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毅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新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研究述评

鲁 毅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从已有的鸳蝴派研究综述及近年鸳蝴派的研究现状来看，新世纪以来鸳蝴派研究综述的重写和延展成为必然。总体而言，新世纪以来的鸳蝴派研究经历了众声喧哗到拓展与深化的递进过程。而且从鸳蝴派研究的原创性选题分析来看，都表明其研究的深入与提升。与此同时，在研究方法、概念界定，以及鸳蝴派入史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生长点。

新世纪以来；鸳鸯蝴蝶派；研究述评；困境；生长点

一、缘起

关于鸳蝴派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不断升温，似乎一直到今天它都不曾受到冷落，这一方面源自对该派的争议不断，另一方面牵涉到文学史观念的重大调整，此外，与新文学的研究相比，它呈现出较大的滞后性，因此带来的提升空间必然受到研究者的青睐，从反映这一领域研究动态的综述中即可见一斑。

目前关于鸳蝴派的研究综述已达五篇之多，从其发表的时间间隔来看，应该说能够及时反映出鸳蝴派研究的趋势及最新动向，但是从2000年以来的综述来看，存在这样几个问题值得商榷：1、材料滞后。综述所占有材料的发表时间大都较综述的写作时间早两年，而近一到两年所引用的材料仅为一篇左右，这就对其能否及时反映出最新成果，及其所占有材料的有效性提出质疑；2、材料甄选欠妥。作为研究综述，应当对研究范畴内的各类成果作出有效筛选，那些在研究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并为后人研究提供参考价值的成果方可以进入综述中，但目前的综述却掺入了不少重复论述、选题滞后的文章，反而对学界较新和较为重要的成果视而不见。3、“述”大于“评”。从综述的意义来看，“评”应当大于“述”，因为后人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索到前人的文章，而作为“评”的内容，即指出每一项成果为研究史提供了什么，或触及了那些有待深入的问题？这应当是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重点阐发的，然而就目前的综述来看，诸如研究困境及生长点等“评”的内容往往被一笔带过。4、研究动向把握不够准确。从鸳蝴派的研究来看，围绕其自身价值拨乱反正式的定位与论争在2001年前后就已经落下帷幕，之后的研究开始从是否有价值进入到怎样有价值的学理性探讨阶段，所以对新世纪以来鸳蝴派研究动向的把握还只是停留在或者侧重于如何拨乱反正的价值定位的评述上，显然是不够准确的。5、材料占有偏狭。从综述作者所占有的材料来看，仅仅涵纳以鸳蝴派为主题的研究材料，而某些虽称民初通俗文学、市民文学、旧派小说，却实指鸳蝴派的研究文章被略去了，其中还包括诸多将鸳蝴派作为子题的研究。由此看来，以上诸多问题使综述的重写和延展成为必然，此外，从时间界限来看，新世纪之前的综述已经较为详尽，无需赘述，而近年鸳蝴派的研究，虽时间短暂却成果颇丰，因此本文将新世纪以来的鸳蝴派研究作为考察对象。

二、从喧哗到深化：新世纪鸳蝴派研究的总体趋势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要组成，对鸳蝴派研究的考察应当包括它在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占有怎样的分量，而2000年以来的较为权威的年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下文简称《综述》）所涉及的有关鸳蝴派研究的述评，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下文简称《丛刊》）所刊载的相关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世纪以来鸳蝴派研究的总体进展及影响比重提供了一个明晰的量化指标。

新世纪伊始，以鸳蝴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研究在年度《综述》中被给以较多的篇幅论及，2000年、2001年均有可以进入到《综述》的代表性成果，相对于1979—1999两个十年，“对鸳鸯蝴蝶派这样的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旧式通俗小说的研究”还只是“保持较大兴趣”[1]，着眼于“一系列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历史事件所作的‘重新评价’”[2]，但这时它是通过数量颇丰的学术出版物，如《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以及“通俗文学理论研究与探索”专版等讨论形式扩大自身的影响，并逐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必要的、独立的课题。如果说新世纪前夜，仍有研究者对鸳蝴派的文学史价值存在非议，以精英文学的立场认为“人的技艺化概念与意图的非内化性质”[3]导致了它的“无意义写作”，但在新世纪初，包括鸳蝴派在内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它在整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4]。

新世纪初，《丛刊》中的“近现代通俗文学”笔谈开始提出“换个角度来看”，即“从近现代中国文学演变的客观进程比较先后出现的鸳蝴派和新文学的同和异，再进而考察各自的历史位置和优劣得失的研究思路”[5]，由此认为鸳蝴派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中，在文学的平民化、世俗化、商品化等方面的价值都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其他学者也以“换个角度”的视域，既有从宏观上重新为鸳蝴派作价值定性的，如范伯群的《现代化：多渠汇流的世纪大潮》（《丛刊》2001年第2期）将“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放置在“雅/俗”的维度中，认为他们建立了一种适合现代都市运作机制的文化市场；汤哲声的《蜕变中的蝴蝶——论民初小说的价值取向》（《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从鸳蝴派资料的整理与细读着手，揭示其被遮蔽的价值取向。此外，也有在细节深处对鸳蝴派进行厘定的，如严家炎的《“五四”批“黑幕派”一解》（《丛刊》2001年第2期）从五四作家批“黑幕派”的话语出发，澄清了以往对鸳蝴派与黑幕派的混谬；吴福辉的《通俗文学与海派文学》（《丛刊》2001年第2期）认为近代文言的使用、反封建礼教的意旨、外国技法的借用等现代性因素，仍不能使鸳蝴派文学通过自我调整获得现代性，而是在新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双重刺激下，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获得现代性品质的。与此同时，有的学者却对鸳蝴派的历史定位持质疑的态度，一再发文认为鸳蝴派的病根在于“由通俗滑向了市俗以至于堕落到了低谷乃至庸俗”[6]，并否定了范伯群提出的“双翼齐飞”的论点，这种激烈的论争甚至一直持续到2004年。

从2003年之后的年度《综述》及《丛刊》刊载的文章来看，对鸳蝴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研究呈现出新、旧命题并存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这预示着鸳蝴派的研究逐步进入到深化、拓展阶段，具体来说表现为：首先，热点状态持续保持。从2003年到2009年的《综述》来看，以鸳蝴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研究每年都要给予一定的篇幅被论及，甚至在2007年的《综述》中作为专节来论述。尽管2010年的《综述》并未提及包括鸳蝴派在内的通俗文学，但是这一年的《丛刊》却刊载了栾梅健、汤哲声的两篇以鸳蝴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的研究文章，依然显示出强劲的学术实力，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否也意味着以鸳蝴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研究已经突破了新锐的位置，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常客被研究界淡然接受呢？其次，研究思维的突破与细化。这表现为一方面不断地提出研究的新命题、新视角，并参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前沿、热点问题的探讨，如2004年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史料、期刊热，其中就包括众多鸳蝴派期刊的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宏观视角向具象问题探讨的转换与沉潜，出现了不少以小见大的分量之作，如通过人物形象谱系的演变、新文学与鸳蝴派的论争话语等方面深入开掘鸳蝴派。此外，如果说2007年以鸳蝴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研究仍然是在纯文学的背景中评说自身，但是到了2008年，不少鸳蝴派研究之作已经表现出对新文学中心化的突破，这些都表明了较新世纪初期鸳蝴派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总体看来，新世纪初的鸳蝴派研究仍带有起步阶段的诸多研究特色，即着眼于宏观命题的论述，这包括设定自身的研究疆界，纳入进通俗文学的大范畴内建构自身，重新厘定鸳蝴派的价值，以及开掘鸳蝴派与现代中国文学同构的现代性因素等方面。而经过了新世纪初的宏观论述与价值论争后，鸳蝴派的研究开始就初期提出的有关命题、设想、范式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索，由此真正进入到了拓展与深化阶段。

三、深化与拓展阶段的原创性选题分析

（一）说不完的现代性

鸳蝴派文学之所以能够再度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并获得长足发展，其基点必然是对其现代性因素的发掘与指认。与新世纪初及之前的研究相比，随后的研究不再纠缠于其是否具备现代性，而是探讨其怎样具备现代性来将这一命题深化。这在世纪初的张光芒的《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学术界》2001年第4期）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他认为鸳蝴派言情小说在启蒙运动高潮的晚清政治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历史性地起到一种过渡作用，其中包含了启蒙的现代性思潮，它不仅符合启蒙概念本身所涵纳的对感性的弘扬，同时与晚明“以情抗礼”的人学思潮接上了头，由此认为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生成的“内生性”可能，而非完全的“被迫现代化”；黄轶的《传统“体贴”与现代“抚慰”》（《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在“传统/现代”的维度中，同样认为鸳蝴派在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精神与艺术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表现出了与启蒙、救亡文学相差异的、“抚慰”现代市民新文化欲望的现代性属性，“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非对抗性转换”。与这类偏重“内生性”现代性、本土资源的现代性开掘的观点稍显差异，王进庄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旧派文人的转型和现代性》（《复旦学报》2009年第4期）通过对20世纪初一二十年代以鸳蝴派为主体的旧派文人的代际差异，特别是1920年代旧派文人“都市民间”价值立场确立的考察，强调他们的现代性获得是与上海都市生成伴随始终，并依托于现代传媒、大众娱乐产业、制造大众时尚文化消费品的“器物现代性”，这就与传统文化环境、资源呈现出绝缘性。

（二）鸳蝴派的发生

如果说本世纪初的鸳蝴派研究还只是从文学内部言说它的现代性，那么在深化阶段，就开始从文学研究的外部视角对其进行观照。郝庆军的《论鸳鸯蝴蝶派的兴起》（《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鸳蝴派的兴起做了全方位的细致考察，充分说明其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及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上，胡安定的《鸳鸯蝴蝶：如何成“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从私谊网络、会社网络、传播网络等外部视角探析鸳蝴派作为群体的形成；刘铁群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以及张登林的博士论文《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论》（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则从鸳蝴作家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相互调适角度探究该派的构建，这些文章都可以看作是郝庆军文中“成因分析：作为职业化的社会群体”、“社会接受：鸳鸯蝴蝶派的认同基础”部分的细化与补充。

此外，还有从大众传媒等外部视角切入鸳蝴派分析其生成特质的，如王利涛的《鸳鸯蝴蝶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重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从传媒与作家身份、创作的相互影响出发，指出娱乐休闲性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鸳蝴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变，她的另一篇文章《场域视角下的民初第一小说季刊<小说大观>》（《海南大学学报》2011第1期），以及余夏云的硕士论文《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的场域占位斗争考察（1896—1949）》（西南交通大学2008年）都是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观照新文学与鸳蝴派共存的“现代文学场域”的构建及内部要素相互作用过程。应当说，场域理论的引入有助于从宏观把握“现代文学场域”的建构与生成特质，但是由于理论本身过于注重外部因素和社会学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独特语境下作家生命体验的深刻挖掘与作品本身的细微考辨，于是将民初的鸳蝴派理解为“一个以市场运作为根本、以游戏休闲为主旨、以通俗文学刊物为载体，面向不断发展壮大的都市市民群体的通俗文学”[7]，就稍显偏颇与宏大。

（三）鸳蝴派与周边文学

1、横向：鸳蝴派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形态

鸳蝴派与海派文学。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来看，鸳蝴派与海派文学既存在历时性关联，又存在共时性的并置；从命名来看，二者的界定与区分缺乏明晰性，吴福辉就指出鸳蝴派曾被称为海派，因此厘清二者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新世纪初，金明石的博士论文《鸳鸯蝴蝶派与海派小说形成期的联系研究》（南京大学2000年）就触及了这一学术前沿，认为海派小说的形成期包括鸳蝴派，但是以京海论争为转折点，鸳蝴派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姚玳玫的《极致“言情”》（《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认为鸳蝴派小说的远离宏大叙事模式、消闲化的自我定位、软性语言的运用等叙事策略逐步发展为海派文学的独立话语体系，而吴福辉的《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则认为鸳蝴派与海派不是源与流的关系，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蝴派有一个较长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但是在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层面，两者倒是最有接近点的。在此基础上，李楠的《上海小报中的两种市民文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通过对上海小报文化形态的演变考察，进一步区分了鸳蝴派与海派文学代表的两种市民文化。

鸳蝴派与左翼文学。2006年，吴福辉在一次访谈录[8]中提及，作为分享同一时空的同代人，鸳蝴派与左翼“互相之间肯定有影响”，并以茅盾与鸳蝴派为例提出了研究鸳蝴派与左翼文学关系的命题。但是新世纪以来，这一领域一直是作为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存在，直至孔庆东的文章《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汕头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才再度对这一问题有所触及，从宏观上归纳了左翼与鸳蝴派在历史演变、文学题材、叙事模式以及文学消费等方面的关联与缺失，可以说该文指明了日后研究深化的各种可能与子命题，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启了一扇大门。

鸳蝴派与新文学整体。在这一向度的研究较前两者要丰硕许多，如汤哲声的《她们怎样变成祥林嫂》（《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从鸳蝴派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到祥林嫂这一“节妇”形象的变迁入手，指出无论是鸳蝴派的思考，还是五四新文学的思考，都以共和意识与古代中国文学展开了切割，因此鸳蝴派创作在现代中国文学整体发展进程中的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应当予以肯定。此外，他的《新文学对市民小说的三次批判及其反思》（《丛刊》2004年4期）、宋声泉的《重估<新青年>同人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丛刊》2009年第4期）、李松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与新文学作家论争的审理及其反思》（《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王木青的博士论文《分歧与尺度》（苏州大学2008年）与栾梅健的《论鲁迅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兼及鸳鸯蝴蝶派的评价问题》（《丛刊》2010年第6期），无论是前者对新文学与鸳蝴派文学论争话语的考察，还是后者对鲁迅文学观念的“新的不能”之困惑与“旧的不愿”之痛苦的辨析，都对鸳蝴派文学的价值作了重新估定。

此外，就鸳蝴派与其它周边文学而言，有的注重考察某一作家与鸳蝴派的关系，如苏曼殊、张爱玲、张恨水等，试图廓清其各自隶属的纯文学与俗文学系统，或是阐释其对鸳蝴派的继承与超越，有的注重考察鸳蝴派与文学社团，如南社，在作家身份、传统文化承传方面的相似性。另外，关于鸳蝴派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研究，除了新世纪前袁荻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与西方文学》（《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与王向远的《中国的鸳鸯蝴蝶派与日本的砚友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新世纪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属凤毛麟角。

2、纵向：晚清至五四链条上的鸳蝴派

将民初的鸳蝴派放置在晚清至五四文学发展的链条上进行考察，从2008年开始成为研究重点，这其中既包括从整体中重新估定鸳蝴派个体的思路，如叶诚生的《“越轨”的现代性》（《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将民初鸳蝴派小说置于晚清小说界革命与五四文学革命的脉络中，认为其对新小说神圣化叙事的越轨表征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的另一极；耿传明的《清末民初小说中“现代性”的起源、形态与文化特性》（《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将近代中国小说变革的主导倾向归纳为自觉、能动的现代性形态，鸳蝴派等通俗文学归为受动式的现代性形态，而中国近代小说的现代性源于后者却依靠前者走向现代。这些论点与世纪初在这一链条上考察却得出鸳蝴派的“病态发展”[9]相左，显示出对以新文学为中心的现代中国文学阐释体系的突破。

此外，也有对这一链条的断裂处进行弥合的研究，如黄丽珍的《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认为小说观念从小说界革命的新民救国到鸳蝴派的游戏消遣，是小说内部外部作用的结果；黄轶的《“开启民智”与20世纪初小说的变革》（《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认为清末民初“开启民智”的小说启蒙观念的落潮导致了对它反拨的娱乐消遣文学观的迅速走强，而鲁毅的《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新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则认为晚清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以娱乐为本的“事学话语”形式的蜕变，并最终成为了孕育鸳蝴派小说的腹地，周乐诗的《新小说时期趣味文学传统的形成》（《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也认为新小说中期开始的非政治化的转向所表现出的女性化文学特征，最终成就了鸳蝴派的全盛。

（四）作家作品研究

就鸳蝴派作家研究而言，出现了不少丰硕成果。一方面，这包括作家个体的生平传论、考证的出炉，如张永久的著作《鸳鸯蝴蝶派文人》、郭浩帆的《清末民初小说家张毅汉生平创作考》（《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李文倩的《李定夷传略》（《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4期）、范伯群、周全的《周瘦鹃年谱》（《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等，以及诸多以鸳蝴作家为选题的学位论文。另一方面，还包括对鸳蝴作家群的身份、心态、价值认同的研究，如耿传明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历史定位与文化心理分析》 （《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将鸳蝴小说定位于民初共和语境下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文学潮流，认为它的历史沉浮与现代性的内在差异、张力有关。鲁毅的《苍凉的沉落》（《东岳论丛》2011年第6期）认为清末民初鸳蝴派作家存在代际的分化，其创作呈现出的历时性嬗变嵌透着传统文人在渐进现代文学语境中的不断调适与老派作家的最终沉落，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文化认同》（《船山学刊》2011年第3期）认为从清末民初鸳蝴派作家在其理想女性形象身上表现出的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认同，在晚清以降的社会文化思潮及文学创作潮流中呈现出逆转性，其文化选择表征了区别于五四文学的对传统文化观念开掘与转化的另一种潜在传统，而马兵的《从“朝圣者”到“经济人”》（《齐鲁学刊》2010年第6期）则认为晚清民初通俗小说作者在由“士”向“市”身份的转变中，囿于中国市民伦理行程中个性觉醒环节的缺失，从而表现出对传统伦理的大肆宣扬的“行”与现代性生长的“文”的悖谬。

就鸳蝴派作品研究而言，言情小说是研究的重点，如黄丽珍的《疏离传统：论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审美风格》 （《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认为其表现出的强烈主观色彩与表现意味更接近于现代小说的审美追求，而不是传统美学的既定规范，潘盛的《“泪世界”的形成》（《丛刊》2008年第6期）则认为鸳蝴派言情小说在中国抒情传统承续与新变的基础上表现出了现代意蕴。王木青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唯情主义》（《丛刊》2009年第4期）将鸳蝴派言情小说的艺术特征概括为唯情主义，并对这种艺术特征及反映出的作家思想抵牾进行了探究。就其它小说门类而言，如杨剑龙的《论鸳鸯蝴蝶派侦探小说的叙事探索》（《丛刊》2005年第4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叙事角度、模式等方面考察了民初鸳蝴派作家的侦探小说创作，更重要的是将其与传统公案小说相连，认为其实现了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突破与创新。

（五）前沿探索

前沿性探索主要表现为对鸳蝴派独具的边缘性文类的研究上，如盘剑的《论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电影创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提出了鸳蝴派文人兼容雅俗、传统现代、艺术商业于一体的海派文化特征的“文学化电影叙事”与“文学化影像风格”的两种电影化文学创作样式；薛峰的《“复线历史批评”与中国传统的现代回响》（《当代电影》2010年第5期）提出和阐释了鸳蝴派文人“复线历史”电影批评的概念及影响。此外，秦春燕的《鸳蝴文人的民间情节》（《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将研究对象扩展到鸳蝴派文人的案头弹词创作，通过对其创作特征、演出形式的考察，以及与明清案头弹词创作的比对，提出鸳蝴派集审美趣味与利益驱动于一体的群体文化特征。

此外，以文化视域关照鸳蝴派并不特别，诸如市民文化、传播文化等都有涉及，但是从生产鸳蝴作家的地域文化即吴文化出发却显得新颖。徐采石的《鸳鸯蝴蝶派与吴文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4期）、汤哲声的《鸳鸯蝴蝶派：吴地文学的一次现代化集体转身》（《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王木青的《吴地柔美之风的文学表述》（《苏州教育学院》2007年第1期）都涉及到吴文化对鸳蝴作家文学品格生成的独特作用，这可以看作是鸳蝴派发生这一命题的补充。

四、研究困境与生长点

（一）喜忧参半的“传统/现代”维度

用“传统/现代”这一维度观照鸳蝴派文学，挖掘其现代性因子，并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有机组成部分的视角，尽管是鸳蝴派研究的主流，但仍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随着鸳蝴派史料的不断开掘、新的理论视域的借助，以及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等，对于“传统/现代”这一维度观照下的第二类研究方法，即侧重于现代都市语境下的鸳蝴派现代性生成的探究在不断取得突破，而且研究者都注意选取某一较小的切入口深入开掘鸳蝴派所表现出的现代性特质，这将是今后研究的主流趋势；而对于第一种研究方法，即侧重开掘鸳蝴派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性生成的研究，却显得步履维艰。从新世纪初张光芒的《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来看，作者以启蒙作为切入口对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性生成这一宏大论题，做了四两拨千斤的开掘，由此对新世纪以前的相关研究实现了一种突破，但之后在近十年的同一学术论题的研究中，除了少数优秀之作，诸如对晚明“以情抗礼”、传统叙事模式、艺术表现手法的承续等内容的论述，都仍未能超出其开拓的疆域，并在研究中仅作宏观的泛泛之谈，缺少细节的把握与深度分析，这些并不乐观的研究状况反映了这一论题的难度：它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要古今中外打通，并具备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及可观的作品阅读量，同时这一传统与现代非断裂性延续的宏大命题也在提醒研究者，在操作中要注意选取“小题”来“大作”。

（二）被省略的鸳蝴派界定

鸳蝴派概念的模糊性一直是该领域亟待解决，却未能出现细致梳理的一个盲区，基于此，研究者在论述中都约定俗成地将其作为一个有着笼统指涉的群体概念使用。实际上，不少论者都注意到这一称谓驳杂的现象，指出无法用共性的标准进行统合，所以作为一个流派进行研究只能是以偏概全，尽管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中作了大致的区分，但是诸如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民国旧派文学、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甚至民国通俗文学、市民文学、传统风格的都市通俗小说等概念，对于多数研究者来讲，基本上可以混同使用，这就意味着对于鸳蝴派的研究，虽有一个较为认同、并且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指涉研究对象，但是“鸳鸯蝴蝶派”词汇本身的能指与所指并不能建立充分的联系，符号本身在失去意义的同时，作为鸳蝴派的研究结果必然受到质疑，新世纪初，有的研究者就认为用现今的鸳鸯蝴蝶派概念就不能笼统的概括民初旧派文学，这势必造成文学研究中的某种遮蔽，樊骏也曾指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将鸳蝴派通俗文学和俗文学混用，会引起诸多误解[5]。由此可见，这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却在历来的研究中被掉以轻心，因此对鸳蝴派概念的梳理就是亟待补上的重要一课。

不可否认，在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中，有的文章已对这一论题部分触及，如宋声泉的《重估<新青年>同人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通过《新青年》同人对鸳蝴派批判话语的考察，试图廓清以往研究中对鸳蝴派概念使用的含混性。这种研究视角与思路无疑为鸳蝴派研究中的缺失作了重要提示与补充，然而其结论的前提却暗含鸳蝴派的概念是被新文学建构的预设，诚如胡安定所言，鸳蝴派是“在新文学的指认与自我想象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知识群体”[10]，因此鸳蝴派自身的想象与认同更是鸳蝴派概念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依然需要通过大量的史料挖掘与细节考辨完善、补充这一亟待解决的命题。

（三）避重就轻的史料开掘

鸳蝴派概念界定的缺失也凸显出该派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对史料的开掘仍显不足，这既包括对新的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也包括对耳熟能详的史料的二次细读。首先，纵观新世纪以来的鸳蝴派研究，注重通过史料的发掘、考辨对某些文学史常识进行质疑的研究并不多见，而这类研究却往往能够经受住历史的甄选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如柳珊的《1910-1920年的<小说月报>是“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吗？》（《丛刊》2000年第3期）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认为，无论是从办刊方针、读者群体、刊载内容、撰稿者身份，还是从新文学的批判话语来看，革新前的《小说月报》作为一个旧文学、文化的阵地反而呈现出高雅性及与新文学的同向性，这就使得作为鸳蝴派大本营的结论不能成立；再如张均的《十七年期间的鸳蝴派作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通过大量的史料整理，触及到了鸳蝴派终结这一鲜为人知的问题，文章既澄清了鸳蝴派消亡于建国后的笼统性结论，又补白了其在建国后被排斥、复苏以及最终覆灭的几个发展阶段。新世纪以来，像这种以开掘史料为本的研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相比而言，借助于新颖的西方理论、或作品的感悟式分析、或宏阔式概括的论文倒占多数，这并非说某种研究更具优势，但作为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这种对研究者的学术功底提出更多考验与要求的研究是应当提倡的，同时也能够为鸳蝴派研究带来更大地提升空间。其次，就鸳蝴派的史料开掘来讲，一方面，新史料的运用显示出匮乏，这表现在研究中尽管不少论文都注意掺入以史带论的话语方式，但是“史”更多地呈现出重复性与滞后性，缺少新史料的提出，因此作为鸳蝴派研究取得突破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显得不容乐观。实际上，对于贯穿现代中国文学三个十年，作家、作品、期刊数量浩繁的鸳蝴派而言，众多驳杂繁复的史料尚处于尘封状态，相对于鸳蝴派研究的整体热点状况，对新史料的开掘却显得倍受冷落。另一方面，对众多熟知并反复提及的鸳蝴派史料缺乏二次解读的细节考辨和问题意识。如宋声泉的《重估<新青年>同人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提出并试图解决了一直困扰鸳蝴派研究的关于自身界定的重要命题，作为其论据的新文学与鸳蝴派论争话语的史料，不少都是出自《中国新文学大系》、《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等经典性文本，这就暗含了对当前鸳蝴派研究的质疑：为什么在早已获取的史料中，在鸳蝴派研究早已成为热点时，这样的问题和细节发现却远远滞后了？因此，新的史料的发掘以及旧的史料的细节考辨仍将是维系鸳蝴派研究的一条重要生命线。

（四）未解决的入史问题

新世纪之前，樊骏就预言对鸳蝴派的研究可能会触动或丰富现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与内涵，新世纪伊始，以鸳蝴派为主体的通俗文学入史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经历了从是否能够入史到怎样入史的转变和深化。新世纪初，范伯群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放入雅/俗的比对体系中，提出“两个翅膀论”的文学史观，虽遭到某些质疑，但是关于鸳蝴派等通俗文学要不要入史的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在此基础上，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可以看作是立意为与新文学对举的通俗文学单独立史的尝试。但是在这种文学史观的烛照下，新文学或精英文学与鸳蝴派等通俗文学往往是壁垒分明的，表现在目前大多数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中，即仍以浓缩的一章或专论的几个代表作家附在书中，这既暗含着仍以新文学的单一视角审视同时代其它文本的观点，又反映出对通俗文学，尤其对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的细节缺乏系统、深入地了解，因此鸳蝴派怎样入史的问题仍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之后出现的探索，如汤哲声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提出作家身份、大众媒体、社团流派等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共性机制，为建立一种融合和超越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治史观念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诸如徐萍的博士论文《从晚清至民初：媒介环境中的文学变革》（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与刘茉琳的博士论文《论晚清至“五四”的白话文运作》（暨南大学2010年）或是从媒介的角度考察小说流变，或是以白话文运作的文学形态作为研究视角，将鸳蝴派作为晚清至五四链条中的必要一环，都可以看作是寻找某一共性机制的尝试。由此延伸，目前作为学术热点的“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强调民国机制对文学史构建的重要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对这种论点的回应。此外，陈建华的《民国初年周瘦鹃的心理小说》（《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在探究周瘦鹃早期心理小说时所提出的“打破‘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乃至‘通俗’等概念的成见，将它们置于历史文化及文学的整体中”也不失为一种消弭雅俗壁垒，涵纳多元文学形态的有益尝试。

总之，从鸳蝴派的研究现状来看，一方面，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在研究中呈现出“以论带史”大于“论从史出”的研究范式，而且在经历了批判鸳蝴派为“逆流”的阶段后，却又隐含着夸大新文学的对立面，过分强调其游戏、消遣合理性的另一个极端倾向，这反映出的回到历史现场的勇气与耐心的缺乏将是制约鸳蝴派研究的最大瓶颈；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诸多生长点，如何开拓新的疆域，并对前人提出的命题或研究现状作出突破与深化，将是下一步研究的起点，才能够将已有的鸳蝴派研究向前推进。

[1]樊骏.《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4）.

[2]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2）.

[3]李荣明.论鸳蝴小说的无意义特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4]杨洪承.2001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4）.

[5]樊骏.能否换个角度来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2）.

[6]袁良骏.“两个翅膀论”献疑[J].文艺争鸣，2002，（6）.

[7]王利涛.场域视角下的民初第一小说季刊《小说大观》[J].海南大学学报，2011，（1）.

[8]吴福辉,邵宁宁.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J].甘肃社会科学，2006，（1）.

[9]张全之.挣脱功利主义束缚之后的病态发展——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综论[J].东岳论丛，1999，（2）.

[10]胡安定.鸳鸯蝴蝶派的形象谱系与自我认同[J].文学评论，2011，（4）.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School of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New Century

LU Yi
（School of literature &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From the existing review of studies on the school of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and its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it is necessary to rewrite and extend the review of studies on this school since the beginning of new century.In general, the studies have experienced a progressive process from controversy to expansion and deepening.Meanwhile, studies on the school are faced with many dilemma and growing points in research methods,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and the school, and its entry into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etc.

since the beginning of New Century; school of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review of studies; dilemma; growing point

I206

A

1005-7110（2012）04-0102-07

2012-03-16

山东大学研究生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民国初年通俗小说之趣味研究”（yzc10012）阶段性成果。

鲁毅（1983-），男，山东淄博人，济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冯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