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书勇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一、引 言

就郭沫若古史研究而言，有学者认为他“是中国旧史学的批判继承者，更是中国新史学的缔造者和弘扬者。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中国旧史学的终结和新史学的开端，也是以这位大师为标志的”［1］3。但也有学者强调他“一开始便把路引错的”［2］376。对郭氏的评价之所以如此迥异，一方面与各人所持立场、评价标准不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史学研究前后“看法已经改变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3］2分不开。对于郭氏史学研究，若从治学和用世角度，循其“研究路径的进展”，并置于当时学术发展的背景中，当能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二、郭沫若转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生活在近代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①转引自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的动荡时代。在这古今中西大碰撞的激变时代，郭沫若与其同时代有识之士一样，将为学与用世相结合，以唤醒社会大众，使中国发展走上新途。

郭沫若早年从事文学活动即以此为志向，如他与同道创办的《创造》早期欲继承新文化运动并打破“文艺界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至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的局面［4］135；至1924年因译读日人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进一步认为“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艺，是我们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志的咒文，是革命预期的欢喜”［4］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