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顺，孙海龙

(1.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2.吉林师范大学 博达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理论界对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或者侧重从叙述行为角度，对叙事话语的使用方式和技巧进行研究;或者侧重从情节、行动元的运用角度［1］对叙事结构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形式美学层面分析《闯关东》叙事话语建构的审美策略及其内涵。

一、《闯关东》叙事话语修辞的审美策略

话语“修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修辞指的是创作主体通过刻意调整叙事话语固有的语法结构来造成特定艺术效果的叙事策略。广义修辞指的是结合特定文化语境分析文本语言的思路和阐释方式的过程，即把文本看成是语言的构成物。特定文本是更大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定文化语境的产物。［2］《闯关东》的叙事话语修辞属后者。编导们因为不满足于常态的叙事话语模式和线性叙事走向，所以有意对其叙事话语进行了“陌生化”处理，运用重复、省略、悬置、逆转等多种手法将观众带进美的空间，使观众不断体验到“震惊效果”。由于重复和省略手法在电视剧中主要体现在悬置和逆转的运用之中，因此，通过悬置和逆转两种叙事话语形态即可窥视《闯关东》话语修辞审美策略之一斑。

1.《闯关东》叙事话语的“悬置”

话语“悬置”与从情节角度出发设置的“悬念”、“悬疑”，指的是文本的制造者有意制造的一种审美形式。“悬置”则是将观众急于知道的事实有意遮掩起来，放下不提，以带给受众一种心理上的好奇感和期待感，使观众审美期待心理更加迫切。《闯关东》中有三处明显运用了“悬置”手法。第一处是对朱开山(李幼斌饰)早年“参加义和团、开香堂、杀洋毛子”经历的叙述。全剧自始至终没有向观众具体展现朱开山当年是如何奋勇杀敌、保家卫国的，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又是如何对其围追剿杀的，只是通过剧中人物，如土匪、鲜儿爹、韩老海、潘五爷和老金沟酒馆的说书人等的谈话，让观众知晓朱开山当年的一些零星情况。剧中只是借助“大刀”意象暗示朱开山当年的身份;第二处是关于贺老四的具体死因的叙述。贺老四是朱开山的把兄弟，在老金沟开金场子时被杀死，但没人能说清楚其具体死因。只是在金场子开酒馆的大黑丫头说“有人说是被官兵打死的”，“有人说贺老四是与人斗棒被打死的”。一直到电视剧结束，也没有详细交代贺老四被打死的具体过程和详细原因。第三处是结尾用了“悬置”手法。编导们将全剧结束的时间设置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朱传武战死沙场，朱开山带领全家人赶着马车离开哈尔滨，向覆盖着茫茫大雪的远方走去。剧中没有告诉观众朱家最终到底去了哪里，朱家后代的生活怎样，只是给观众留下无限的遐想。

剧中第一处“悬置”设在开端，刺激了观众对朱开山早年生活探究的欲望和观看的欲求，牵引观众不断深入剧情和急于得知结局的情感依赖;第二处“悬置”设在局部段落上，使剧情在整体叙述流程中高潮迭起，让观众持续保持着对《闯关东》故事的兴趣，从而使剧情更加吸引人;第三处“悬置”设在电视剧的结尾，为观众留下一连串的悬想、猜测，营构出言止而意不尽的审美效果。

2.《闯关东》叙事线索的“逆转”

逆转即创作主体有意修改甚至是颠覆叙事的逻辑进程，以反常规策略对原本顺理成章的叙述线路加以干预，掉转其方向，从而实现“出其不意”的审美效果。《闯关东》设置了三处较大逆转。第一处“逆转”设在胜者朱开山对败者潘五爷的态度变化上。潘五爷与朱开山三番五次明争暗斗，甚至不惜抵押上所有家产作为赌注，让朱家滚出自己看好的“这条街”。但令其万万没想到的却是他输了，陪了所有赌注，还搭上儿子一条命，可谓人财两空。正当潘五爷准备按民间设赌约定自认失败，搬出“这条街”时，剧中叙述的逻辑却突然逆转:朱开山不仅没有借机逼走潘五爷，反而还命传文和传杰跪下来向对其连施毒手的潘五爷叫“爹”，并且通过朱传杰和潘五爷的侄子潘绍景成为好兄弟，暗示出朱潘两家已经化干戈为玉帛。这一逆转的运用创造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第二处“逆转”是朱开山对传武和鲜儿的婚姻态度的前后变化。鲜儿本是老大传文的未婚妻，在闯关东的路上互相走散后，因为与老二传武邂逅并度过一段相依为命的生活，结果使传武爱上了鲜儿，可是朱开山为了信守承诺并给秀儿及家人一个交代，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传武和鲜儿在一起，还强迫传武娶秀儿为妻。结果造成其子女之间破碎的、痛苦挣扎的多角爱情关系:鲜儿喜欢传文，可是传文已经娶了那文;传武喜欢鲜儿，又不得不和秀儿结婚;因为秀儿对一郎有救命之恩，又使一郎将感恩转化为相爱……在讲究“仁义、礼节”的朱家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似乎显而易见，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朱开山的态度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他承认“我一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传武和鲜儿的事”。最后竟同意传武与秀儿分开而和鲜儿结合。这一“逆转”不仅成功处理了剧中复杂的感情纠葛，而且使观众的情感期待得到了满足，不仅对塑造朱开山英明的家长形象具有促进作用，也令观众在心底与剧情的发展产生共鸣:朱开山虽然老了，却没有糊涂。第三处“逆转”用在朱开山对开矿态度的前后变化上。农民出身的朱开山，对开采煤矿一无所知，当得知传杰背着他将“山东菜馆”作抵押去贷款筹集开煤矿资金时，十分恼火，一气之下把传杰两口子赶出了家门。但是当他后来得知传杰开煤矿是为跟森田物产的日本人竞争时，则毅然决然地同意他将“山东菜馆”作抵押去贷款筹集开煤矿的资金，并且说“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个儿办，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儿去”。这一“逆转”的运用成功实现了《闯关东》由“家族叙事”向“家国同构”的转向，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二、《闯关东》人物塑形的审美策略

叙事理论中有两种“人物观”。一种是“功能性”的人物观，把人物看做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另一种是“心理性”人物观，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3］这两种“人物观”各有所指，但偏颇之处在所难免。“功能性”人物观重视人物的作用，却忽略了人物鲜活的形象性;“心理性”人物观过分强调人物的典型性，却没有顾及人物是属于故事的，也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闯关东》则既重视核心人物朱开山在整部电视剧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性，也兼顾了他性格塑造的心理性策略和审美追求。

在《闯关东》中朱开山具有“卡里斯马”型人物的典型特征。他既有厚重的历史意识和主流思想价值情怀，又总是彰显出崇高壮美的风格。朱开山早年为保护家园不受侵犯，曾举刀砍向“洋人”;起义失败后，又只身“闯关东”，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家人又创造了一个“家园”。朱开山是一个充满文化符码的人物。他身上凝结着中国传统农民所有的特点——勤劳肯干、宽厚仁义、智勇双全、深明大义。他为了兄弟情义冒死潜入老金沟为贺老四报仇;他忍辱负重，最后成功杀了大柜和金大拿，替把兄弟报了仇;为了弄清楚儿媳妇那文的来历，他秘密送钱给那文舅舅;在积极化解与韩老海、潘五爷等人的矛盾过程中，他软硬兼施，仁至义尽，最后终于与他们化干戈为玉帛;为了不让煤矿开采权落在日本人手中，他不惜抵押自己一手开创的“朱家菜馆”;当二儿子战死沙场时，他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为儿子感到自豪。编剧与导演有意借剧中大儿媳那文(牛莉饰)之口对朱开山形象做了定位:“爹，你不是人，是神啊!”因为只有把朱开山塑造成“卡里斯马”型人物，才具有足够的文化承载力，才能震撼观众的心灵。因此，编导为了不使朱开山形象过于离奇，而是让他更贴近生活和更真实，对他做了“祛魅”处理，赋予他性格中一些负面因子，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的神圣感。例如，在对待子女爱情婚姻问题上，他坚持封建传统思想，坚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结果最终害了秀儿，坑了传武，耽误了鲜儿。这样的错误只有让他自己认识到，才足以打动人，因此，最后编导们安排朱开山自己说了“我一辈子就做错了一件事，传武和鲜儿的事儿”，从而使观众能够在心理上接受并认同朱开山。

三、《闯关东》时空场景设置的审美策略

电视剧《闯关东》在时空场景设置上也很有特色。剧中故事时间定在清朝末年到“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一时段恰好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政权动荡不断、天灾人祸接连发生、百姓生活最苦难的时期。空间则设置在齐鲁大地和白山黑水两地。齐鲁大地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那里的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环境都相对优越。而白山黑水这一“化外之地”——关外，则是一个让人心惊胆战之地，不但自然环境极度寒冷恶劣，人文环境也非常落后，但土地却很肥沃。将这样一对时空区域完美结合在一起，更加彰显出时空场景在电视剧中的美学功能，使其成为《闯关东》的“时空结”。《闯关东》中的时空结还有很多，比如门口、小桥、农家小院、酒馆、旅途、东北农村大炕等，现就以下几个重点分析。

1.旅途——“发生故事的地方”

《闯关东》写的是山东人背井离乡到东北谋生的故事，所以，旅途这一“时空结”在全剧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第1集开端设置在1904年，这一年山东大旱，朱家好不容易为老大传文凑齐一石小米的彩礼，但在娶亲的路上却遭了土匪抢劫，没了彩礼自然没有娶成亲。但是文他娘却意外从鲜儿爹口中得知离家四年的丈夫朱开山因义和团兵败已被处死。万念俱灰的她本想一死了之，却又突然得知朱开山在关东已经创下了一份家业，正等着和一家老小团圆的消息，于是决定带着三个儿子闯关东去找朱开山。娘四个经过简单准备后踏上了闯关东的旅途。谁知在船即将起航时，一心想和传文在一起的鲜儿，不顾家人反对偷偷追了上来，传文为了照顾鲜儿不得不与母亲和兄弟分开，而和鲜儿一起走陆路。从此《闯关东》的叙事线索由单线变为双线:一条是文他娘、传武和传杰坐船走水路到庄河，一条是传文和鲜儿走陆路。旅途这一“时空结”展现了空间的转换、时间的印痕和情感的播撒过程。例如，文他娘三人在走水路过程中目睹了大批难民滞留，饥寒交迫，疟疾横行，亲人之间生离死别的惨状，并结识了做皮草生意的夏元彰先生。传杰用一张煎饼救了夏先生的命，为后来传杰经商埋下伏笔。传文和鲜儿走陆路，旅途中历尽艰辛。传文不幸染了重病，鲜儿为了救他卖身下嫁给大户人家有毛病的儿子做童养媳，逃出来之后，在走投无路时又进了戏班子当了戏子，受到恶霸地主陈五爷的欺负。鲜儿先后做过戏子、丫鬟，最后在二龙山落脚当土匪成了二当家的。旅途这一“时空结”为观众展示的不仅是人物活动的空间变换，同时也是人生经历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融为一体，时间在具体空间中流动，空间在特定时间中变换。旅途自身的隐喻功能被强化、被丰富，它与人的命运轨迹之变以及人生的关键点巧遇相连，甚至从更深层面上还可作历史之旅的借喻来解读。在旅途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是“相遇”这一时空结。如鲜儿和传武在山场子相遇、鲜儿和红头巾在妓院相遇等。鲜儿与传文走散后独自一人稀里糊涂进了林场子。传武在夏元彰家当学徒过程中偷吃了夏家一棵老山参，文他娘得知后非常生气。传武被娘打骂后赌气离家出走，本想去老金沟找父亲朱开山，没想到却误打误撞进了林场子。在林场子与鲜儿相遇后传武为了能和鲜儿在一起，决定接受老独臂提出的打一只狼便可以留下的条件。打狼未果却被冻僵在野外，鲜儿和红姐将传武救回，鲜儿用身体的热度救活了传武，事后二人在林场子以姐弟相称，相依为命，感情更加深厚。正是这次他乡相遇和鲜儿的温情，才使传武爱上了鲜儿，叙事线索渐渐趋向纷繁复杂，剧情也逐渐增添了传奇色彩。

2.大雪地——隐喻之景

大雪地这一地域性“时空结”在东北乡村题材的家族剧中很常见，但《闯关东》尤为突出。剧中重点刻画雪景的镜头有这样几处:一是传武初上林场子，走在大雪地上被红头巾下的套狼套套住了;二是老独臂不肯留鲜儿在林场子，鲜儿一个人独自下山走在大雪地上;三是传武和大熊在大雪地上决斗;四是鲜儿在二龙山当了二当家的，传武被捉上二龙山，大当家的“震三江”在苦留传武未果后，打算支走鲜儿杀了传武，传武站在大雪地上;五是电视剧结尾，朱家人赶着马车走在茫茫雪地上。雪景运用最为出色的是第9集传武误进山场子和第10集传武为了保护鲜儿跟大熊决斗，这两集中大雪地的场景尤为突出。皑皑白雪，没过膝盖，传武踉踉跄跄地上了山，一不小心被红头巾套狼的套子套住了腿。红头巾发现后帮传武解开了套子，传武才上了山。上山之后又与鲜儿相遇。最后引出传武为了保护鲜儿与大熊生死搏斗。这两集中的雪地场景确实起到了烘托剧中气氛和塑造人物性格的作用。茫茫雪地昭示出这是一片能让人丢掉性命的场域，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要有相当强的本领。大雪地不会可怜任何人，稍不留神就会丧命于此。正如剧中情节发展所呈现的那样:大熊差点打死传武。大雪地的另一寓意则是对比——雪地无情，人却有情。传武和鲜儿离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大雪地是冷漠的，可这里的人却是有情的。红头巾拼命地护着传武帮他开枪打死一只狼，才使传武能留在木帮;鲜儿为救传武不顾自己声誉，用身体暖和传武的身体;传武为了保护鲜儿不受大熊欺负，冒死与大熊搏斗;老独臂不顾个人安危让传武和鲜儿连夜逃走。大雪地带给观众的视觉体验是冰冷、纯洁，与林场子中人们之间那种热情、真挚的情感相对应。它昭示人们，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闯关东的路程中有多少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止人们寻求美好家园的脚步，因为一代又一代闯关东的人们坚信，只要顽强拼搏，勇于进取，幸福家园就会出现。

四、《闯关东》意象营构的审美策略

电视剧若想实现“名利双收”，除了有个好剧本外，还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心理和审美期待上的需求，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的媒介功能。欣赏者内心的审美期待、情感预约，需要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得到满足。观众希望实现强烈的参与性，能从电视剧中体验到价值认可。我国受众在“诗化”接受心理“积淀”的影响下，习惯于欣赏电视剧叙事话语中的“诗化之美”。《闯关东》在话语叙事中很好地运用了意象化的叙事手法，营构了“诗化之美”的文化韵味。

意象即审美之象。第一，意象是意义和表象结合的审美复合体;第二，意象是创作者个性化的生命体;第三，意象对意境生成具有巨大影响作用。［4］《闯关东》在叙事过程中营构了大量反复出现的意象，如“小米”、“煎饼”、“山参”、“荷包”、“犁杖”、“香头”、“枕头”、“鲁菜”、“马鞭子”、“契约”、“梦”等［5］，还有很多出现频率不多的“衣服”、“狼”等意象。这些都是《闯关东》中承载了艺术性和思想性巨大文化内涵的意象。如此高密度、大规模地营造意象、进行意象化叙事，跟编导对受众心理的“诗化”特点的关注是分不开的。

1.虚实相生的意象

在《闯关东》叙事中意象化手法的使用仿佛是“神来之笔”。编导们不但用活了实意象，也用活了虚意象。虚实意象之间相得益彰，使整个电视剧呈现出张力之美。如“山参”意象的使用，剧中曾先后出现过真、假、虚三棵“山参”:第7集传武偷吃了夏掌柜家一棵无比珍贵的真山参;第19集中佟先生用一棵假山参骗走了夏掌柜两千块大洋;第24集朱开山和传杰用一棵并不存在的虚山参将老蝙蝠骗进陷阱。“真参”的出现，改变了传武的命运;“假参”的运用，彰显出商场如战场的残酷现实;“虚参”的出现，化解了朱韩两家多年存在的矛盾。真、假、虚三棵“山参”意象的运用，不但起到了贯通情节的作用，而且营构出真假相对、虚实相生的张力之美。“打卤面”意象的运用也是如此。第一次是在一郎生日当天，文他娘为他做了一碗打卤面;第二次是一郎长大成人后重新来到山东菜馆时，点了一小碗打卤面;最后一次是全剧接近尾声的第50集，文他娘再一次给一郎做打卤面为他庆祝生日。三碗“打卤面”意象虚实结合，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实，第二次是虚，虚实结合的三碗“打卤面”蕴含着丰富的情感。第一碗“打卤面”中饱含着作为母亲的文他娘，对不是亲生却胜似亲生的一郎的母爱之情;第二碗“打卤面”促成了一郎和秀儿的爱情;第三碗“打卤面”渗透着文他娘和一郎之间的亲情和一郎对养育过自己的国家的民族感情。

2.推动情节发展的意象

《闯关东》很好地运用了联络故事线索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赠物”意象。“赠物”意象在古典叙事作品中极为常见，在古代礼教的严格束缚下青年男女彼此产生爱慕之情，不好直言倾诉，只能通过互赠物件表达自己的情意。如黛玉赠宝玉题诗手帕、崔莺莺赠张生汗衫、三巧儿赠给陈大郎珍珠衫(《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都是通过赠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闯关东》中秀儿为了表达对传武的爱慕之情，送给传武一个亲手绣的“烟荷包”;传武则通过送鲜儿“银镯子”表达对鲜儿的爱;一郎和秀儿之间则是通过互赠“衣服”的意象体现爱慕关系。这些充当男女之间爱情的信物意象，表层含义是代表双方爱情，深层次上体现的却是艺术表达手法的文化传承，也对推动故事情节和叙事线索发展起重要作用。如秀儿赠给传武“烟荷包”，就是告诉观众秀儿和传武之间的恋人关系的形成，这种关系发展到传武送给鲜儿“银镯子”时结束。这些意象在《闯关东》中促使着人物情感的变化，连接着叙事线索的转换，贯穿叙事结构的起承转合。《闯关东》总是在情节发展的节点处设置饱含意味的意象，使故事结构的转换显得水到渠成般自然。如第38集中通过朱开山的一个“噩梦”，故事情节自然过渡到朱开山和老伴儿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为传杰开煤矿背着朱开山做了铺垫，成为打通家族叙事和家国同构之间的关节点，使观众在观看全剧过程中感到情节发展得很自然、很顺畅。类似的还有“小米”、“煎饼”等意象，前者促使朱谭两家生成矛盾，朱家被逼无奈下只能走上闯关东之路，后者为传杰后来的经商、婚姻埋下伏笔，这些意象真正起到“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作用。

3.作为文化载体的意象

《闯关东》中有很多意象都充当着承载一定的文化内涵的审美载体。如朱开山为了缓和与元宝镇乡亲们的关系，自己花钱请木匠按照从山东老家带来的图纸打造10副山东“犁杖”送给乡亲们，这个“犁杖”意象所承载着的就是“农耕文化”。当时关东地广人稀，与儒家文化发祥地的齐鲁大地相比落后得多，山东的“犁杖”就是先进“农耕文化”的象征。再如二龙山大当家的震三江的“马鞭子”、潘五爷签的“契约”、二龙山的“香头”等，则代表着“江湖文化”。“关东”地处边陲，人们的政治意识、法制意识十分淡薄，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时，只能遵循约定俗成的民间或江湖规矩。所以，震三江的马鞭子就是震三江的象征，潘五爷签的“契约”就具有法律效力，二龙山的“香头”就是土匪眼中结义的凭证，传文研究出的满汉呈祥、朱记酱牛肉、富富有余、鲁味活凤凰等四道大菜就是“饮食文化”的象征。

4.营造意境美的意象

《闯关东》中意象化手法的使用除了上述三点作用外，也有构造意境之美的作用。《闯关东》的编导们依据剧情的发展在不同的空间中设置了不同的意象，观众跟着剧中人物辗转于金场、农场、山场、木场、水场和矿场等空间之中。这些意象的营造体现了民俗风情、文化意味、传奇色彩。意象与意象之间、意象与空间之间一起创构了审美意境。如山场子的茫茫大雪地，仿佛一片白色的海洋;金场子的潺潺小溪，似流金一样波光闪闪;放牛沟温馨的农家小院、一片挨着一片的绿油油的大豆地等，是生命的绿色;水场子江水中处处是险滩，又急又险却充满刺激地荡漾在银色江流之中，这与人生是多么的相似;矿场中大批大批的满脸黑乎乎的采矿工人不停地劳作的场面，不就是底层人民为了生活而时刻忙碌的真实写照吗?《闯关东》的编导们运用多重叙事的手法，为观众营构了一个广阔的审美空间，观众在欣赏《闯关东》时，得到的是一种丰富的审美体验。

［1］张育华.电视审美叙事话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1.

［2］王一川.文学理论演讲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2.

［3］申 丹.叙述学与小说问题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6-71.

［4］杨 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67-315.

［5］张宗伟.史传·传奇·意象:《闯关东》的民族化叙事分析［J］.当代电影，2008(7):10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