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华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简析浙江对1923年日本关东震灾的回应

代 华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1)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浙江各界闻讯后，不仅对灾况深表同情，尽力赈济日灾；还关心旅日侨胞安危，积极接运灾侨归籍。前者折射出人道主义的情怀，后者是爱侨、护侨的体现。此举值得肯定与颂扬。

关东大地震；浙江；同情；救护

1923年9月1日，日本东京、横滨等地突发强烈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浙江各界得悉此消息后，怀抱同情与人道之情，无论是“救人”，还是“救己”，都积极、主动。本文以《申报》的记载为基础，以期重构浙江各界赈济日灾与救护灾侨的历史图景。

一

“只想闭门独善的我国同胞，对于那样大的欧战，又对于这样久的内哄，却都没有什么感动，还是昏昏沈沈的酣睡着。想不到接着日本一回地震的电报，便像霹雳一声的惊破了一场清梦，引起不少同情的辛酸，还要攘臂振呼，勉尽一点同洲的义务。”[1]同情与救济，是中国社会各界对日灾的反应之一。在得知日本发生地震火灾的消息后，浙江军民两长与杭、温、宁各交涉员及农、商、教各法团，“除赴驻在日领事馆慰唁外，均分电东京等处，询问被灾详情。”[2]浙江督办卢永祥、省长张载阳致电道：日本此次大震灾，继以水火，“谊属同洲，曷胜骇悼，况我国侨商学生亦多同罹其厄，自闻此耗，轸痛同深。”[3]同情之态自然流露。浙江交涉员王丰镐、省教育会副会长李杰、律师公会会长阮性存、省警厅督察长陈惟俭及前陆军测量局长张国威等人，于9月5日上午，先后赴石塔儿头驻杭日本领事署，谒见领事清野长太郎，“致唁慰问”。[4]

面对邻国遭遇的惨况，宁波旅沪学会特致电慰问日本政府，对于此次巨灾“不胜怆念”，并表示“恤邻之责，惟力是视，谨先电唁”。[5]杭州总商会对于此次灾变亦深表同情，该会致函驻杭日领事时称：“贵国东京、横滨等处，于东日忽遭地震，继以海啸，一时水火风灾，旋踵而起，伤亡人口以及损失财产，殆不可以数计，诚属亘古未有之浩劫，远道闻之，同深感痛。除由敝会会长躬诣慰问外，用再备函奉布，祈将敝会及全体商人慰唁之忱，转达贵国政府，并望探明被灾详情。”[4]

在同情震灾损害的同时，浙江各界还积极筹划赈济日灾。卢永祥、张载阳除先拨银一万元用于急赈外，“已会商募助办法，极力进行。”并强调“救灾恤邻，古有明训，所企群策群力，以申人类互助之精神，增进国际敦睦之义务”。[3]

9月5日，浙江省教育会通函各评议员，并决定于两日后开临时评议会，协议赈济日灾的方法。[4]7日下午一时，评议员出席者有王荦、胡炳旒、盛在珩等十余人，李杰副会长及干事均列席。会议首先讨论了日灾救济办法。大会认为“救灾恤邻，为应尽之义务”，主张联络省议会、总商会、省农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律师公会、改良织物公会、医师药剂师公会、杭州农会、教育会、拱宸桥商会、全浙典业公会、盐业协会、药业公会、绸业公会等团体“集议赈抚事宜”。会上还提出赈济日灾办法三项：(一)赈恤以衣食为宜，(二)运粮赴日赈灾须规定分量与出口次数，(三)受灾留学生及侨民为数不少，应特别赈济。[6]8日下午，浙江省各公团代表在省教育会开日本灾赈会议。与会者有省议会副议长祝绍箕，省农会副会长方悌，律师公会会长阮性存，省教育会副会长李杰及干事许倬云、蔡敦辛、尹志成，杭总商会代表倪云从，青年会干事马文綽，医师药剂师公会代表李定，盐业协会代表朱贻孙，杭县教育会副会长钱宗翰等人。李杰首先陈述了召集各团体共同商议救灾的缘由，并向与会者通告了7日省教育会达成的赈济日灾的三项办法。关于赈济粮食一项，祝绍箕认为：日本地震奇灾，调兵筹赈种种善后布置，颇为迅速。现在所最需要者，为粮食问题。倪云从补充道：本省粮食产额供不敷求，“故供给粮食，本省力有未逮，只可由他省议办。”关于筹赈日灾的形式，祝绍箕主张“仿照北京先组织一个团体，或为北京分会，或由本省独立设会”，[7]作为日灾赈济机关。大会最后公推祝绍箕、李杰与各方接洽日灾赈务。

杭州总商会鉴于日本震灾“其奇惨殆不可以言状”，加上“吾国留学及经商彼地者为数至多，同罹浩劫，更不忍漠然置之”，于10日下午开会，筹商救济办法。[8]到会者三十余人，决议设法筹款，赶办赈济。[9]据《申报》载，杭州总商会筹募日灾赈款，“系由丝绸、钱、典、布、米各业各就同业劝输。”[10]随后，杭州“钱业、绸业、布业各助赈五百元，他业亦纷起输助二三百元以至数十元不等”。[11]

宁波总商会为赈济日本震灾，特于11日下午四时开董事会，出席者十余人。该会朱旭昌认为“宁波为通商口岸，筹款赈济，义不容辞。”随后，经众讨论，即在该会附设办赈机关，定名为宁波协济日灾义赈会。[12]此外，温州瓯海道尹与当地官绅商学界，发起瓯海道属日灾救济会，并向日灾捐洋500元。[13]

仅从9月19日的《申报》报道可知，军政商学各界筹募日灾赈款“已集有万余元”。[14]由此可见浙江社会各界的救灾热情。

二

旅日侨胞的安危备受浙江各界的牵挂与关注，这是对关东震灾的又一反应。地震消息传入上海后不久，宁波旅沪学会致大阪留日学生会的电文曰：“万急”；“灾况如何，侨胞安否，速复。”[5]宁波旅沪同乡会特致电侨居神户同乡吴锦堂，查询“甬侨商及留学生若何情形”，并“乞调查盼复”。[15]

9月4日，浙江省长公署致电中国驻东京使馆，询问“使馆及浙经理员、留学生暨侨民等状况如何”，表示“至深系念，祈电复”。[4]随后，卢督办、张省长“又派员张心培驶往东京，调查旅日浙侨，妥筹救济”。[9]浙江教育厅则先后致电东京中国公使馆与神户中国领事馆，对于此次地震火灾，关切“浙生情形如何”，并“乞迅复”。[4]杭州总商会亦致电长崎中国领事馆冯锡之，既“同深骇悼”日灾，又关注灾区华人状况。电文谓：“吾国留学及经商彼处者，为数至多，不□伤亡损失若干，现在有无脱险。遥望扶桑，轸念万状。”此外，该会还恳其代为慰问日政府、留学生、侨商及各会馆。[4]

关东地震发生后，灾区华人多想回归故土。最终在多方的协助下，灾区侨民得以分期分批乘船回国。有学者统计，自1923年9月15日至11月18日，浙籍旅日灾侨回国者共3351人，[16]其中由日驶来的船只大部分停靠在上海。对于抵沪的浙籍侨胞，绍兴同乡会、宁波同乡会、温州旅沪同乡会等团体派员赴码头接待，对灾侨的食、住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并积极联系船只运送他们回籍，以便灾侨早日返回故乡。如9月24日上午九时，有温籍灾民215人乘近江丸抵沪，停泊三菱码头。温州旅沪同乡会“即以汽车送往纱业公所暂住，即日搭飞鲸轮船回温”，并由该会致电温州道伊、各县知事、各团体及各报馆，“请其于到埠时协同照料”。[17]这期间，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也给予了必要的援助。对于抵沪时生病的灾侨，则由中国红十字会接至医院疗治。

鉴于“前次灾侨在船上多生疾病”的事实，为此，温州旅沪同乡会甚至商请中国红十字会派遣医队随船诊护，防“病”于未然。10月4日，有温州籍难民1000余人，亟应遣归故里。“惟有时患疫症者，必须沿途医治，庶免贻误生命等情。”[18]在温州旅沪同乡会的商请下，中国红十字会特商请海军总司令部黄戒宜医生，率带看护2人，伺役1人，携带药品，随船前往。[19]此次由沪赴温船中，先后共发现患病者近20人。所幸的是，有红十字会延请的医务人员护船同行，经过及时医治，终于化险为夷，否则后果难料。

最终，在社会各界的“合力”作用下，旅日浙籍灾侨不仅安全地得以返国，而且也顺利地回到故土。

三

在关东地震发生前的数月时间里，中日首先在撤废“二十一条”及收回旅顺、大连等问题上尖锐对立，并由此引发了中国民间各界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对日实行经济绝交运动，浙江也不例外。如1923年3月23日，浙江国民外交大会开会商讨抵制日货、经济绝交问题，会上有人主张对日本实行不合作主义：不买日货，货不卖于日本；金钱不愿为日人赚去，亦不赚日人的钱。[20]此建议得到与会者的支持。随后，长沙“六·一”惨案的发生为中日民族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此时抵日、排日、仇日是中国人民对日态度的主题和无奈的诉求方式。

然而，当日本地震的消息传来后，浙江各界乃至中国人民抛开民族纠葛，义无反顾地赈济日本灾民，此举折射出中华民族理性、包容的道德情操与扶危济困的人道情怀。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对浙江官绅的救灾义举“莫名钦感”。[13]灾后，日本还派出以臼井哲夫等人组成的表谢团来华答谢。所有这些都加深了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

民国时期，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在此时局下，得悉海外侨胞遭遇震灾的消息后，中国社会各界及时地探寻侨胞状况，并积极地给予援救，这是爱侨、护侨的体现，值得肯定与颂扬。

[1]章鸿钊.日本震灾与我国所得的教训[J].学艺,1924,5(10).

[2]杭州快信[N].申报,1923-9-7.

[3]卢张对日灾之虞电[N].大公报,1923-9-9.

[4]浙人关心日本巨灾[N].申报,1923-9-7.

[5]各团体之慰问[N].申报,1923-9-4.

[6]浙教育界发起救济日灾[N].申报,1923-9-8.

[7]浙省各公团日灾会议[N].申报,1923-9-9.

[8]杭州快信[N].申报,1923-9-8.

[9]杭州快信[N].申报,1923-9-11.

[10]杭州快信[N].申报,1923-9-14.

[11]杭州快信[N].申报,1923-9-16.

[12]地方通信:宁波[N].申报,1923-9-15.

[13]日总领事致谢浙官绅[N].申报,1923-9-30.

[14]杭州快信[N].申报,1923-9-19.

[15]关心侨胞之电函[N].申报,1923-9-5.

[16]章志诚.日本在关东大地震期间惨杀浙籍旅日华工与北洋政府对日本当局的交涉[J]. 浙江学刊,1990(6):166.

[17]温同乡会招待昨日到沪灾民[N].申报,1923-9-25.

[18]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427.

[19]温州灾侨陆续遣送回籍[N].申报,1923-10-5.

[20]浙江国民外交大会纪事[N].申报,1923-3-24.

ClassNo.:K313.45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宋瑞斌)

AnAnalysisoftheResponseofZhejiangProvincetothe1923KantoEarthquake

Dai Hua

The strong earthquake happened in Kanto region in Japan in 1923 which caused significant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losses. Having heard the news of the disaster, all walks of life in Zhejiang Province showed sympathy to Japanese people and tried to relief them. Chinese people worried about the safety of Japan compatriots, and actively picked up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return to China , and it is reflected the humanitarian feelings of Chinese people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manifestation of loving and protecting overseas Chinese , which is worthy of recognition and glorification.

Great Kanto Earthquake；Zhejiang Province；sympathy；relief

代华，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江苏省2011年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之中国回应”(项目编号：CXZZ11-0081)阶段性成果。

1672-6758(2012)12-0131-2

K3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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