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510641)

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为我们的英语课堂教学改革增添了活力。多媒体课件图文并茂,声像并举,化抽象为具体,化静态为动感。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多媒体教学课件已经显现出其特有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其功效毋庸置疑。但近年来高校英语课堂上滥用和乱用多媒体课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导致课堂教学出现娱乐化倾向。有些教师无视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规律和特点,逢课必用多媒体,以PPT屏显替代板书,以展示多媒体课件替代口授言传；学生以听录音替代课文朗读；课件设计得越来越精美,越来越“动漫”；教师陪学生观看视频文件占据了大量的课堂教学时间；精美的图片、音乐、动画产生了巨大的“眼球效应”,且竟被视为教学效果。更有甚者,有些教师为了追求课堂气氛的“生动”和“活跃”,将娱乐行业(show business)的某些元素带入课堂,大搞娱乐游戏和表演,甚至提出Teaching is an art of acting的说法。表面上看,课堂气氛活跃,笑声连连,实际上并未实施有效教学。

其阅读课上出现了“He grew up in London”。这句话,教师一见London便迫不及待地展示了十二幅有关London的风景图片,什么Westminster Abby,Big Ben,Trafalgar Square等等,应有尽有。最后还挑起富有挑战意味的眉梢向学生发问:“Have you heard of the Beetles?”不少学生做出肯定的响应,于是教师竟又在课堂上播放了John Lennon的歌曲AllYouNeedIsLove。显然,这位教师在课堂上滥用和乱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展示那十二幅照片本已画蛇添足,播放摇滚歌曲则更是离谱,其目的无非是在课堂上制造些娱乐元素,取悦学生。殊不知英国Beetles摇滚乐团当初的发迹之地并不是伦敦,而是利物浦。还有一堂题为“Our Family”大学英语综合课,课文的主题是Christmas Spirit,讲的是一位小学生在圣诞除夕动员家人去探望同班贫困生、赠送圣诞礼物以示爱心的事件。或许课前学生都已预习了课文,课堂上教师通过提问简单地浏览了课文内容之后,就让学生分组上台表演,美其名曰:Act out the Story。学生们似乎也早有准备,每人手提一个小小塑料袋,里面装有文具、食品,有的还带上了萝卜和大白菜,于是一幕幕大同小异的“小品”表演开始了。可是,纵观几组的表演,听到的最多的是“Merry Christmas”,“Here you are”,“Thank you”等只言片语。很少听到课文中出现的句子,更没有听到发自肺腑且足以发人深省的话语。课后,有位年轻的教务处长竟说:“外语课如果都上到这份儿上该多好呀！”试问:这是英语课堂的本来面目吗？这是有效的课堂教学吗？

更令人担忧的是:学界竟也有人撰文推崇课堂教学娱乐化(范文静、张晓研2009),认为“玩是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有追求娱乐的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讲,娱乐也是生产力。工作和学习不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该在其中加入娱乐的因素,为了高效率的学习和工作,为了创造性的学习和工作,为了人们自身的需要……”;甚至认为“课堂教学娱乐化是一种教育理念和目标”；“课堂教学娱乐化”要从“教师娱乐化开始”,号召教师“放下身段,亲自带头,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让学生加入到课堂娱乐中”；文章还总结出“课堂教学娱乐化的三种模式”:“模式一:作为一种贯彻课堂授课的休闲活动”；“模式二:将娱乐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模式三:网络环境支持下的课堂教学与娱乐的整合”。这种提法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课堂教学娱乐化有悖于大学之精神。“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高校不是娱乐场所,而是传承知识、创造知识、崇尚科学和追求学术卓越的神圣殿堂。即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下,其基本功能依旧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校课堂内外的一切活动都只能围绕大学的使命开展。在我国的两千七百所高等院校里,没有哪一所高校会把“娱乐”二字写入自己的校训。显然,课堂娱乐化正在腐蚀大学之精神。

课堂娱乐化是实施有效教学的大敌。课堂教学是一种目的性和意识性都很强的活动,是要使学生掌握知识,习得技能,发展智力,陶冶情操,养成良好的思辨能力。严肃的课堂应当是思辨的殿堂。而在滥用和乱用多媒体课件的课堂上,课程的学术性和知识的系统性已被庸俗化、碎片化和凌乱化；直观的形象抢占了思维和想象的空间,笑声代替了思辨,娱乐代替了求知；学生变成了多媒体课件的观赏者,听课变成了一个被动接受直观信息的机械过程；学生的注意力随即分散,很难在听课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火花”,即使有之,教师也因忙于点击鼠标而漠然视之,更难以即兴发挥、启迪学生思考和开拓学生思维空间。总之,娱乐化的课堂干扰了教学大纲和课堂教学目标的实施。

娱乐化在英语基础课(尤其是“综合课”,即传统意义上的“精读课”)上已经显现出恶劣的后果。比如,在很多学校,如今的“综合课”已不再逐句逐段地进行文本分析了,“细读”(close reading)这种有效的教学途径多已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在“协作学习”幌子下开展的“小组讨论”(group discussion)。至于讨论的内容和效果及其深度和广度,授课教师则很少问津。在不少教师眼里,“备课”就是“准备课件”,教师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钻研教材和咀嚼文本上,也没有对文本中的语言点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违背了课堂教学的真谛,违背了语言基础课教学的根本宗旨,岂能确保教学质量？

课堂娱乐化还是一种腐蚀剂,正在潜移默化地腐蚀教师的职业精神和学生的人格发展,有害于师生建构正确的价值观念。在学生给教师授课打分已成为教学管理常态的今天,为了迎合学生追求娱乐的心理并获得学生对自己教学的认可,有些教师不得不挖空心思地从网络上寻找和收集能够引发“眼球效应”的视频资料,并将其转换成课堂教学的“娱乐点”,借以取悦学生。久而久之,就滋生了媚俗意识和轻浮的教风。在“放下身段”、“加入到课堂娱乐中”的同时,教师也就丧失了知识人的尊严,放弃了在课堂上应该起到的教书育人的主导作用,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娱乐的工具。久而久之,“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就会荡然无存。

课堂教学娱乐化倾向是“泛娱乐化”思潮对课堂教学侵袭的结果。早在1985年,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就对泛娱乐化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专章讨论了“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Teaching as an Amusing Activity)的问题,指出:在娱乐化的课堂里,“教室被改造成摇滚音乐会”,“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的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地):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波兹曼2011:155)。针对“教学和娱乐不可分”这一理念,波兹曼写道:

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没有人在他们对教育的论述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你博览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过——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你甚至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同上:153)

学习是一个理性思辨的过程。我们主张快乐地学习,但这种快乐只能在刻苦钻研之后才能体会的。今天的大学生都是在泛娱乐化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喜欢娱乐,习惯于视觉文化和娱乐文化,习惯于所谓的“后现代阅读”(如互联网阅读、手机阅读、电子书阅读、电子词典阅读、光盘阅读等),习惯于表面的、肤浅的、浮光掠影式的、娱乐性的“快餐阅读”。他们本来就不肯阅读经典,不肯细读文本,更不肯(甚至不会)“咬文嚼字”。如果我们在课堂上还助长他们的娱乐情趣,其恶果是不难设想的。

课堂教学娱乐化也是“技术至上”和“技术决定论”思潮对课堂教学侵袭的结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子媒介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与应用,有些外语教育者自觉不自觉地走进了“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utopianism)的误区,以为教育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可以为我们构建轻松而便捷地开展外语教学的“乌托邦”,似乎通过“人”、“机”对话就可以克服外语学习者的所谓“聋哑症”,似乎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进入课堂后学生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夯实语言基本功了。技术可以瞬息间把信息传播全球,但技术却不能传递智慧,不能改变外语教学的基本规律；多媒体课件可以辅助我们在课堂上实施有效的教学,但多媒体课件既不能替代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也不能替代学生自主学习的地位。教学是一门艺术,但它绝不是什么“表演的艺术”。我们应该警惕课堂娱乐化,切莫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在娱乐化中窒息,切莫让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在课堂娱乐化中“死去”。

范文静、张晓研.2009.概念时代条件下课堂教学娱乐化的实施[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9):33-35.

尼尔·波兹曼.2011.娱乐至死(章艳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