，玛利亚的形象促使雅克鲍斯基练就的就是白人至上黑人低等的意识，也就是把歧视黑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美国社会历来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这里的人往往并不包括黑人。艾默生就曾直言不讳道：“所有人生来平等只是一个方便的假说……（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不平等正是上帝安排一些人领导，另一些人服从的表示”。②Alfred Kazin,(ed.),God &the American Writers,New York:Alfred A.Knopf,1997,p.66.艾默生说的领导者显然是白人，白人才是上帝的选民；服从者自然是黑人。尽管圣经中上帝一再声明凡真心信仰他者皆可获得救赎，包括艾默生在内的种族主义者依然认定黑人是哈姆的后代③根据圣经旧约，哈姆是诺亚三个儿子之一，因看到了父亲的裸体哈姆和他的后代被上帝诅咒为奴。，命中注定该做奴隶。既然白人从圣经中找到了奴役黑人的根据，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信仰圣母玛利亚助长了雅克鲍斯基的种族优越感。在其第二部小说《秀拉》中，莫里森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白。当一个白人船员在河中发现奇肯的尸体的时候，他想当然认为这个黑人小男孩是被自己的父母杀死的，认定黑人与牲畜无异，并进一步对“上帝对他们的诅咒”感到好笑，感叹“拯救哈姆的后代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④Toni Morrison,Sula,New York:Knopf,1973,p.63.举止毫无人性可言的白人船员却肆意贬低黑人为野蛮一族，觉得自己道义上高高在上。雅克鲍斯基店主和船员有着同样心理：受上帝诅咒的黑人理应受白人唾弃。佩克拉刚刚萌芽的自我意识就是在这种唾弃中被瞬间瓦解了。

小女孩受到的最严重的伤害来自她的亲生父亲乔利·布里德拉夫。和故事中绝大多数人物对上帝虔诚有加不同，乔利对上帝似乎有着本能的抵触。想起上帝，少年乔利的第一反应是“上帝是一位善良的白人老爷爷，留着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一双蓝色的眼睛在有人离开人世时显得悲伤，有人为非作歹时显得凶恶”。⑤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P.134.尽管如此，乔利骨子里对上帝并没有好感，反而宁愿喜欢魔鬼。这是为什么呢？他生活的实际经验告诉他上帝是虚伪的。乔利生长所在的乔治亚州黑人们十分虔诚，他的抚养人吉米就是个典型的基督徒。吉米终生未嫁，去世时还准备好做基督的新娘。然而就是这样一群笃信上帝的人们，一生却充满无尽的苦难。在吉米的葬礼上，黑人们为“上帝之道感到震惊”：上帝为何对黑人如此不公？⑥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p.48.善良本分的他们为何生活如此凄惨？基于对生活的感悟，黑人们窃以为上帝不止有三张脸，而是有四张。“上帝拥有的第四张脸解释了所有这一切——罪恶的存在，正直无辜的人们的痛苦”。⑦Allan Alexander,“The Fourth Face:the Image of God in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2.2(S ummer 1998),pp.293-303.原来在黑人们心房的一角上帝的面孔常常是凶恶的而不是“善良的”。年少的乔利或许还没完全看透这一点，但作者提醒我们，孩子往往会从大人的“音色中听取真相”⑧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p.15.,乔利对上帝的善良也就难免怀疑了。另外，上帝的白人属性更加剧了乔利对他的反感。在被白人羞辱之后，乔利潜意识知道恨他们简直是自取灭亡，因为“他们是武装起来的白人，而他是无助的黑人”。⑨Ibid.p,150.毫无疑问，在乔利心里 “白”是“黑”的对立面和压迫者，白发白须的白人老爷爷形象于他并不和蔼可亲，倒极有可能残酷可怕。既然对于乔利而言，上帝的善良是假的，上帝的白人形象是可怕的，他从上帝转向魔鬼也就合情合理。

那么更进一步说，乔利脑海中的上帝又为什么是白人的样子呢？原本圣经里对上帝形象的直接描述少且模糊：“那位万古永存者坐在其中的一个宝座上。他的衣服像雪一样洁白，头发像纯白的羊毛”。⑩见圣经《但以理书》第7章第2节。白衣白发并不能证明上帝是白人的样子。显然，圣经里并没有规定上帝的种族特征。这里的白人上帝形象是主流文化打造出来的，是白人按自己的愿望对上帝形象的加工。罗杰·巴斯特德（Roger Bastid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西方绘画史都见证了基督被努力从一个闪米特人变成一个亚利安人，被刻意变白或漂白的过程……必须让这个人，这个上帝的化身，尽可能远离一切跟黑色有关的东西，哪怕是间接相关也不行”。①Gayraud S.Wilmore,Pragmatic Spirituality:The Christian Faith through an African Len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4,p.124.乔利脑海中的上帝形象当然是白人加工的结果；正如韩奈特（Heinert）指出的，“乔利对上帝白人蓝眼睛的定义来自于主流文化”。②Jennifer Heinert,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New York:Routledge,2009,p.17.也就是说，是主流文化促使乔利与上帝疏离，与魔鬼认同。

由于上帝和白人主流文化的强势，认同于魔鬼的乔利并不敢与他们正面对抗。他潜意识里知道“憎恨白人将会把他像一块煤一样烧毁，仅留下碎小的煤灰和问号一样的煤烟。”③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p.151.于是，乔利从身边寻找比他弱小的女性当替罪羊来发泄内心的屈辱和愤恨。“伤害她，他可以使自己安然无恙。”④Ibid.p.42.这里的“她”开始指波琳，但最终最惨的牺牲品是被乔利在醉酒状态下强暴的小主人公佩克拉。

如果佩克拉受到各种伤害后能在母亲那里得到安慰和保护，她也不会精神分裂。可惜的是一心追随白色上帝的波琳心中没有给自己的女儿留下应有的位置。

在现实生活中，中年以后波琳追求的是做白人雇主费希家的“理想的仆人”；在精神世界里，她追求的是做基督的“殉道士”。那么做理想的仆人和基督的殉道士之间有何联系呢？叙述者说仆人的角色“实际上满足了她所有的需要”，“她人生的一切意义都在于她的工作之中”。⑤Ibid.pp.127-28“所有需要”和“一切意义”自然包括精神追求。也就是说，对于波琳而言，当好了白人的仆人也就当好了上帝的仆人。可是为什么呢？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有着种族主义色彩的基督教支持白人至上的观点，它要人们相信黑人服务于白人是上帝的安排。白人牧师曾利用基督教对黑人奴隶进行精神控制，他们宣称“你们对主人们犯下的错也就是对上帝犯下的错……如果你们跟主人找茬，将会在来生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⑥Lawrence W.Levine,Black Culture and Black Consciousnes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46.波琳的工作态度和表现就好像她曾听到过这样的布道。此外，她还在电影院里接受了白人另一种更隐秘的“布道”：看完电影里的俊男靓女后的波琳发现很难面对现实中的乔利和自己，因为与电影里的男女主角相比，他们丑陋得不堪入目。由于这种以白为美的主流文化和她已经接受的白人至上的宗教教义不谋而合，深陷其中的波琳当然无意识反抗，结果就成了它们的帮凶，向自己和家人的心灵开刀。

波琳的信仰扭曲了她的母性，给佩克拉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佩克拉从一出生就缺乏母爱。虽然在怀孕时，母性使然，波琳决意好好爱这个孩子，不管它长成什么样；但在看到女儿之后，她还是惊呼：“上帝，她真丑陋。”⑦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p.126.波琳没有意识到，佩克拉身上丑陋的标签其实正是上帝及其背后的主流文化给她贴上的。作者一开始就指出，“好像有位神秘的无所不知的主人送给佩克拉一家每人一件丑陋的斗篷”，并且告诉他们“你们是丑陋的人。”⑧Ibid.p.39.“神秘而无所不知”正是人们对上帝的印象，而“主人”也常常是信徒对上帝的称谓。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佩克拉的丑陋某种意义上是上帝的规定。正是由于波琳相信上帝，认定女儿丑陋，拒绝给女儿母爱，才导致佩克拉否定自己天生的长相，每晚祈祷拥有一双最蓝的眼睛，从而变得美丽，以赢得母亲和其他人的爱。母爱的缺失是小女孩自我否定和心理变态的最根本的原因。正如田亚曼所指出的，“佩克拉的最终毁灭并非来自别人的冷眼和父亲的强暴，而是来时母爱的迷失。”⑨田亚曼：《母爱与成长:托尼·莫里森小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另一方面，佩克拉被母亲灌输的是对上帝和生活的深深的恐惧。由于波琳感兴趣的不是作为救赎者的基督，而是作为审判者的基督，她对孩子微小的过错也严惩不贷。佩克拉因为失手打翻了炉子上的平底锅而被波琳连打带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强调，内心充满恐惧的佩克拉在面对别人的欺辱和伤害时总是没有勇气反抗。她总是试图躲开，或者哭泣，或者用手捂住眼睛，“整个人似乎要卷缩起来”，①Toni Morrison,The Bluest Eye,p.73.从来没有像克劳蒂亚姐妹那样大胆地反击。波琳装进佩克拉心里的恐惧抽走了她内在的反抗本能，使她沦为一只沉默的羔羊，人人得而欺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主人公佩克拉一定意义上是一只被白色上帝所吞噬的黑色羔羊。在对佩克拉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同情的同时，作者也对上帝和基督教在种族歧视中扮演的角色做了含蓄的批判。小说接近尾声时，索卜汉德·切丘给上帝写了一封信，里面有一段义愤填膺地指责了上帝对于佩克拉的漠然：

告诉我，上帝，你怎么能这么长时间对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姑娘不管不问以至于她来找我呢？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为你流泪，上帝……你曾说：“让孩子们来到我这里，不要伤害他们”。你忘了吗？你真的忘了你的孩子们了吗？是的，你忘了。你让他们缺衣少食，坐在路边，哭他们死去的母亲。我看到他们被烧焦，一走一瘸，后来驻足不前。上帝，你忘了何时以及如何做上帝。②Ibid.pp.180-181.

我们知道切丘在故事中是个心智失常的疯老头子，他能写出这样一封条理清晰的信令人惊奇。再者，小说中切丘来到洛林小镇的时间是1931年，和现实中莫里森出生在这个小镇上的时间完全吻合。另外，他作为这封信的作者和莫里森作为整部小说的作者的身份又是一致的。据此，笔者认为一定意义上而言莫里森在切丘这个人物身上隐藏了自己，切丘写给上帝的抗议信也是她本人想说的。也就是说，作者也认为，对于佩克拉的悲剧，上帝确是有责任的。当然，莫里森的宗教观念复杂深刻，并非仅此批判上帝的一面，比如说小说中的麦克蒂尔夫人也是位基督徒，但她同时也是给予佩克拉母亲般关怀的人。从她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基督教赋予黑人的巨大精神力量。

《最蓝的眼睛》的评论文章几乎一致认为，小说的主题为揭示“白人文化冲击之下的黑人心灵”。③王守仁，吴新云：《白人文化冲击之下的黑人心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124-129页。笔者想强调的是，在白人文化中基督教占有很大的成分；小说中多数黑人心灵的迷失与基督教的种族色彩有关有关。作为主人公佩克拉精神寄托的上帝同时也是将她推向精神崩溃的深渊的刽子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