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运秋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隐秀”三论

因为缺佚甚多，《隐秀》篇研究历来争议颇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看法：

第一，修辞论。多数学者认为“隐秀”讲的只是修辞技巧问题，提出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认为“隐秀”的“秀”，即是指诗文中的个别警句，亦即《文赋》中所说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1］（P357）比较早地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清代的黄叔琳，他认为隐为含蓄，秀为警策。其后，许文雨、范文澜沿用此说，解放后各重要注家大都持这一观点。

第二，风格论。刘师培、傅庚生、詹瑛等持此论点。刘师培语见《文章有生死之别》，傅庚生语见《文心雕龙义证》卷下，詹瑛语见《文心雕龙风格论》。他们大都把隐秀归属为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即隐秀作为风格意义，既有隐的一路，又有秀的一路。婉约、含蓄等属于前者，奇秀、韶秀属于后者。

第三，艺术表现论。这一观点以钟子翱为代表。他认为“隐秀”是“含蓄与突出两种艺术表现方法”，“文章要‘有隐有秀’”［2］（P173），也就是说隐与秀是两种不可分离的艺术表现手法，两者相互为用，相辅相成，即隐中有秀意，秀处有隐情，两厢结合，才能够描绘出生动如画又意蕴丰富的艺术形象。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对“隐秀“含义进行了索解与探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细观之下，他们大都将“隐秀”看做某种写作技巧、表现方法或修辞手法，很少从美学和文学创作原则高度来阐发“隐秀”的含义。这样的理解是不够深入的，因为，篇中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