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珂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王 珂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

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术运动，自由与格律的交替变奏已成规律之一。乱中之齐、同中之异、律中之变，既是创造者的美感要求，又是鉴赏者的习惯心理”[1]。在新诗史上，每当有人推崇“文体自由”甚至“诗体大解放”时，就有人出来反对，最有代表性的是朱经农“对抗”胡适，宗白华“修正”郭沫若。1918年6月5日朱经农于美国给胡适写信说：“……‘白话诗’应该立几条规则。……要想‘白话诗’发达，规律是不可不有的。此不特汉文为然，西文何尝不是一样？如果诗无规律，不如把诗废了，专做‘白话文’的为是。”[2]胡适毫不客气地回击他：“我们做白话诗的大宗旨，在于提倡‘诗体的解放’。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拢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解放’。因为如此，故我们极不赞成诗的规则。”[2]1920年2月，宗白华尖锐地指出：“沫若君说真诗好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这话自然不错。……我们对于诗，要使他的‘形’能得有图画底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3]宗白华甚至在致郭沫若的信中直言：“沫若兄：……你《天狗》一首是从真感觉中发出来的，总有存在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