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人本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2012-03-29张富文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张富文

(1.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焦作 454000;2.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河南焦作 454000)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毛泽东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对于通过何种途径和用什么手段解放人民，从而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经过认真比较、鉴别，毛泽东在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基础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来进行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作为自己人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传入

马克思主义因为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与潮流，契合中国当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被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正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程。

根据目前发现的资料，1898年夏，广学会在上海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著作。该书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他及他的朋友昂格思(恩格斯——引者注)都被大家称为‘科学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大家认为这一派是“社会主义中最可怕的新派”。［1］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期至第124期连载了由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指出，“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偲(即马克思——引者注)”［2］。可见，广学会及其出版的相关著作，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他们并没有正确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他们只是把马克思的学说作为宣传基督教“救世学”的一种补充。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启了一扇新的窗户，也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中国人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梁启超。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社》中就提到，“麦喀士(马克思)，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麦喀士谓:近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3］梁启超还介绍了社会主义的要义:“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掠夺多数人之土地劳力而组成之者也。”［4］他还进一步指出:“吾往日见专制君主之威势之野心可畏，今日又见资本家之威势之野心，其可畏乃更甚也。”［5］与同时代的中国人相比，梁启超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他表达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把马克思对被压迫者的人文关怀以及如何使被压迫者摆脱压迫做了介绍。但是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并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梁启超表示，“社会主义学说，其属改良主义者，吾国绝对表示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数百年之后”［6］。

20世纪初，中国人介绍马克思的学说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来进行的。当时中国去日本留学学生的大量增加，使日本学者有关马克思学说的著作被大量译成中文，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文本和基础，也使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国内学者也逐渐触摸到马克思学说的核心概念，从而加深了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1901年1月，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的第1、2、3、6、8期连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著、社员译的《近世政治史》一书。该书介绍了马克思创办的第一国际的相关情况，认为“此会之主义，始极平和，不过欲扩张英国工人同盟之范围，合各国工人之势力，以求保护工人脱离资本家之束缚而已”［7］。该书还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即“西国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佣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者，谓之社会主义”［8］。虽然该书的观点不是完全准确，但是把马克思学说的无产阶级解放思想初步介绍到中国来，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的“解放主题”的传播。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详尽介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且阐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剩余价值。“劳动者尽其全身之劳力，以讲一生自活之计。资本家贮蓄其所得之利润，倍增自家之财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然资本家所以蓄积利润，增加其财产者，则以生产社会余剩价格之故，即为殖产界制度资本发达之历史，专占此余剩价格蓄贮之以为增殖之途。”①参见《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集)》第1集·上册，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83页。这是马克思终极人文关怀思想的充分表达，而此书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传播。1903年10月，《浙江潮》编辑部出版了《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该书是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著作，由中国达识译社翻译。此书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尤其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给予关注，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进行了批判，使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多劳动者，际身竞争市场，成赁银低落之势，赁银一低落，是迫使劳动者欲保其生，遂不得不苦役与长时间。甚矣哉，资本家之逞其掠夺，有如此者!”②同上，第97页。此书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描述得淋漓尽致，使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也作了很大的贡献。1905年2月，孙中山曾经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专程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而且还过分乐观地指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之中了。”［9］1905年10月，孙中山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生主义的主张。笔者推测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提出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1896年，孙中山在英国蒙难脱险后，继续留在英国学习，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研究马克思著作英译本，以及有关书刊，是很自然的事”［10］。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欧洲还“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11］。孙中山在1912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民生主义，则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故民生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也。”［12］1924年，孙中山也多次阐述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3］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借助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在中国也得到一定的传播，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

综上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初步传播。当时外国的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派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介绍，但他们怀有各自的目的，介绍的内容各有侧重，并不全面、准确，有的甚至曲解了马克思的学说。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具有开拓性的意义的，使中国人开始知道有一种马克思的学说。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对马克思的学说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而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初步基础，进而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认识与传播

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14］，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先进分子挽救民族危亡带来新的希望，而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广泛、迅速传播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思想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趋向。在这一趋向中，马克思的学说被更为广泛、更为准确地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也蕴含其中。

李大钊非常关注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并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他指出:“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①参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1979年，第158页。李大钊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根源于经济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对抗的形式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种阶级斗争是人类阶级斗争的最后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15］62。李大钊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需要，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了要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他指出，我们“应该细细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15］711－712。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看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作用，看到了人民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的重要力量。李大钊指出，“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15］330“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16］“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17］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既传播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符合当时需要的一些理论，也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进行了传播，只不过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主要是以解放、革命、阶级斗争等革命性话语表现出来。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强调人的自由、平等思想，非常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状态。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实力，一边却也增加贫乏”，“这种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18］，“用革命手段建立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9］。“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多数人仍然被压在少数人势力底下，得不着自由与幸福的”，“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那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20］陈独秀认为为了获得多数人的幸福，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他认为《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页到最末一页都是解释阶级战争底历史及必要的讲义”［21］，“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22］。这时，陈独秀已经认识到谋求多数人幸福的重要性，而且把谋求多数人的幸福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为多数人的幸福提供保障，这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解。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这一崇高目标激励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高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旗帜不断进行革命活动，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装潢门面，也不是为了赶时髦，更不是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而哗众取宠，而是为了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需要。

可见，马克思学说能够顺利地被中国思想界、理论界迅速接受并广为传播，不仅因为马克思学说本身具有科学性，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的学说是为劳动阶级服务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特别是废除剥削、解放被压迫阶级的那种人文关怀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环境。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入中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重视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决定的。通过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阶级斗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解放人民，这是共产党人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先进知识分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魅力和重要特点决定的。

三、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1918年8月，毛泽东师范毕业后，第一次到达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这样的氛围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这使毛泽东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进步。在此期间，毛泽东深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后来，毛泽东自己回忆，第一次北京之行他认识了陈独秀，并深受他的影响。当时毛泽东在李大钊身边工作，其思想和行动对毛泽东更是有直接的影响。李大钊是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国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这使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但这时毛泽东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还没有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还是唯心主义者与革命民主主义者。正如毛泽东自己回忆:“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23］

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这可以看做是在潇湘大地上对《新青年》的回应和合唱。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毛泽东当时思想认识的反映。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看到“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认为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24］。毛泽东提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24］此时毛泽东已经初步用唯物主义的视角去看问题。毛泽东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大，而且提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湘江评论时期，毛泽东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视角去看问题，他的历史观由早期的“圣贤创世”让位于“民众大联合”，毛泽东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它观察社会历史。这一时期，毛泽东正处于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征途中”。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赴京的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在这期间，毛泽东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据毛泽东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5］1920年，毛泽东深有体会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26］6因此，“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26］5－6。这表明毛泽东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在实现世界观转变、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1921年6月，毛泽东参加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作为指导，来研究和解决中国人民的解放等一系列有关人的现实问题，并逐步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

延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随着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毛泽东已经把握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核心和终极目标，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27］“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28］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彻底转变的基础上，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

解放人民，使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是毛泽东人本思想的核心，但是如何解放人民?怎样才能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需要什么样的途径和手段?这是当时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中国最广大的农民，推翻反动政府的统治，进而解放全国人民。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革命道路，即实行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割据，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逐渐被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认知、理解和接受。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内化为自己的人本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使中国“旧貌”换“新颜”，使中国人民由旧式的“臣民”变为现代的“公民”，推进了中国人民自由发展的历史进程。

［1］周子东.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M］.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4:4－5.

［2］蔡尔康.大同学［J］.李提摩太，译.万国公报，1899(124).

［3］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N］.新民丛报，1902(18).

［4］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N］.新民丛报，1903(46).

［5］梁启超.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N］.新民丛报，1902(11).

［6］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N］.新民丛报，1906(86).

［7］有贺长雄.近世政治史［J］.社员，译.译书汇编，1901(2).

［8］林代昭.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9］伯纳尔.孙中山访问第二国际书记处［J］.近代史资料，1979(3).

［10］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M］.台北: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11］宋庆龄.宋庆龄选集: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87.

［1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