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昆

9月1日，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主题活动。当天，中国警方确认，四天前涉嫌袭击他座驾的肇事者共三男一女。

据人民网报道，8月28日下午四时许，在北京市内环线上行驶的丹羽大使所乘车辆被两台车迫停。有男子从其中一台车上走下，将丹羽大使所乘车辆上的日本国旗拿走，随后离去。

在各种外交场合，大使的现身往往是西装革履、备受礼遇。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神秘又带有神圣感的外交官究竟有何特权，又有何说不出的辛酸。

大使座驾的“秘密”

“袭车拔旗行为太过激，这破坏了国际惯例。”外交部前礼宾司代司长、中国驻斯洛文尼亚首任大使鲁培新告诉本刊记者。

大使座驾遇袭后，日本驻华使馆就此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并请求展开刑事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中引用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称将保护外国驻华使馆和人员的安全。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签订于1961年，它奠定了外交豁免權的法律基础，其中的众多条文都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中国于1975年加入这一公约。

该公约中明确规定，使馆车辆不受侵犯。

鲁培新告诉记者，在街头遇见“使”字开头的车牌，前三位数字代表国家，后三位数字代表该国使馆的内部编号。其中，后三位如标记为“001”，则多是大使的座驾，如果车上还挂着国旗，基本就可以断定是大使外出公干。并且，只有大使乘坐的汽车才可悬挂本国国?旗。

如今，很多国家不再向大使提供公车。因此，大使座驾“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车牌和国旗。

“大使”的全称是“特命全权大使”，作为一国派往他国或国际组织处理外交事务的最高级别的正式代表，享有比其他等级外交官更高的礼遇，可以请求驻在国元首的接见。

鲁培新介绍，每一位在他国履职的外交官都有外交护照，这意味他们享受外交特权和豁免，他们的人身、办公处、住所和公文档案不可侵犯，并有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拥有自由通讯、免纳关税等特权。而大使本人还有一本特殊的外交官证，“就像他们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名字、职务，还需要外交部礼宾司盖章确认。

大使被派驻到驻在国之初，有一个递交国书的程序。每一位驻外工作过的中国大使都有一个16开大小、封面中央印着金色国徽的红色文件夹。

黄桂芳的文件夹里还保存着1995年他出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时的国书复印件、致词及外交部礼宾司为他准备的具有新西兰地域特色的大使递交国书仪式的礼仪指导。

每个国家递交国书的仪式也各不相同。出任新西兰大使时，新西兰人用毛利仪式欢迎黄桂芳，还要他跟毛利长者以“碰鼻子”的方式互相问候。在库克群岛，好客的当地人则喜欢摆满一桌丰盛的菜肴和水果，请大使逐一品尝。

从“召回”到“不受欢迎的人”

四月以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

7月15日，日本外务省大臣玄叶光一郎要求丹羽宇一郎“回国述职”，听取他关于中国国内对钓鱼岛问题的汇报并商讨对策。

这一外交动作立刻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甚至被解读为是“召回”大使，以示对华抗议。

鲁培新称，驻外大使在任期结束时被“召回”，或大使定期“回国述职”都是正常现象。但像丹羽这种非常情况下的“召回”或“述职”多少伴随着外交抗议，“很可能是传递一种‘不满信号，表示两国关系紧张” 。

正因如此，日本外务省官员表示，丹羽回国并非对华“抗议”。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社在其新浪微博中专门发帖，对一些中国媒体用“召回”一词来报道丹羽“暂时回国”提出异议，认为这使部分中国网友误解此举为对中国的强烈外交抗议。丹羽本人也只在日本停留了一天，就回到了他的岗位上。

中国外交史上也有过数次召回驻华大使的举动。1981年，中国因荷兰售台武器问题召回驻荷兰大使，要求对方也召回其驻华大使，并将两国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非正式外交关系。1995年，美国政府允许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访美，中国当时也要求驻美大使回国述职。

在鲁培新的外交生涯中，他还遭遇过更严重的外交危机——被对方国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及“限时离境”。

1963年，时年25岁的鲁培新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当时，正值中苏交恶。苏联报刊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全面攻击中国。中共也不示弱，并于1963年发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答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二十五条”）。

考虑到斗争需要，外交信使将“二十五条”的原始材料带到使馆，工作人员连夜赶印，再专程送给平时与使馆联系密切的苏联人士。

鲁培新回忆，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把这些材料散布出去。他开着车，连续送了三四天，接到文件的有机场负责人、政府机构官员、海关及检验检疫机构的公务员，还有一些关注中国的热心人士。

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很快就收到了苏联外交部的照会，指出鲁培新在内的五名中国人“做了不符合身份的事”，被认定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72小时内离?境。

让鲁培新意外的是，他这个在苏联“不受欢迎的人”，回到国内却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当时，北京召开万人大会，表彰他们“忠实完成了工作任务”，并由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亲自主持，总理周恩来也接见了他们。《人民日报》还用跨栏大标题报道了鲁培新等人的事迹。

“终究国家利益是根本”

与丹羽座驾被迫停相比，1991年，黄桂芳担任驻菲律宾大使时的“礼遇”可谓非常特?别。

按照国际惯例，递交国书之后，总统将与大使进行10到20分钟的交谈，通常只是礼节性的，不会谈及具体问题。但时任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祖上和黄桂英的母亲来自同一村庄——福建省龙海县鸿渐村。她称见到黄桂芳，就“如同见到自己的兄弟”，谈话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

另外，在菲律宾，只有总统和大使可以被称为“阁下”，并享有一项特权——闯红灯而不必付出任何代价——尽管黄桂芳从未使用过这项权利。

不过，在他的印象里，驻菲生涯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初，同样因为岛屿归属问题，黄桂芳着实也经历了一场“唇枪舌剑”。

当时，中菲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已呈白热化态势。黄桂芳多次与时任总统菲德尔·拉莫斯在谈判桌上狭路相逢。

有一次，拉莫斯在谈及岛屿归属时说：“家里的东西怎么能拱手送出去呢？”黄桂芳心想，“菲律宾对南沙群岛几个岛礁的侵占可是偷来、抢来的呢！”但他不能这么表达，就顺着总统的话说：“家里的东西也有不义之财！”拉莫斯顿时就被这句话噎住了。

黄桂芳觉得，并非所有外交场合都适用“无可奉告”这样生硬的外交辞令，当然更不能把总统激怒了，“人家再不见你就麻烦了”。

座驾被拔旗后，丹羽依旧现身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活动，就可说明一些问题。就像“菲律宾人民的老朋友”黄桂芳说的那样：“终究，国家利益是根本。”

大使也有烦心事

不过对丹羽来说，这种“夹心饼干”的生活马上就要结束。8月20日，日本共同社称，西宫伸一将接替他出任驻中国大使，预计将于9月8日日本国会闭幕后做出正式任命。

黄桂芳说，“大家认为我们西装革履，拿高薪，整天在宴会、舞厅觥筹交错。殊不知身处异国他乡，在政治和生活上都备受考验。”

1973年3月，黄桂芳赴乌干達使馆履新。他在乌干达的六年多里，赶上了13次政变当中的8次。1979年阿明垮台，政府军与“解阵”部队对峙时，炮弹还直接掉进了使馆庭院里。说起那位传言中的“杀妻、食人肉”的总统阿明，黄桂芳称，“我没见他吃过人肉，但他当着我们的面，休掉过一批妻子。”

即便在菲律宾，黄桂芳也不总能过上“好日子”。当地媒体很活跃，往往采用“伏击采访”，“逼”黄桂芳发表见解。这意味着黄桂芳随时都要接受“拷问”。有时，他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途径主动向媒体曝料，阐明中国立场。

在疟疾、艾滋病、性病肆虐的非洲，大使甚至要为保命而“战斗”。黄桂芳的一些驻非洲工作的同事，常需要大剂量服用预防疟疾的奎宁，但此种药物对大脑有副作用。还有的驻非洲大使曾有过十几次“打摆子”的经历，健康受损很大。

鲁培新也有相似的回忆，他的一位同事独自到一个岛国出使，后来形容自己的经历堪称“鲁宾逊漂流记”：一个人竖起旗杆，一边按下录音机播放国歌，一边赶忙升起国旗。

尽管已经退休多年，鲁培新和黄桂芳依旧被大家尊称为“大使”。鲁培新说，“大使”这个称谓就像医生、教授一样，是一种尊称，也是一种终身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