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坚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130024）

农民的身体在教育场域中有不同的身姿，每一个身姿都是一种实践，都是一种持续且坚韧的行动。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农民在教育场域中的身姿是被忽视的对象，他们甚至连原子式的点的痕迹都不曾存在，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会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实践形式以表明自身的存在。当然，他们对于改变宏大的教育社会情境或结构缺乏能力或兴趣，他们采取相应实践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不利降至最低。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些身体不断行动的结果。

正如“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农村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有序的、被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农村；但是如果进入这个社会，会发现这个社会错综复杂，远没有我们从外面看到的那么有序。他们的行动是具体的，关系是复杂的，其行动也是多样化的。在这些复杂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农民行动的主体性，以及对他们宏观走向的影响。”［1］在宏大的、既定的教育秩序面前，农民的身体仍有逾越这一秩序的冲动、努力和行为，身体的技术性抵抗因此成为当前教育秩序控制的对应伴生物。因此，进入农村教育场域，关注农村教育场域中的身体姿势，特别是关注这些姿势身后所隐藏的主观意愿、动机和情感，对了解农村教育、进而改革农村教育、促进农村教育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身体技术理论引介

法国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是首先研究和论述身体技术的社会学家，强调社会成员对身体的实际运用和社会运用，指出身体技术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形式。它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技术的，因为它们是由一套特定的身体运动或形式组成，是人最最自然的工具；其次是传统的，因为它们是靠训练和教育的方式获得的；最后是有效的，因为他们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功能或目标。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基于植根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和肉体交换互动的两难局面，也对身体技术进行了论述。他超越了莫斯对身体技术描述性以及非语境化的分类，深入思考了身体活动的社会性建构和在互动秩序中的位置。戈夫曼提醒人们，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微观的公共基础之上的，这些基础转而又依赖于肉身的能力（如身体技术）和关于知觉的身体——主体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者的实际认知能力。个体确实就“存在于肉身之中”，而身体作为一种“相应的配置”，因此不断被它的主人“置于某一路线之中”［2］。

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米歇尔·德塞图（de Certeau）对作为实践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也间接揭示了身体技术的重要性［3］。德塞图认为，“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特别是“一般人”的生活实践。德塞图在研究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共涉及四个重要概念：抵制、空间实践、权宜之计和无言的生产。其中，抵制是弱者运用“战术”以应对强者“战略”的举措，这种战术是弱者的艺术，其目的是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既定的秩序之上，有效避免被周围既定机制权力彻底地压制；空间实践是个人创造的日常生活空间（与福柯笔下的制度化空间相对的存在），是一个有机会利用可能的资源来进行创造的场所，它依赖于制度化的空间，但却通过非正式化的生产等实践把原来的空间改造为另外一种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形态，因此这样的日常生活具有创造力，具有一种重新使用与重新结合异质性材料的行动能力；权宜之计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进行的颠覆工作，并形成了一个反规训的网络，但他们意识到权力的存在并使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他们避让但不逃离，他们的反抗是身的抵抗，是微小的而不是革命的或全盘的推翻；无言的生产是指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当局者总是试图控制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使社会上的“一般人”只能选择其中的媒体去阅读和怎么阅读，无法穿越媒体的身后去把握事实的真相，但“一般人”仍有相对的自由活动空间，他们可以通过选择、拒绝、改写甚至颠覆等手段来干扰当局者试图掌控信息传播的秩序。

美国著名科学家斯科特（Scott）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中，也着重研究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他指出农民的反抗“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我猜想长期以来正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效。”［4］2他指出，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有以下特点：首先，反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地抱负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其次，反抗并不必然地直接要求占有资源［4］249。不仅如此，斯科特还注重研究作为农民思想和象征的反抗，他认为虽然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只是个体行动或行为的集合体，但仅仅局限于行为的分析就会遗失许多要点，因为这种反抗是有思想的社会存在物的反抗，不能忽略他们赋予其行动的意义［4］364。最后，斯科特指出，“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是自我保存的韧性——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用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这一切当中看到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4］426最终的结果是，“这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与农民的社会结构非常适合——农民阶级分散在农村中，缺乏正式的组织，最适合大范围的游击式的自卫性消耗战。他们行动拖沓和逃跑等个体行动被古老的民众文化所强化，成千上万的累积起来，最终会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所构想的政策完全无法推行。”［4］3

二、农村教育场域中身体技术的内涵及其表现

农村教育场域中也存在着相应的身体技术，这种身体技术特指身体在农村教育生活中的日常实践形式。它反映了在既定的教育秩序下身体与农村教育之间的博弈与互动，以及长期以来农民为保护自己的教育权益所做的持续的、不懈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遵从但抱怨。建国之后，我国农村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中央政府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农村教育更是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投入力度和取得的发展实效前所未有。但是，仍然存在一个矛盾现象，那就是面对日益改善的农村教育，农民一方面表示赞扬，另一方面却仍有许多的抱怨和不满。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教育质量的相对低下、教育费用的日益高涨以及就业难等问题都是他们抱怨和不满的对象。这种既遵从当前既定的教育秩序，却又不停的抱怨是农民的一种“弱武器”。他们凭着不为所动的认知，保留着一个相对自由的教育认知空间，不追求观点的统一和逻辑的一致，但却有着自己准确的度量标准和方式，并通过鄙夷和抱怨等手段加以应付。虽然这种应付不在场的中央，没有发出高昂的声音，但却是一种无言的生产，具有一定的震撼力。因为一旦这种抱怨越积越多，就会导致农村教育的文本无法继续正常地书写，从而影响农村教育的发展。

二是转学。在现代农村，学生小学毕业转入县城或其他乡镇学校读书，不仅是一个公开的事实，而且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发展趋势。这是农民对当地农村教育表达不满的方式之一，更是农民在农村教育场域中为自身利益所选择的一个将不利降至最低的身体姿势。决定转学与否的唯一参考标准就是学生的学习成绩，那些认为学生学习成绩好、有希望考入重点高中的家长，为了能让孩子尽可能地接受到好的教育，就千方百计将孩子送到其他乡镇或县城好的学校读书。虽然会带来求学费用的增加，但这些费用在学生的“前途”、“将来的发展”面前，似乎显得格外苍白、微不足道。转学已成为农民的一种“战术”，一种运用自身权力抵制由上而下既定的当地农村教育的一种身体技术，是一种用“空间换取未来”的一种操作方式。他们巧妙地运用所掌握的身体技术，选择适当的时机，将其转为机会。虽然这一身体技术的最终结果或许并没有改变其社会位置，但为自己开辟了抵制农村教育情境的领地，以此来标榜自己的存在，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既定的教育秩序之上，有效避免了被这种既定的秩序彻底压制［5］。

三是放弃但不逃离。农村学校中往往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对学习彻底丧失了兴趣，没有了理想和希望，放弃了学习和奋斗，在学校里“混”日子，处于一种“放弃但不逃离”的状态之中。这是一种特殊的学习方式，更是一种身体技术。他们并不引人注意，相反却四处分散，几乎察觉不到；他们与那些认真学习的学生没有异样，仍在学校里“学习”，仍是社会统计“受教育者”数据之一，并且无比真实有效。这种“放弃但不逃离”的身体技术是农村部分学生对当前以考试为中心、以成绩定前途和命运的无声抵制［6］116。

四是辍学。农村学生的辍学现象并没有完全被消除。在国家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免除学杂费的今天，农村教育对辍学者失去吸引力已经替代了经济因素成为辍学的主要原因。在此，辍学成为辍学者对抗当前农村教育情境的一种身体技术，并由此创造了一个没有教育秩序和权力规训的空间，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把农村教育场域中原本包含的符号的、制度化的空间改造为另一种形态，一种无论对自身还是对教育及社会来说，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形态。辍学也因此被赋予新的社会性的内涵，即辍学不再是简单的一种教育现象，而是体现着农民对教育不满而引发的日常抵抗的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6］118。

五是自卑的习性。在农村学生的内心，命运改变与否的唯一途径就在于教育，但他们又都对自己能否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变自身的命运是那样的不确定，甚至是毅然决然的、非常肯定的加以否定。原因在于农民的身体已经被长期以来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所形成的自卑教育习性所完全占据。农村学生个体主体性与农村教育滞后客观性相互渗透的现实，导致了农民教育习性的发生，这种习性就是布迪厄所认为的“一套深刻地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7］。在国家不断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今天，绝大多数农村学生还是不敢期望会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身份的转变。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的农村教育现状，把农村学生那种通过教育而跳出农门的唯一的、微乎其微的成功机会变得十分有限。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的现实，使农村教育场域中所有相关者产生了一个期望值极低的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力，包括农村教师、农村学生、家长。这样，农村教育滞后的劣势就被内化为相对持久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则不断地通过滞后的农村教育在农民代际之间传递并产生自我挫败的行为。同时，这种教育习性具有相对的顽固性，抵制一切变化。也就是说，即使农村教育处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顽固性”依然会在很长时间显现并发挥作用，从而增加了解决农村教育滞后现状的难度。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少数的农村孩子也会通过农村教育跳出“农门”，但是这种现象在农民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个人风格’……不过是相对于时代的或阶级的风格的偏离，所以，它不仅通过一致性而且通过差异性回过头来与共同风格相关联。”［8］由此可见，自卑的习性不仅是一种内在的身体技术，更为外在的身体姿势写就了脚本，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三、农村教育场域中身体技术的实质分析

农村教育场域中的身体技术是农民对当前农村教育的一种表达，一种无言的抵抗，而且这种表达和抵抗具有持续性和坚韧性。作为弱者的韧武器，这种身体技术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体现了主体性。农民的这种身体技术是对当前农村教育情境的一种意义和思想表达。农民作为有思想的社会存在物，所表现出的身体技术不仅是内部精神状态的产物，更是作为知觉的身体——主体实际的具体行为，亦即身体姿势的呈现。每一个呈现在农村教育场域中的身体姿势，都具有产生这种姿势的行动意义，都是其个体身体的相应配置及支配的结果，都是与自身交流并通过权衡利弊所计算的结果，都与痛苦、欲望等思想情感密不可分。

第二，体现了社会性。身体技术是实践问题，更是社会问题。莫斯的从社会到社会的人认识其身体的运用方式；戈夫曼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微观的公共基础之上且这些基础转而又依赖于肉身的能力（如身体技术）和关于知觉的身体——主体作为具体的社会行为者的实际认知能力；德塞图的“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斯科特的了解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农民长期以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或保守或进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数努力，都充分说明身体技术的社会性。身体技术既存在于教育和社会中，又反映和建构着教育和社会。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农村教育日常生活中的身体技术，让这种日常生活的教育微政治不断位移到场的中央，从而改变身体的教育处境，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6］108。

第三，体现了斗争性。由于身体实践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历史长河中农民长期处于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状态之中，因此他们的声音和身体技术没有得到当局者的高度重视，但他们从没有放弃过，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为捍卫自身的权益而斗争着，因此抵抗是其身体实践的主要表现方式。虽然在场外俯瞰农村教育及其中的身体时，总有一种风平浪静的感觉，但一旦走入农村，走进农村教育，就会发现农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对农村教育进行着相应的表达，游走于既定的教育秩序和权力的缝隙间［6］108。并且，以约翰·费斯克所言的“以主动的行动者而非屈从式主体的方式，在各种社会范畴间穿梭往来”。

第四，体现了技术性。身体技术是由一套特定的身体运动或形式组成的，是体现一定的战术技巧和安排的。农村教育中的身体技术同样如此，它们由几个固定的身体姿势组成，并且体现着不同的战术和技巧。一是农民非常明晰自身的角色定位，他们深知既定的现实不可能改变，但可以迂回渗入权力及秩序所忽略、所宽容、所放弃的缝隙，用弱者的艺术将不同的并适合自己的元素结合起来，为我所用，使自己成功地在既定的秩序下实现将不利降至最低的目的。二是农民在既定的权力及秩序的空间内，以自己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日常教育空间，并与制度化的空间相混合和渗透，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常教育空间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个利用自己相关资源进行创造性生产的空间，并借此改写了原来的脚本，使原本单一的制度化空间形成了一个混合空间。三是可能的宣泄与适度的安慰。农民总是把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和行动意图表示沉默，但只要用心地去观察、体会和交流，农民还是会打开心扉，将对教育的所有看法倾泻而出的。不仅如此，农民对教育既抱有期望，又不深怀希望。四是无言的生产。面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虽然社会各界会不遗余力地加以宣传和弘扬，但农民有自己准确的度量方式和标准，在此他们仍有相对的自由活动空间，可以拒绝等相应手段加以对应。虽然是无言的生产，但其作用仍不可小觑。农民无言的生产终将侵犯现实农村教育的文本，进入它，搅动它，震撼它，从而在农村教育文本中表现出无数个农民自我，并借此将真实的教育展现出来［6］108－109。

第五，体现了侵蚀性。农民抵制式的身体技术虽然是平静的、微小的，但其对农民、农村教育以及整个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甚至不可估量的，具有严重的侵蚀性。如果这些“微不足道”、不为世人所重视的身体实践被成千上万地累计起来，强化并作为一种惯习传承下来，会使农民与农村教育关系存在大量的抵制，从而导致有关专家、学者、官员所制定的某些教育政策无法在农村有效地推行，最终危及农村教育甚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不仅如此，农民的教育身体技术的侵蚀性是以侵蚀自己为前提而开始的，也就是说在侵蚀教育及社会的同时，先侵蚀了自己，并通过侵蚀自己最终达到侵蚀社会的目的，是一种“两败俱伤”的侵蚀。而且这种侵蚀教育及社会的后果具有滞后性，或者说在侵蚀农民自身以后的若干时间里才能发现其对社会的侵蚀。

四、结 语

遵从但抱怨、转学、放弃但不逃离、辍学、自卑的习性都是发生在农村教育场域中的身体技术，既表现出了适度的顺从性，更有谨慎的抵制性，但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奈。无论是顺从和抵制，都是一种消极的、经过精心计算的、时时刻刻存在的身体技术，是一种农民为了抗拒他们所遭受到的教育边缘化境遇并坚持维护自己最低限度的尊严和利益而进行的不懈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农村教育场域中所表现的身体技术，更多的是农民应对当前农村教育的一种“权宜之计”，体现在整个动态的教育过程之中，体现在深入的每个教育细节当中，充满了行动力，是一种令人既遗憾又伤心的抵制艺术。他们以自己的在场身体技术，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日常教育空间，并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反规训的网络。

对这些教育场域中身体技术的关注，得以重现一个真实的农村教育。理解并挖掘农村教育场域中的身体技术，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因为在斯科特看来，“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仅此而言，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者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1］王颉，等．多维视角下的农民问题［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

［2］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40－410．

［3］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赛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9（2）：177－199．

［4］［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5］陈坚．政治社会学理论范式下的农村教育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69－173．

［6］陈坚．延续的痛苦——身体社会学视域中的农村教育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7］陈坚．农村教育研究的身体社会学视域［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99－202．

［8］［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