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建

(重庆师范大学 现代英语与教师教育研究基地，重庆 400047)

一、引言

20世纪初起，语言与性别研究关注性别语言的“自然”差别。［1］(699)1960年代以来，该研究主要受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三种理论影响。［2］(218)缺陷论以男性语言为标准，认为女性的语言是不完善的，强调女性语言的弱势、被动、非理性和无效率等负面因素。支配论关注男性在语言中的支配和权力，认为语言的性别差异是社会结构与职业分工所致，女性语言的负面评价与男性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相关。差异论或双文化模式认为男女不同的语言策略和交际风格主要源于男女文化差异，女性更善于用语言来维系人际关系。男女交往失败是因为对对方交往方式的误读。上述三种理论都使用“两性对立的性别概念”［1］(702)。这种语言本质主义观，夸大了性别差异，忽略了形成这种差异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

从1990年代起，语言与性别研究受社会建构理论影响，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认为:其一，性别是重要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在语言、社会实践和社会身份中表现出来，也是语言实践和话语风格的标记。其二，性别是揭示权势的主要场所，和其他因素交集，如阶层、种族等。性别是多层面的、变化的和有争论的。［1］(699)研究转向思考性别概念的复杂性和变移性，以及性别语言的反映形式，同时，不再将性别语言差异作为语言行为解释的起点和归属，而是关注语境和当地研究，关注性别身份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是转向“最直接的和最显著的社会群体的参与”［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