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坤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1]13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有人译为“语言学转向”，但这种翻译不准确。“语言学转向”和“语言转向”差别较大，“从语言出发，不关语言学体系什么事，它只是从现实世界的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出发，研究其对哲学、文学，也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门学科的影响;从语言学理论出发，就离不开某家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框框，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理论体系往其他学科上套……”(潘文国．语言转向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外语》[J]．2008(2):68－73)。因此，本文认为应该译为“语言转向”。。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