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文利

(大连海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执政是指党对国家权力的掌握、控制和行使。执政安全包括掌权安全、控权安全和用权安全。巩固执政地位，防范执政风险，确保执政安全是世界上所有执政党的核心执政目标。在一个国家之内，当一个政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时，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认为它的政权合理性也在增加。当它一旦处于执政地位，就可以认为它处于政权合理性的高峰。随之而来，就要进入政权合理性的递减过程。执政时间越长，越是容易产生合理性递减的现象(被称为政治惰性)。因此，减少政治惰性的产生和发展，积极应对各种执政风险和考验，始终处于安全执政的状态，是执政党追求的目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历史地位，正式成为执政党，党在执政安全领域的历史探索也由此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了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地位，形成了一系列安全执政的宝贵经验。

一、密切党群关系，维护党的掌权安全

执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执政安全的核心问题。毛泽东高度重视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党的执政优势;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反对官僚主义，消除执政风险;让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维护党的执政形象。

1.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党的执政优势

《尚书·无逸》中说，“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周公认为，体察民情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明哲的统治者都将保民作为自己安邦的政治基础。同样，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最大的执政优势。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这种执政为民的思想，有助于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确保执政安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的领导机关和每个党员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重要性，他认为，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因此，必须使每个同志清楚地知道，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强调，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2.始终重视党风建设，反对官僚主义，消除执政风险

党风是指一个政党基于阶级属性、时代特征在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自身的特色和风范。毛泽东两个“务必”的思想是对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提出的端正党风、反对官僚主义的相关思想。这些思想有助于巩固执政基础，消除执政风险。毛泽东根据执政党的特点和肩负的重任以及存在的问题，一直把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执政党党风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亲自抓、反复抓，并坚持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长期不懈的斗争。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438－1439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告诫全党，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只有有了千百万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前进。

3.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维护党的执政形象

腐败导致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腐败的最大受害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其本质是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冷漠、侵害和掠夺，也是对自身执政形象的毁损。如果党不能坚决地清除这些腐败分子，那么就会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丧失民心。毛泽东对腐败问题高度重视，认为腐败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容易脱离群众，严重动摇执政根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党的反腐败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毛泽东指出，腐败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惩治腐败决不能手软。他认为腐败分子是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对于反腐败，毛泽东历来强调教育在先，对人不能“不教而诛”。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权力观，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的思想基础。此外，通过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和新闻监督，制止和预防腐败的发生。

二、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党的控权安全

如何控制好国家政权，关键在于如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是统一的、不可分的。

1.发挥党的领导功能，实现党的政治领导

政治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实现党的政治领导是执政安全的政治保障。途径之一就是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判断一个政党历史地位的标准，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1079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因此，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他认为，一个政党要取得和巩固对国家的领导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抓住主要矛盾，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党的历史任务，完成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曾经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以此从根本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政治领导，途径之二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处理党的外部关系的基本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之所以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尽管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是主要的监督者，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党的工作则更为有益。

2.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全党，实现党的思想领导

思想领导是指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引导他们用科学的世界观认识和改造世界，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到:“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2］875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很突出的地位。他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主张对党员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进而，从思想上抵御党的执政风险。

3.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实现党的组织领导

组织领导就是通过党的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组织和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和主张而奋斗。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作用，归根到底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活动加以体现和实现的，党的各级组织是否坚强，各级党的领导班子是否能担当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广大党员干部是否能密切适应时代和实践的需要，直接关系党的领导作用的实现。向国家机关推荐和罢免重要领导干部，是党实现政治主张的组织保证。党管干部是实现党的组织领导的重要原则，确保国家政权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维护执政安全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党把国家政权机关中党员干部教育好和监督好，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政治领导的实现。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3］毛泽东还提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这就是“任人唯贤”:使用干部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

三、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党的用权安全

执政能力是一个政党通过执掌政权实现政党目标的领导水平。判断一个执政党是否强大，最重要的是考察其执政能力的高低。党的执政能力强不强，领导水平高不高，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有效。具有强大执政能力的政党能有效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实现政党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能力建设，通过提高干部的经济工作能力，快速实现经济的有效性。

1.向内行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两个转变”同时并举的思想。从1949年至1952年，党领导人民首先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与此同时，开始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经过三年的时间，到1952年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已经完成，政治、经济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原来的设想发生了部分变化，认为我国正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成为必要并有实现的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已经到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告诫全党:“如果我们在生产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护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1428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1］1481学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质和优势。我们党历来是一个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党。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领导力量，真正的秘诀是学习。

2.实现“一化三改”，改善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12月形成关于总路线的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一化三改”。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无论是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都具有私有制的性质。毛泽东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4］1“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4］2坚持用和平的办法，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动摇农民对土地、耕畜深厚的私有观念和各家各户自主经营的习惯，自然会引起相当大的抵触，但是党和政府坚持和平的方法和自愿的原则不动摇，并用事实向农民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各种困难的贫农和下中农得到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者是比较拥护的。比较富裕的农民面对大势所趋，也是可以拥护的。手工业者的情况和农民基本相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要复杂得多。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所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但采取的方式是暴力剥夺还是和平赎买，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结合我国实际，以和平赎买的方法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政府不仅没有采取斗争地主的办法对待民族资本家，而且还继续支付定息，安排工作，因此总体上也可以使他们接受改造。党和政府除了通过经济赎买的办法团结资本家外，还十分重视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使他们自愿接受和平改造。对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不仅稳定了资本家的思想，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且将几十万资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干部。这不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总之，和平改造解决了诸如实现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和平过渡与消灭剥削制度这类通常难以解决的安全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推开是从1953年开始的，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全面推开。党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到1957年，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经过“一五”期间的大规模建设，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已初步形成。实践证明，党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对于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发展，巩固执政地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