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时代背景下的全真道与地方社会<br/>——侯永德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长春观

变动时代背景下的全真道与地方社会
——侯永德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长春观

2012-04-09梅莉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5期

关键词：永德道教长春

梅莉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变动时代背景下的全真道与地方社会
——侯永德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长春观

梅莉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全真丛林湖北武汉长春观创建于宋末元初，到民国年间，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仍保持了发展的态势，这与监院侯永德多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侯永德担任长春观监院二十年的时间里，一方面与湖北军政要员、工商界人士、广大信众信徒密切交往，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加强宫观内部管理，扩修庙宇，实施传戒，不仅使古老的长春观声望和影响达到鼎盛，在长春观发展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在武汉三镇道教史上打下深深的铬印。它显示出传统宗教界的部分人士面临近代政治、经济上的巨大困境时，在顺应时代的变化，积极与上层人士联系，以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参与城市现代化的改革，并从多方面改革旧有的寺观制度，在当地政治生活、社会变革、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自身作用，并取得一定成效。

侯永德；民国二三十年代；长春观；道教；地方社会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但是共和政体民主化进程坎坷，前景遥远。北洋军阀、国民党把近代政治扭曲得面目全非，“民国”常常是一块招牌，而其实质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新式专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道教界（主要是全真道）的部分人士敏锐地抓住了此时中央国家威权羽毛未丰，旧的保守政治文化势力影响依然强大的契机，顺应时代的变化，积极与各届政府上层人士联系，谋求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参与城市现代化的改革，并从多方面改革旧有的宫观制度，在当地政治生活、社会变革、文化生活中了发挥了自身重要作用。这其中，长春观监院侯永德就是典型一例。自上世纪20年代初任长春观监院之后，侯永德就以其远见卓识，一方面与湖北军政要员、工商界人士、广大信众信徒密切交往，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加强宫观内部管理，扩修庙宇，实施传戒，不仅使古老的长春观声望和影响达到鼎盛，在长春观发展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而且在地方社会继续实施其传统的影响力。本文拟对侯永德与民国二三十年代的长春观进行初步研究，以此探讨在身处激烈变动时代背景下、面临巨大考验的传统宗教是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变化的社会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的。

一

坐落在湖北武昌大东门双峰山南坡，黄皓山（一名黄鹤山、蛇山）中部的长春观，风景清幽，殿宇依山而踞，金碧辉煌，是我国道教著名的十方丛林，素有“江南洞天福地”的称号，1982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道教重点宫观，也是武汉市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之一。从目前见到的史料来看，该观当建于宋末元初，以纪念北七真之一的丘处机（号长春子）。晚清以来，在几代主持特别是徐教广努力下，长春观逐渐成为武汉三镇丛林中心，拥有道友、庙屋众多的盛况，与当时西安八仙庵、成都二仙庵等并称为天下龙门派大丛林。民国年间，尤其是二三十年代，长春观保持了发展的态势，这与被武汉道教界人士敬称为“侯爷”的监院侯永德多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对侯永德生平最早做记录的是李理安的《长春观志》①。根据李理安的记载，证之其他史料，侯永德，字静恬，河南汝州人，自幼慕道，崇仰神仙，勤读道书，有出世之心。然因侍养父母，不能出家远游，遂以钱庄为业，娶妻生子。迨至双亲去世，即将钱庄权与妻子，作为母子生计来源，自己至嵩山拜中岳宫范教成道长为师，成为龙门正宗第十八代玄裔弟子。不久，侯永德谨遵师命，云游四方，至南阳玄妙观受戒。史载清末时，玄妙观仅在宣统元年和二年传戒，传戒律师均为姚祥瑞。宣统二年的《登真箓》中并无侯永德之名②，故他受戒当在元年。此次戒子为300多人，戒期为一年。从李理安的记叙——出家不久便至南阳受戒来看，侯永德出家之时当在光绪末年，大约三十岁上下。

受戒之后，侯永德南下，参访武汉四大丛林，至上海白云观任司帐，不久云游至北京白云观，同样担任司帐。民国初年，与道友至千山、医巫闾山、沈阳太清宫挂单，执务寮房客堂三四年。复入上海白云观，见道友不同于往昔，于民国四年长住长春观，任知客兼化主达八年之久。民国十二年（1923）长春观监院陈宇定因年迈而退座，因侯永德执事严谨，被道众公推为继任之人。从此长春观进入由侯永德任监院的时代，直至他1943年因中风而羽化。

因《长春观志》刊于1936年，故1936－1943年侯之事迹无载。《湖北省志·人物志稿》记其生卒年为1887－1943年，不知依据为何。根据武汉市档案馆所藏侯永德之讣告，说他于1943年去世，享年66岁来看，当出生于1877年，也就是光绪三年。一些介绍侯永德或长春观的文章，不约而同提到他曾任左宗棠将官，曾随左收复新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间为1876－1878年，当时侯永德才出生，从时间上看无此种可能。最早记载侯永德之生平的《长春观志》也根本没有提到此事。

关于侯永德的去世，老道人黄宗胜③曾有回忆：“1943年腊月，侯监院病于汉口显安巷何松桥家，李（崇钦）与裴至德、吴荣福侍奉于床边，嗣后，送往天主堂医院，12点钟侯监院仙逝，其与同仁公葬于长春观内。”④侯永德之后，曾担任长春观监院的陈明崐曾云：“侯永德监院自民三十一年古十二月［作者按：指农历］羽化于汉口利济路大道观，各慈善团体开悼公祭”⑤。武汉市各慈善团体与寺观所发讣告云：“近以道友相推，（侯）担任改修汉口大道观、整理汉阳玄妙观，兼筹并顾，备受艰辛，有伤心神，渐形衰老，突于年前腊月廿八日以中风症不治，越一小时羽化而升，享年六十有六岁，就殓于大道观。”⑥次年农历二月十五日（3月20日）上午11时，武汉市各慈善团体与寺观在大道观举行公祭，第二天上午8点由大道观移灵至长春观公葬。其墓在长春观东侧，观后山上建有侯爷亭以资纪念⑦。

侯永德任监院之前，曾云游过道教重要宫观如上海白云观、北京白云宫、沈阳太清宫等，并担任过掌管宫观钱财的司帐等职，后在长春观长期担任知客与化主，主持长春观对外交往，又经历过晚清民国的变革，这一切让他视野开阔，接受了新思想，对传统宗教所遭遇的困境深有体会。上任后，他发挥了其长袖善舞的特点，进一步加强了与军政商各界人士的交往，为长春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侯永德交往的军政要员与社会名流众多，有萧耀南、夏斗寅、何佩瑢、贺衡夫、徐荣廷、蔡辅卿、萧禹虔、刘宗三、叶凤池、刘维桢、项竹坪、沈文田，庞龙翔，计国桢等，均是武汉三镇有影响的人物。

萧耀南（1876－1926），派名肇琰，字珩珊，又衡山，湖北黄冈县孔埠区（现武汉市新洲区孔埠乡）萧家大湾人。其父操货郎业，因家计艰难，无力抚养，其亲兄萧荣顺（字尚兵）又无子嗣，故将耀南出继于亲兄名下。荣顺供萧读书，使其学业有成，曾赴县两次，挂过水牌，因而萧在乡间曾教蒙馆为生，后因收入不足以赡家，乃投笔从戎，后拜在曹锟手下，从此平步青云。1921年驱走王占元后继任湖北督军。1921年10月兼任两湖巡阅副使。1924年1月改任湖北省长⑧。

夏斗寅（1886－1951），字灵柄，湖北麻城人。早年加入清朝新军，后参加武昌起义，加入民军。1917至1923年，夏为湖南国民军唐生智部下。1927年宜昌发动兵变，进攻武昌不遂。后倒唐拥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29年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武汉警备司令，1932年出任湖北省长、政府主席⑨。

何佩瑢（1880－1942），字韵珊，湖北建始人，早年留学日本，民国初年为直系军阀王占元的部下，深得王之信任，先后任湖北督军公署参谋长兼省长公署政务厅长、湖北官矿督办。1938年出任伪省长。1940年湖北大旱，何于7月7日带领各厅厅长前往长春观请神祈雨⑩。

计国桢，上海人，在汉口万年街开设针记公司，又是新市场（民众乐园）协记公司股东，系安清帮“通”字班。不过抗战前，计国桢在汉口商界影响不是太大。日本占领武汉后，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具有号召力的汉奸担任会长，而战前计国桢与日商住友洋行有生意上的来往，为日本人物色为日伪武汉维持会会长。1939年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伪市政府参事室主任，后挂名武汉参事府参议。1940年暴卒于上海⑪。

这些军政要员或是长春观的大施主，或是通过各种途径给长春观以支持。史载，何佩瑢“知长春观先农、神祇二坛之古，每朔望必临以二坛三殿如常……迨经营告蒧，又时在观指导永德，提点之不逮，有学识，为群伦师资焉”⑫。

发迹于洪杨之乱之时的刘维桢，咸丰末年曾获御书“幹国栋樑”四字⑬。

自明清之际叶文机从江苏溧水迁居汉口，开设“叶开泰药室”后，300多年来叶氏家族一直为世人所瞩目。作为叶氏后人的叶凤池，以乐善好施闻名于武汉三镇⑭。

徐荣廷（1857－1949），武昌青菱乡石咀村人，早年在以经营四川山货闻名的德生义商号及由德生义解散后分家而来的德厚荣商号做事，因富有才干，相继升任德生义汉口分号副经理、德厚荣汉口总号副经理，并结识了黎元洪。武昌首义后，黎元洪平步青云，徐荣廷也成为汉口金融界的著名人物，并当选为武昌总商会会长⑮。

蔡辅卿（1865－1931），名文惠，湖北咸宁龙潭老屋蔡村人，13岁来汉学艺、经商、跑洋行。先后创办泰昌祥、恒泰、同泰参号、元泰花行、有成、公济当铺，并置翔鸥、起凤两轮航行于汉口、咸宁，以及湖南水域。宣统二年（1910）当选为汉口商务总会协理，次年升任总理。民国之后，先后担任汉口慈善会会长、武昌同善会会长、中国道德会武汉分会会长⑯。

贺衡夫（1888－1968），名良铨，汉阳（今武汉蔡甸）黄陵人，16岁到汉口荣昌油行当学徒，后开设自己油盐店和桐油行。从1929年起，先后担任汉镇既济水电公司、裕大华纺织公司等六家企业和汉口商业银行等4家银行董事或常务董事，1931－1933年任汉口市总商会会长⑰。

曹琴萱（1890－1940），是武汉著名老字号曹祥泰创始人曹南山（1850－1918）次子，1915年投资工业，先后创办曹祥泰肥皂厂、机米厂、铭新钮扣厂、经新针织厂、中新香皂厂，至1932年形成曹氏小型工业体系，所产“警钟”、“爱国”、“义勇军”等肥皂占武汉市场肥皂总销量的70%⑱。

孙允平，祖籍安徽，“大父以文学显，常游幕江左，后归汉上，佐某宾幕”，允平生于汉口，“遵大父教，守儒通经……旋在义大利领事署为文牍……长春观凡一切举靡不倡率”⑲。

上述工商界和社会名流，本身就是热心于慈善的人物，他们的捐助给长春观以经济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当地社会的声名扩大了长春观的影响力。

除结交重要人物外，侯永德还通过道教经忏仪式服务，赢得广大信众支持。经忏，又称斋醮、法事，民间叫做放焰口、做道场，是道教的主要宗教祭祀活动。较大型的宗教活动是武汉道教丛林主要集资方式之一。经忏经由武汉三镇富商名绅即“护法”出资。一般内容为祈雨祈福，超度阵亡将士，超度某人亲属等。长春观是道教有名的“经忏丛林”，以经忏闻名天下，后来著名的高道、经忏名家王世南、喇万慧、韩高超以及原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道长等都曾在此治学修道。侯永德十分注意道教仪式，以此结识了汉上许多闻人。汉口工商界巨子贺衡夫就是这样与之相识的。贺衡夫曾回忆说：“我认识侯道人大约是在民国十年之谱。在旧时代一部分人迷信敬神不分什么佛教、道教，遇有法事、道场，常被邀去参加礼佛拜道。我便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侯道人。”⑳此时的侯永德尚在担任长春观知客。任监院后，他在汉上闻人叶凤池资助下，“在长春观兴建祈祷世界和平会一二次，以常年永为祈祷皇经会”㉑。他主持的祈雨仪式给当地民众留下深刻印象。民国十二年（1923）武汉大旱，督军萧耀南于长春观祈雨，请侯永德主法。当时的《申报》记载到：“萧兼省长以数月来天乾不雨，灾荒将成，自上月三十日禁屠，一日期满，复于二日至四日止，陆续禁屠三天，二日上午七时，萧氏亲率各文武官员，赴长春观，再度拈香祈祷，九时始行返署”㉒。关于侯永德主持祈雨的过程，当时人后来曾有回忆：

有一年湖北大旱，武汉近郊更是久不得雨。侯道人为了求神降雨，好多天沐浴斋戒，三更半夜起身，从长春观步行到卓刀泉，在泉水中汲水一大杯，双手捧着由卓刀泉步行到汉阳门江边，路程往返约三十华里。卓刀泉到马路又有一段山坡小路，曲折起伏，武昌城外的马路年久失修，路基的大块蛮石露在外面，陷下的地面则是大坑小垱。侯道人屏声静气，如履坦途，又要使杯中泉水不溢点滴，一路不稍停歇，直到江边朝天叩拜，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把泉水倾入江中，表示以水引水，乞天降雨。㉓

侯永德祈雨成功之后，萧耀南“每年歉雨，（萧）必亲临（长春）观内先农、神祇二坛及老氏讲道之宫祈祷焉。须臾甘霖普降，盖至诚感神也。时藏经阁草创，筚路蓝缕，缔造艰难。耀南捐俸银二千元为之倡，功德在民，至今武汉人士犹讴思勿置。”㉔

自宗教在中国出现开始，就与政治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没有皇权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传统宗教的发展举步维艰，尤其是身处都市之中的寺观更依赖于官方和士商的护持。同治四年长春观的第一次传戒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地方上“有睚眦道流之长官谕禁牒度，引其旧例不可”㉕，传戒被迫移至蕲春，勉强完成。经历过改朝换代的侯永德，深知此点的重要，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不俗的效果。

二

慈善利人历来是中国道教“积功累世”的主要途径和传统的信仰要求。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督教慈善事业的刺激以及频繁的天灾，促使道教界的善举有所扩大。在侯永德主持下，以长春观为主的武汉道教界展开了全方位的慈善活动，兴办义学、教养孤幼、送诊施药、办理赈灾、宣讲善书、施棺义葬等，另外，为适应赈济特大水旱灾害的需要，侯永德率领道教界常与其他慈善组织进行联合行动。

（1）赈灾济困

1924年至1925年，武汉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长春观在监院侯永德道长主持下，开展了赈灾济贫工作。溽暑施茶施汤，寒冬散赈米粮近千石，对生者送诊施医，对死者施棺掩埋。1927年陕甘等省又遭大旱，大批灾民流徙武汉，许多孤儿难童流落街头，于是侯永德道长在商人计国桢等人的物力支援下㉖，在长春观举办难童孤儿收容所，先后收养来自陕、甘地区难童孤儿近千人。

民国时期武汉水患严重，尤以1931年最为惨烈。对1931年汉口水灾之惨状，当时报刊有不少报道，比较详细的有《1931年大水记》等书刊。按当时的说法是“震惊中外”，“惨绝人寰”。当时的整个汉口市未淹面积仅0.5平方公里。汉阳县城街道淹水4市尺左右。武昌仅大东门、通湘门外一带和城区凤凰山、中山路等山前一隅高地未淹，本区及汉口乃至邻近县乡灾民，大量涌入这一带，人数在20万左右㉗。湖北水灾急赈会省会办事处筹设粥厂三处，第一粥厂设在通湘门外梅家山，由培善、至善、诚善等善堂负责；第二粥厂设在长春观，第一天共煮米23担，就食灾民9千六七百；第三粥厂设在宝通寺，第一天共煮米14担，就食灾民五六千人。来三厂就食者共2万4千余人。开厂当天，湖北水灾急赈会省会办事处干事项仰之、全国青年协会代表梁世纯、武昌青年会干事狄尔耐（美国人）等人，巡视了三厂，并对各厂作出了评价，称赞长春观侯永德“办理施粥，颇有经验”㉘。以后难民有所增加。据当时《武汉日报》报道：“长春观粥厂添设炉灶，每日可煮米九十余石，就施者达三万余人。”“大东门长春观粥厂，灾民乞粥人数，每天约二万八千余，自十八日起，二十三日止，用米三百四十八石八斗，用柴三万六千二百九十八斤”。大水后，湖北水灾总赈务在三镇设立了收容所，武昌有5所，其中长春观为第三所。当时有300多难民到长春观山上躲灾，长春观在后面搭建了棚子提供给灾民。施粥及赈济难民之事，由侯永德率领武诚德、李崇钦㉙等道人主持。及寒冬至，又以长春观为慈善机关，上海济生会冬衣施舍、政府捐助棉衣等项，由长春观负责对灾民施放。长春观道人还对灾民送诊施药。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8月长春观发放救济水2万瓶，支出诊费800元（法币，下同）。10月受诊人数3461人，支出诊费60914元。11月受诊人数3427人，支出诊费6031元。一年中共接待受诊难民24953人，支诊费422801元，支药费4578元。

1935年6月下旬，汉江上游普降大雨，洪水倾注，下游各县尽成泽国，尤其是天门、沔阳、汉川、孝感等县全遭水淹，受灾情况十分严重。武汉各慈善团体又推举侯永德携所捐献的粮、物、款赴天门赈灾。除华洋义振会汇去9千元，侯永德还自筹了两千元赴天门发放㉚。是年冬天，侯永德又与计国桢等人为天门缺衣少食、贫病交加的灾民筹得两千元，棉衣500套，但与灾民的需要相比，仍属杯水车薪，故向社会呼吁捐助。有感于侯道长等人的“古道热肠”，《申报》为此刊发消息㉛。

这种送诊施药、施粥赠衣的善行长春观同善社平日亦常实行，并得到汉口商界巨子贺衡夫等人的支持㉜。

善堂一般由工商界人士自动捐款建立，其规模大小在于“首士”即捐款者斥资的多少与号召力的强弱而定。明清时期已有善堂的建立。到晚清，各地善堂广置。武汉三镇，善堂多建于咸丰、同治年间，到光绪时武汉三镇善堂星罗棋布，武昌有益善、敦善、积善、普安、衡善、培济、敦义、福善、从善、滋生、永安、聚善、培善、滋善、新河等善堂，汉阳有敦本、怀善、存善、厚善、永安、普化、大生等善堂，汉口有自新、安善、道生、培德、从善、惠慈、厚善等善堂。晚清善堂之多，与清政府鼓励官绅富商支持善堂政策有关。政府许诺免去善堂董事的杂差，对乐善好施者给予功名。民国时期，善堂数量依旧呈增加趋势。据统计，1931年三镇有善堂122家，1949年为154家㉝。自晚清以来，长春观也兼办善堂之事，其送诊施药，历时尤久，他们用发号签的办法，依次就诊，不收号金，故看病的人很多。贫苦群众，有病无钱治者，惟有靠善堂施舍的医药解除病痛，所以善堂的送诊施药，对穷苦的百姓，是有贡献的㉞。“侯道人在长春观内办过多年的送诊施药，聘请内、外、妇、幼各科中医及药剂人员共十余人，病人只须顺序取号，分科就诊，照单取号，概不收费。据说每日有几百人前往就诊，给武昌城乡贫苦病人，确乎行了一些方便”㉟。

（2）办学兴学

近代以降，内忧外患，致使中国民生凋敝，经济衰退。清政府软弱无力，国家财政极度困难，至清末不得不实行新政。为了解决新政实行过程中的经费问题，清政府实行了提取庙产以充当教育经费的措施。新政初期，政府重在提取不在祀典之庙产，但随着新政的推行，提取庙产的范围不断扩大，佛道二教的寺产、观产也在被提取之列。1926－1931年各派军阀及国民政府觊觎数目庞大的庙产，掀起庙产兴学的第二次高潮，道教庙产遭受社会多方势力的垂涎，被大肆瓜分。

为适应形势之发展，不少的道观主动提出兴办教育。光绪三十年（1904），汉阳元妙观在汉阳东门外玉皇阁最早开办蒙善学堂，有60名贫寒子弟入学，由学堂发给他们衣服、文具，办学经费系由元妙观主持向三镇巨商大贾劝募而来。侯永德在长春观西院的来鹤轩道院举办贫民学校，经常招收贫民子弟百余人免费入学，并赠书籍、抄本、用具。

（3）施棺义葬

在原长春观东南有一个长春别门，门左是财神殿。长春别门的北面是一片厝灵屋，也叫滋生堂。过去一些来自外地的商人在武汉经商，有的死后一时难以运回原籍，故暂放在厝屋里，等到原籍来人后，再取出运回原籍；也有的就一直放在里面，故称厝灵。长春观每逢清明、冬至等节令，道人们总是为这些死者做道场，超度亡灵。到了民国初年，来厝灵屋停尸者越来越多，灵柩多得放不下。道士们干脆把他们土葬，有的迁到异地㊱。侯永德在任时，对厝灵屋进行了整修与扩建。

1936年武昌修环城马路㊲，蛇山一带坟墓众多，一时白骨遍地，无人掩埋。社会好善人士便筹资雇人收尸掩埋，侯永德又被委任其事，带领道众检得白骨上万具，装棺木1970余口，仅运输及掘坑掩埋费即达2000元以上。当时因“天暑气薰，蒸袭肺腑”，参与其事的道长李崇钦“染病月余始愈”㊳，足见当时工作的辛苦。

近代湖北道教尽管是总体上走向衰微，但是道教的慈善活动从未停止。面对近代湖北的天灾人祸，道教界不是消极的出世，而是积极地投身到了救济活动中去，为近代湖北慈善事业做出了贡献。侯永德与三镇致力于慈善事业的“闻人”多有合作。在《长春观志》中对与之合作的同善社有详细记载，现录于下，足见侯永德人脉之广。“同善会之立也，皆好善修德之士相助而成。讦谋远猷，筹度谘诹，施送诊药、粥米寒衣，掩骨骼，多历年所，欵辄钜万，众善易举，其最著者萧纯卿、周繡山、贺衡夫、孙允平、郑燮卿、徐泽生、苏汰余、黄文植、陈经畬躬膺艰钜，不辞劳瘁，由是十方善信，源源而来。竭忧护法者，则有计国桢、王聘卿、曹琴萱、王焕亭、黄少山、黄少卿、周少辅、杨山民、刘文锌、贺少卿、贺筱卿、盛伯常、谌华常、张韻轩、高松亭、易蓝生、万松涛、高幹卿、余濮候、杨星垣、张少良、郭人亮等”㊴。

当然，较之其他宗教派别的慈善事业，近代武汉道教的慈善在规模、影响上不及基督教、佛教，但是道教的慈善事业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道教的慈善事业很注重将劝诫行善与修道成仙交织在一起来进行；同时道教通过各种善书的刊行来呼吁更多的人来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以慈善为切入点，侯永德与当地社会的各个阶层加强了联系，也使自己及长春观的声名广为流传。史载，侯是当时闻名武汉三镇的人物，号称“大善人”，“妇孺皆知”，“汉缙绅皆乐与之游。即贩夫走卒亦鲜不知侯道人者”㊵。

三

“欲观一教之盛衰，必观其教堂之多寡。”㊶道教宫观是道教供奉神仙、道士修炼祀神及信众进行求安祈福、礼拜神灵的神圣空间。道教的兴盛与否，直接反映在道宫的兴修、扩建与维护方面。清军入关，道教就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与荣耀。进入近代，政府对宗教的打击虽然不仅仅是针对道教、佛教，儒教也深受诛连，然而道教却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不仅是儒佛道三教归一的基础，而且也是帝国政治与民间社会之间的结合点”㊷。晚清民国以来实行的庙产兴学运动对道教的冲击最大，各地大量道观被社会多方势力强占、瓜分、或遭受破坏，道士数量日益减少。在此艰难困苦之中，侯永德以其人格魅力和卓越的交际手腕，周旋于各色人物之间，为长春观的发展赢得了发展的空间，使长春观不仅保持了宫观的完整，而且一直处在发展之中。

侯永德对长春观的建设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置办田产

经济对宫观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在这之中，田产是长春观最为重要、也最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明清时期长春观是拥有田产的，但在咸丰年间因战乱无存，后经经营，在清末时拥有道林园田地五十亩，千子冈墓田五亩，洪山后坡墓田二十亩㊸。光绪三十年（1904）湖北巡抚端方和逸休堂陶姓堂主在大东门外购有一处坟地。因该处与长春观邻近，交由该观道人管理，坟旁空地由道人耕种，完纳钱粮之外，作祭扫修葺坟墓之用，余资则充该观香火㊹。

侯永德深知田产对宫观的意义，《长春观志》称他“后力行农田，有大善士胡寅初、刘聘卿及同善道友倡导，长春观置荒田千亩，无田而有田，无产如有产。”这些田产主要分布在余家桥、法泗洲、卓刀泉、安家桥等地，一部分是积累下来的，另一部分是信士和资助者捐助的。如余家桥田地（在今武昌周家大湾余家湖村）由刘维桢之子刘聘卿出资。史载：

（刘维桢）临终遗命其嗣聘卿曰：“长春观侯道长朴而实，可讬物色精堪舆者，以择吉壤而葬焉。”当长春观置余家湖山庄，得地一段，面湖朝山，堪为葬区。聘卿助丛林殚力广田下泽藕塘百八十亩，中泽倍二三，旱田高阜数十亩，择可用之风水，为刘氏坟塋，周植松柏，外属丛林香火地。长春观始有产基以广多矣。㊺

法泗洲五百亩荒地是由胡英初（即上文胡寅初，《长春观志》）善士出资“五百洋”而得㊻。法泗洲位于今武昌江夏区法泗镇。相传隋代以前，镇西是一片湖泊沼泽地，人烟稀少，三面环水称洲。金水河携斧头湖、鲁湖之水从镇西而过，并在此拐了一个“之”形的弯，冲积形成水中之洲。由金口驶往嘉鱼、咸宁、蒲圻等地船只，上下水运行30公里经过此洲，靠岸停船，形成惯例，并取流水如泗，谓之法泗洲。清同治八年《江夏县志》记载，法泗洲为大镇之一。法泗洲周围湖泊众多，又有金水河的水运交通，是有名的鱼米之乡，盛产的桂子米著名。下行不远在斧头湖边有一回龙寺，寺中有石碑记载，这里是江浦咸嘉往来停泊之所，河口里许东西南朔出入歇息之区。证明当时金水航运非常频繁。此碑为清同治四年之物。在法泗洲还传颂着这样一幅妙联：“法泗洲，洲靠舟，水流舟流洲不流；贺胜桥，桥晒荞，风吹荞动桥不动。”此联也说明当时法泗洲是一个非常繁盛的水运码头。

另外在卓刀泉的东湖边、武昌忠孝门外的安家桥及洪山等地，长春观都拥有自己的田产。这些田地均设有庄主，由道士充任，负责管理，并有一定任职年限。李理安修志时，余家桥庄主为刘理航，由山东青岛出家，三年；法泗洲庄主为太和山太子磨针井出家的华大师，也是三年；卓刀泉东湖庄庄主为凌为，四川出家，二年；安家桥庄主为陈为，蕲水出家，一年㊼。

在当时的避暑胜地庐山，长春观还拥有自己的下院白云观㊽。

（2）兴复宫观

根据40年代末长春观监院陈明崐统计，侯永德任职期间，新修和重修长春观建筑有藏经阁、西客堂、厝屋、二神殿、古先农殿、云厨、纯阳祠、大士阁、来成楼等㊾。

民国十四年，侯永德修建藏经阁，得到督军萧耀南、士族项竹坪、沈文田的捐资。“时藏经阁草创，筚路蓝缕，缔造艰难，耀南捐俸银二千元为之”㊿；“项竹坪者，世居于楚，沈文田世居于浙江者，皆有大德名，乡闾乐戴之，慈善不胜举。乙丑岁，长春观兴复道藏阁，功成将半，拮据不堪，景象衰飒。侯永德为束手。竹坪愿捨洋五千元佽之。迄今巍然隆栋瞻仰三清者，乃竹坪之功也。文田亦预焉”[51]。长春观原藏有明版《正统道藏》，清代咸丰年间毁于兵燹。藏经阁建成后，汉上名士应龙翔捐赠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版《正统道藏》1部，于同年十二月初三日入阁珍藏[52]。

侯永德主持长春观时受西方思潮影响，以欧式风格和中式风格相结合，修建了全国惟一的欧式建筑为主体的道教建筑——道藏阁，其屋檐上用水泥“堆塑”而成的传统花饰，其工艺现已失传，堪为一绝。

1926年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叶挺独立团驻扎在长春观，将前线指挥部设立在三皇殿，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曾暂住观内。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长春观的道藏阁、来成楼、三皇殿均遭炮弹击损。在此督战的邓演达，衣袖被子弹击穿，俄国翻译纪德甫还殉难于此。

战事结束之后，侯永德劝募当世善信，“大殿、法堂、右垣、左城以暨庋经之阁、来鹤之轩，既次第修葺而成”。来成楼原名来鹤轩，“湫隘不可居”，武昌攻城战后由“同善会募建”[53]，“（孙）允平踊跃捐输，今则矗然峥嵘壮观瞻而资景仰也”[54]。观音大士阁、吕祖纯阳殿，为何佩瑢“慨捐鹤俸以修”[55]。

三皇殿的复修要等到30年代初，“地则临山耸壑，垫则拔地于霄，工碑而费鉅，未易从事也。军长夏君灵炳方警备于武昌，顾之兴叹，慨然斥鉅金，简从役，进提点而付以兴修之事。经始民国二十年三月吉日。上梁之辰，夏君亲莅，将毕，焚香展拜，执事者骏奔跄跻，有严有恪……越数月而落成，丹楹刻桷，鸟革翚飞，焕然巍据而有昭也。”[56]夏炳灵即夏斗寅。同年，侯永德又谋得夏斗寅的捐资支持，对道观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长春观建筑群格局终于完成。

1936年李理安《长春观志》绘制的《长春观庙图》保留了此时期长春观完整的风貌。此时的长春观坐北朝南，形成分左、中、右三路的建筑格局，层层依山递进，从南麓一直升至北坡。中路是道观的主体建筑，共五进。第一进是灵官殿，供有王灵官泥塑神像一尊。第二进是二圣殿，供奉关公、岳飞等神像。第三进为太清殿，供奉太上老君骑青牛的木质雕像，其西为雷祖神像，东为真武神像。殿前石阶正中的五龙捧圣图为清代所制。第四进为古神祇坛，第五进为古先农坛。在两坛之间是“地步天机”和“会仙桥”。右路建筑有十方殿、经堂、大客堂、功德祠、大士阁、来成楼和藏经阁。左路有斋堂、寮房、邱祖殿、方丈室和纯阳祠等。共有大小殿堂30余间，建筑面积6700余平方米。整体布局严谨合理，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除灵官殿为硬山式外，其余均为单檐歇山式，宝瓶玉脊，单檐舒翼，精致典雅[57]。

（3）保护长春观四周环境

长春观背依的双峰山，一名黄鹄山，又名黄鹤山，属蛇山余脉。晚清民国以后，常有人挖山石以牟利。侯永德一面组织人力修建垣墙，一面多次呈请地方当局，由政府颁布命令，禁止破坏长春观四周风景。他的呈请，得到省主席夏斗寅的批示：

原具呈人长春观住持侯永德

呈二件为双峰山石脉崔巍风景绝胜由

悬布告禁止琢伐由

呈悉。查前省会附近每有无知工人图营私利，任意掘取土石，致将名胜山腹及近山地段挖成坑穴，不独有碍观瞻，实属破坏省会形势。迭经饬属严禁在卷。兹据前情，仍令候行省会公安局暨武昌县分别查案，严禁并布告周知可也。此批。

主席夏斗寅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十九日[58]

随后由武昌县政府、湖北省公安局第三分局同时发布告示，以保护长春观四周景致。

为布告事。案奉

湖北省政府奉字第一二四零五号训令开，为令遵事。案据长春观住持侯永德呈称，窃考武昌宾阳门外双峰山位置长春观间壁，山势崱屴，石脉盘伏。登高远瞩，风景清幽，良田美池，闾阊栉比，诚修养之胜区也。惟前清咸丰年间，兵燹屡遭，名迹荒芜废尽。抚今追昔，感慨良深，因之无知民众。该山无人负责，遂将山石砍琢应用。凡邻右及绅众人等佥谓此山为中国数千年来文化历史悠关，载在志典。诚恐旦旦而伐，是以若彼濯濯而古迹从此湮灭弗彰矣！道衲约集众姓住户将双峰山地址四围，界以垣墙，藉资保护。不数月而工竣，诚恐无知人等将该山石脉仍行砍伐，大煞风景，且长春观庙宇与之毗连，丁丁杵杵之声，拍耳相闻，神祇既感不安，且有志参炼羽流亦闻声而咨嗟。是以沥陈下情，祈恩颁布告，所有双峰山石脉禁止琢伐，以安神人而慰众愿等情。据此，除批呈悉，查前省会附近每有无知工人图营私利，任意挖取土石，致将名胜山腹及近山地段挖成坑穴，不独有碍观瞻，实属破坏省会形势。迭经饬属严禁在卷，兹据前情，仍候令行。省会公安局暨武昌县分别案查，严禁并布告周知可也等语挂发，并分令省会公安局遵照办理暨民政厅知照外，合行令仰该县遵照办理具报，此令等因，奉此合亟布告，仰该地人民一体周知，毋得任意琢伐致干究办，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县长张海宇

湖北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布告行字

第二九号同文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局长张乔[59]

由于保护得力，当时长春观的后山郁郁葱葱，是一道闻名三镇的风景[60]。

（4）组织传戒

传戒为道教全真派的重要礼仪之一，对于全真道教门派的延续和全真道士身份的传承，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传戒中应用的道具、储备主副食品，修制圜堂桌床，聘请传戒大师，雇成衣匠、锡匠、刻字匠，印刷经典、戒牒，制作受戒道士的规、钵、简及所穿的戒衣等一切费用均由举办传戒宫观筹措[61]。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道教祖庭白云观自清末以后，传戒渐次减少，其原因就是“盖每次举办传戒仪典，均耗费颇巨，物力委靡，则不能复如以往”[62]。因此，虽说十方丛林均有传戒的特权，但清末以后，真正能举办传戒仪式的十方丛林并不多见。

长春观曾在同治四年（1865）举行过一次不成功的传戒[63]。民国十四年（1925）时任汉阳玄妙观监院的刘嗣授（1870－1936）[64]向侯永德及长春观道众建议举行传戒。此年，长春观道藏阁建成，又距长春观第一次传戒刚好60年。同治四年的传戒可谓是半途而废，这对长春观道众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段痛苦的记忆。而1925年的长春观，不仅声望赫赫，经济实力强大，更重要的是在武汉三镇获得重要人物的支持。如若能举行对于全真宫观极为重要的传戒仪式，不仅能一雪同治四年之辱，而且能扩张长春观之势力。因此，他的提议，得到侯永德及长春观道众的大力支持和长春观大护法的捐助[65]。

此次传戒参加的戒子共有470多名，经考试合格者共454人，参加的人数之多、来源之广，在清代以来全真宫观传戒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在近代道教史上具有重要作用[66]。

这次传戒活动，大大推动了武汉地区道教发展，致使三镇道场、善堂林立，募道乐道的人大大增加。嗣后，众道友还请刘方丈（传戒结束后，刘嗣授任长春观方丈）宣讲道经，刘欣然应许，定期向道众和乐道之人宣讲《道德经》、《参同契》等经书[67]。此外，长春观的高道也应各社会团体的邀请前去宣讲。如川东人陈诚德，世业儒，长期研究四书五经，初为川督熊克武部医官，精于中医。后至天门出家，云游至长春观，常与道友讨论宣讲之书。邻近长春观的博文中学，发函至观中请他去宣讲。史载他宣讲之后，“众学生欢声鼓掌”[68]。

此次传戒能顺利进行，固有玄妙观监院刘嗣授的提议与长期准备，但如果没有侯永德的全力支持和长春观雄厚的经济实力、信众的支助，是不可能完成的。

四

武汉长春观虽建于元代，但很长时期在武汉三镇其地位与作用及影响远不如汉阳的玄妙观、武昌的武当宫，明清两代所修《一统志》中，未见长春观，却有玄妙观与武当宫；官方管理武昌道教事务的机构道纪司也一直设置在武当宫，玄妙观则是汉阳道纪司所在。自清末武当全真派道士何合春来到长春观后，与湖广总督官文、江南提督李世忠及武汉缙绅交游甚厚，在其眷顾和支持下，修复扩建了在太平军兴时毁坏的观内诸多殿宇，使长春观焕然一新，地位上升，成为著名的全真丛林。

就武汉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到民国二三十年代，武汉政权发生多次转换，从湖北军政府到北洋军阀统治、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政权，政权几易其手，是政局最为动荡的年代。在此变动的年代，担任长春观知客、监院的侯永德，除继续与湖北军政大员[69]、工商界人士保持紧密联系之外，还广结善缘、兴办教育、致力于公益与慈善事业，使长春观一方面确立了作为武汉乃至中南地区一座主要的全真丛林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成为一座颇具政治、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道教中心。侯永德也获得多方称许。著名文人王葆心赞叹到：

提点独于此数年中振刷精神，提倡道德，开演律宗，大阐玄风，以诚恳笃至，激动有气力之信官、善长为之赠输道典全藏，为之倡建庋经之桀阁，为之旁拓来鹤之高轩，为之崇饰普门纯阳栖灵之法堂。其时夕奔走四众，喜舍之义资，用之于讽灵文，以蕲海宇之奠安；用之于施诊，乐以活刦余之童叟；用之于雩祷，以希霖泽以来苏；用之于教育，以溉孤寒之失学；用之于讽技，以资道众以生存。于漏泽之馁魄，则封树之，于关厢之病涉，则桥梁之，复总揭修举，命曰同善，以慈惠广布之，于时望治者、疮疾而□者、辍来而叹者、愚无知者、弱不振者、化去之游者、行次者，咸称量而受提点之施。[70]

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江夏文人濮智诠撰写《利济行》，希望将侯永德之善行传之后世：

长春观主侯道人，嗒然系自有其身［□然不自有其身］，我问道人胡苦辛，朝奔暮走风与尘。人谓道人慈且仁，满腔热血满腔春。不讽黄庭玉轴经，不烧丹汞慕飞升。不规禹步参天真，道其所道道所存。治路不平桥塞堙，施医施药济贫民。孤儿收养木欣欣，百年树人灌溉勤。尔悲枯骨委菅榛，云房起视熹微晨。出门不用车两轮，搜骼拾胔掩以窀。前年洪波漂四邻，道人赤脚立江津。往东无数活穷鳞，岳［洛］阳以下大江濆。道人之名孰不闻，道人何术石点金。发囊动需千万缗，笑眼化缘人可嗔。百年一日志不纷，四体勤于农夫耘。卓哉苦行钦鬼神，得之方外惭冠巾。清风两袖福人群，宣扬尔教元化甄。楚山峨峨水粼粼，道人馨欬少所亲。宾秋如是为我云，乃以俚词述古芬。穹窿无尽功无［德］垠，宾秋试书镌诸玟［珉］。岂曰联结香火因，后谁继者薪传薪？[71]

致力于为武汉三镇官民提供各种形式的仪式服务，长春观赢得了信众的广泛支持，并由此加强了宫观的经济势力。一定的经济实力，使得长春观监院侯永德有能力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和精英阶层及地方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提升了宫观在当地民众中的声望和知名度，也使长春观在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部分道教界领袖、部分宫观的努力虽扩张了全真宫观的声势，延续了道门的传承，在地方社会发挥出传统宗教应有的作用，但却无法扭转自清代以来道教从整体上而言无法避免的衰败趋势。

注释

①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侯永德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5页。

②宣统元年《五子登真箓》。感谢张全晓提供复印件！

③黄宗胜（1917—2009），是湖北道教界耆宿。抗战时期，黄宗胜皈依全真龙门派二十二代胡理财道长门下，广泛涉猎歧黄、易理、风水、道术，又随湖南李至峰道长学医，早年与纯阳门名师刘理航互为师友。新中国成立后，黄老参加过医疗进修，先后在武汉某医院和汉阳玄妙观以针药行世，医名享誉一方。上世纪80年代初期，黄道长重归道教十方丛林长春观，曾任长春观坐堂医师，武汉市道教协会秘书长，湖北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是湖北近代道教界最后的几位见证者之一。美国罗格斯大学历史系的刘迅曾对黄道长有多次访谈，笔者曾二次随之采访，得以了解黄道长之生平。

④黄宗胜：《记汉阳玄妙观监院李崇钦》，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汉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作者按：黄宗胜对侯永德去世年代记忆有误，当为农历1942年的腊月，也就是公历的1943年。

⑤录自上世纪40年代末陈明崐写给地方当局的信函，原件藏于长春观。

⑥武汉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全宗号104，目录卷1，案卷号120。

⑦指的是双峰山顶一座六角亭。因为年久失修，现亭的顶部已经开裂，木板剥落，支撑亭子的方石柱更是凿痕斑斑，但外表的破旧并不能掩盖它过去的传奇。

⑧关于萧耀南之生平，参见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萧耀南善士传》，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1页；李懋东：《萧耀南的一生》，政协武汉市委员会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历史人物卷》第7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萧志华：《湖北督军萧耀南》，《湖北文史资料》2001年第4期；沈煌秋：《萧耀南别传》，《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2期等。

⑨关于夏斗寅生平，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人物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0－351页；郑桓武：《夏斗寅的一生》，见全国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历史人物卷》第7卷，1999年，第219－229页。

⑩关于何佩瑢生平，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人物志》，第302页；程华：《日伪湖北省省长何佩瑢》，见《武汉文史资料文库·历史人物》第7卷，第525－526页。

⑪秦特征：《日伪武汉维持会会长计国桢》，《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8期。

⑫[55]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何佩瑢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3页。

⑬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刘维桢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2页。

⑭㉑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叶凤池善士传》，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2页。

⑮黄师让：《裕大华企业四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第4页；徐山珍、徐中孝：《工商巨子徐荣廷二三事》，见全国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历史人物卷》第8卷，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⑯关于蔡辅卿生平，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人物志》，第587－588页。

⑰关于贺衡夫生平，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人物志》，第127页；陈羲伯：《汉口总商会理事长贺衡夫》，见全国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文库·历史人物卷》第8卷，第36－37页。

⑱关于曹琴萱生平，参见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人物志》，第98页.

⑲[54]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孙允平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4页。

⑳㉓㉟贺衡夫：《我所认识的侯道人》，1963 年 5 月 22日严吉支记录整理，市两会供稿，载《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3期。

㉒《申报》1923年1月8日第10版《武昌》。

㉔㊿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萧耀南善士传》，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1页。

㉕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同治乙丑张耕云传戒记》，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24页。

㉖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计国桢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3页。

㉗《武昌三粥厂开办记第一日就食灾民二万四千余人》，《申报》1931年9月14日第9版。

㉘谢蒨茂编：《一九三一年大水记》，武汉：江汉印书馆，1931年。

㉙李崇钦，号李死人，四川葫芦坝人。弱冠出家于陕西太白山。1931年云游至长春观，终日不甚言语，勤于苦工，被侯永德推选为知客。1944年后相继担任汉阳玄妙观总理、监院。李崇钦长于针灸，曾在玄妙观办有诊所，为群众义务治病。1964年回到长春观。文革中被迁回老家仙逝。黄宗胜：《记汉阳玄妙观监院李崇钦》，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汉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

㉚《各善团振务纪要》，《申报》1935年10月15日第11版。

㉛《天门续求冬赈》，《申报》1935年12月4日。

㉜《湖北省志·宗教志》编委会：《湖北省志·宗教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3－164页。

㉝转引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0页。

㉞区卫生志编纂组：《武昌善堂送诊施药纪实》，《武昌文史》第3辑，1987年。

㉟贺衡夫：《我所知道的侯道人》，《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3期。

㊱张九赋：《长春观》，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㊲环城马路，即今武昌中山路，于1936年沿古老的武昌城垣和护城河兴建，从大堤口起，经积玉桥、沙湖边、大东门、武昌车站至武泰闸止，大体上环绕旧城垣的外围城墙修建。见政协武汉市武昌区委员会编：《武昌老地名》，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年，第231页。

㊳黄宗胜：《记汉阳玄妙观监院李崇钦》，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汉阳文史资料》（第2辑），1989年。

㊴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同善会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4页。

㊵关于侯永德之生平，参见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侯永德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45页）；《利济行》碑文（《长春观志》卷4有收录，原碑拓片藏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档案馆藏：《聚兴诚银行》（所附之侯永德讣告，全宗号104目录1卷号120）、贺衡夫《我所知道的侯道人》（载《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3期）。

㊶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2页。

㊷施舟人：《道教在近代中国的变迁》，载氏著：《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㊸《徐教广传》，见吴诚真编、郑信谷撰：《长春观高道传》（内部资料），第16页。

㊹《万古千秋·头品顶戴兵部尚书湖北巡抚部院（端方）委托土地碑》，今存长春观。

㊺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刘维桢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2页。

㊻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附长春观菜园庄主录》、《人物传·胡英初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4、153页。

㊼《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附长春观菜园庄主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4页。

㊽吴宗慈主编《庐山志》卷3《山川胜蹟》，上海：中国仿古印书局，1933年，第58页。

㊾陈明崐致李大护法信函所附“本观各殿重修年月表”，原信件藏长春观。

[51]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项竹坪善士传》，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1页。

[52]李理安：《长春观志》卷2《人物传·应龙翔善士录》，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53页。

[53]李理安：《长春观志》卷1《庙图》，见《中国道观志丛刊》第8册，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