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滨州256603)

一、“评议鲁迅”始终

抗战开始后，沈从文颠沛流离到昆明，受聘西南联大。因为讲授“习作”课的需要，他对五四以来的很多作家进行了评点。1940年9月16日《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上的《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对周氏兄弟的为人与为文进行了比较。就为人来说，他认为，周作人“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莹虚廓”，甚至“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鲁迅则“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感情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就为文来说，他认为，周作人的小品文“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趣” ；鲁迅的杂文“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大部分是骂世文章”。

从一直坚守的京派文学观念出发，即使周作人已经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与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正式“落水”，沈从文依然如此盛赞他的为人和为文，可见其为人的执拗迂腐。这让读者已经很难接受了，再加上他鲜明的贬抑鲁迅的倾向，引起尊崇鲁迅的读者的反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正在桂林的聂绀弩就是其中之一，读了沈从文的文章后，他写了《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注：刊1940年12月1日的《野草》月刊)。沈从文对鲁迅及其杂文的看法，聂绀弩是非常反对的。但他的反驳方式很鲁迅化，不是自己条分缕析逐一议论评述，而是非常有针对性地选用鲁迅文章的段落，以鲁迅之矛予以反击，呈现出他特有的俏皮风格。

譬如针对沈从文所说的鲁迅的“憎恨”，聂绀弩先引用了鲁迅1935年针对沈从文而写的《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的一节：“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