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繁 亭

读《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

曾 繁 亭

欧阳友权教授的新著《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年出版，下简称《转型》）以其对新媒体文艺阐发的系统性、有效性和开放性展现了国内新媒体文艺研究的最新成就，堪称一本充满灵感与力量的佳作。

为了把握住新媒体文艺的历史脉络与内在机理，尽可能彰显对新媒体文艺梳理与阐释的学理逻辑，欧阳友权教授有效地引入了现象学方法和阐释学路径，以现象学的方法追问新媒体文艺之“存在方式”，从而梳理其知识谱系，循阐释学的路径追问新媒体文艺之“为何存在”，从而阐发其价值意义；即有现象本体探寻其价值本体，从而解答新媒体文艺转型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最终完成了数字媒介之于这种文艺的艺术哲学命名。

《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以下简称《转型》）全书凡九章，笔涉新媒体文艺的生态背景、文化皈依、人文蕴含、形态构成、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功能形式和发展前景等诸方面，建构出了一套逻辑谨严行之有效的论述系统。在“存在方式”的层面上，该书梳理描述出了新媒体文艺之如下“显性结构”：媒介赋型——数字化载体的技术生成；比特叙事——数码文本的表达向度；欲望修辞——交往主体的感觉撒播；在线漫游——赛博空间的虚拟真实；存在形态——触点延伸的无纸传播等。在“为何存在”的层面上，该书对新媒体文艺价值模式的追问，使其为读者揭示了新媒体文艺之如下“隐性结构”：艺术表意体制的转换与新媒体话语的审美逻辑；艺术转型与媒介文化变迁的“图-底关系”；新媒体文艺的人文酿造与文学性建构等。

在《转型》一书中，作者基于对十多年新媒体文艺知识谱系的清点与普查，不惟试图对其得以形成的历史-文化-技术机制进行总体的勘察与阐释，而且旨在对其未来的发展路径做出合乎逻辑的探测与引导。在这个依次递进的阐述逻辑链条上，作者始终非常注重知识清理与理论建构的具体方式，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话语模式。由是，新媒体文学的历史现场，不惟得到了全方位的立体呈现，也被赋予了极具深度的理论阐释。对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体文艺新潮，《转型》一书可被看作是学术界迄今所给出的最系统的整体梳理与最透彻的理论阐发。

表面上看，《转型》绝大部分篇幅都在努力梳理建构新媒体文艺的知识谱系——从其技术-文化生态到其生产创作机制，从其文本形态到其转型维度，从其审美向度到其消费逻辑……但有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洋洋40余万字的论述中，字里行间无不透着作者一份殷殷的人文情怀。作者明确指出：“艺术走进数字媒体是时代的必然选择，但艺术的数字化生存并不就是艺术的胜利”[1]（P423）；“说到底，艺术是源于人的精神而不是源于技术，技术只是文学借助的工具，它应该受制于文学的艺术目的……”[1]（P443）“媒介和载体变了，文学的创作手段和传播媒体变了，甚至文本的构成形态和作品的功能模式也变了，但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现象的价值命意没有变，文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没有变，文学寄予人文精神、承载人道情怀、表征人性希翼的价值本体没有变也不会变。”[2]

这份不无焦灼的殷殷情怀，显然不仅有着“文学乃人学”、“文学关乎情感”等逻辑原点，更有其在当下新媒体文艺现场以及学术现场的明确针对性。首先，很多新媒体文艺的创作者长时间沉浸在技术解放的亢奋之中，忘却了自身创作的人文担当，结果必然是技术逻辑自然衍生出来的商业机制非但轻易剥夺了其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而且同时也麻痹了他们作为特定现实和文化语境中的个体精神；由是，他们被商业目的所规定的定向想象力越发达，他们的想象也就越是丧失真正的文学想象应有的那种高贵的人文灵韵，越是在远离生命大地的虚无高空做徒劳的飞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模式化的飞翔实际上正在借助新媒体所提供的复制技术，迅速演变成为一种对飞翔动作的空洞疲沓的“类型化”模拟。其次，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近几年学术界新媒体文艺研究方面的著述数量呈现出明显上升的势头，但鱼龙混杂的“繁荣”局面却越发带来了人们对新媒体文艺认识上的混乱乃至误区，个中因由就是技术崇拜语境中的人文失落使得很多研究缺少了内质性和前瞻性的思考，如用技术研究取代审美研究，用载体形式研究置换价值本体研究，用空泛的异同比较研究或一般的大众文化研究代替严谨的学理本体研究，等等。对此，欧阳友权教授显然有着清醒的认知，并志在基于其一贯的人文立场激浊扬清正本清源。通观《转型》全书不难发现：对人文精神的吁请与呼唤，非但体现着该书鲜明昭彰的学术个性，而且也为其作者对新媒体“文艺”的有效阐释提供了可能。

毕竟，“新媒体文艺”依然是“文艺”。新媒体文艺的技术秉性虽然使其对传统的审美支点、“经典”内蕴以及“文学性”内质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毫无疑问，“数字媒体”作为当下文艺最新媒介的事实绝不意味着传媒手段对艺术审美品性与人文价值的取消。换言之，在新媒体语境中，尽管媒介的革命带来了技术复制的文艺手段、全民参与的文艺生态以及创作和发表的文艺自由，但这一切都不是人们漠视人文精神与主体担当的借口。就“创作自由”来说，虽然“数字化”网络时代，技术的舶进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文艺创作的自由，这种自由也的确给老气横秋的本土文坛带来了某种冲击与颠覆，但这种由传媒技术所带来的自由情形绝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创作”时代的不请自来。因为“自由创作”的达成，靠的是秉有自由精神并因而拥有健康价值理念系统的“自由人主体”，而绝非单纯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外部写作条件与传播途径的“快捷”或“方便”。事实上，数字化网络技术提供出来的只是写作和传播的便利，而不可能是心灵深处具有高贵人文内涵的那种“精神自由”和“创作自由”。就此而言，面对新媒体文艺这一全新的艺术景观，也许人们有理由兴奋，但却绝没理由亢奋，——数千年人类文学艺术的长河呜咽着绵绵而来，其沉雄沉深沉重的涌流里，响彻着的始终都是反叛者满透着血色的呐喊和殉道者闪烁着泪光的悲鸣。

历史一再表明：审美活动方式的变化与人类传媒技术手段的发展有直接关联，但传媒技术变革所催发的新生艺术形态在其伊始却往往不受人们的待见。现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人们迎来了文艺的“读屏”时代，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体文艺”以领衔时代潮流的“的崭新姿态，在美学理念、生态机制、创作模式等诸方面锐意进取革故鼎新，已经引发文学艺术成规的改写、文学艺术体制的变化和文学艺术观念的更新。新媒体文艺的异军突起，不仅意味着文学艺术从此多了一种活法，更可能意味着文学艺术从此在整体上有了一种崭新的存在方式。“新媒介艺术的现实发展和作品积累，已经把构建数字化艺术理论形态的使命推向了学术的前沿，新艺术创作经验的汇聚和艺术生产中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的不断出现，已成为构建数字化艺术学理形态的内在需求。”[1]（P445）“作为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不是把自己束缚在某一‘边界’之上……面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所发生的移动，我们需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关注现实的立场。”[1]（P366）《转型》一书中的这些论断，不惟表明了作者直面文学现实的“问题意识”和开放心态，更表征着一位卓有情怀的人文学者对当下文化现实的担当和理论创新的勇气。

有担当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无疑需要切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技术语境，廓清媒体变革对文艺的深刻影响，考辨这种转型的具体内涵、基本特征和表现方式，并在与传统文艺的比较分析中，揭示出文艺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就此而言，作为一种“有情怀的专业研究”，《转型》一书显然颇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新意义。具体来说，《转型》一书的理论价值在于：其对一种新型文艺形态所进行的基础学理探讨，将数字媒介文艺现象推向了学术前沿，并由此开辟了互联网时代一个全新的文论领域，为创建新媒体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其对传统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拓展和超越，有利于理论研究贴近文艺发展实际获得学理更新。在对“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所展开的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既有对新型传媒艺术的哲学文化审视和文艺美学阐析，也有立足具体作品、具体现象细致入微的解读；既辩证检视数字媒介带来的文艺存在方式和艺术观念的种种改变，又冷静分析新媒体艺术的种种缺陷，揭示其生长空间的可能性与限度……在新媒体文艺现象获得理论解释和规范引导方面，《转型》一书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草创10多年的本土新媒体文艺，尚在幼年；网络写手们的存在情态远未定型，尚有进一步演变发展的巨大空间。就此而论，任何对新媒体写作属性的界定以及对新媒体文艺得失成败的言说，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冒险。但逃避挑战的理论言说是没有意义的；在理性的天平上，基于个性的武断与丧失敏感的昏聩，乃思想永远无法彻底剿除的两个宿敌。而这也正是真正的思想者与写作者永远需要自我警醒的因由。总体而言，基于对研究对象之非预成性和阐释框架之非预设性的清醒意识，欧阳友权教授在《转型》一书中对新媒体文艺的阐释始终秉有一份优雅的开放心态——“其一，建设性学术立场而不是简单的评判性态度；其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1]（P447）前者使其有效地避开了对新媒体文艺“好坏优劣”的简单判断，而后者则使其将多姿多彩的新媒体文艺现象作为有效的理论研究对象，从而为建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拓开了足够的学术空间。

中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方献：

[1]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人文底色与价值承担[J].求是学刊，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