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清，崔秀范

（1.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由于明确宣称要秉承“现实主义”风格，对实验小说毫无兴趣[1]，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曾被认为是当代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一面旗帜。虽然德拉布尔“对现代主义的实验技巧和主观表达持否定态度”[2]，但她没能将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坚持到底。在明确表示将坚持现实主义风格之后没过两年，她的第5部小说《瀑布》（1969）就放弃了“宁可尾随一个伟大的传统”的立场而投入“一个新潮流”中，“《瀑布》是一部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反传统的小说。”“它糅合了传统主义和实验主义，让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3]2101980年面世的小说《中年》出现了非线性叙事。这种非传统的叙事使《中年》颇像一只万花筒，将伦敦不同地区的众多人物在一天内的生活以纪实体小说的形式走马灯似的抛给读者，小说从一个镜头猛地转向另一个镜头，从一个人物快速转到另一个人物，令读者目不暇接，对读者想象力构成巨大挑战。这种既有现实主义风格，又有现代小说技巧的小说被英国当代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大卫·洛奇冠以“后现实主义”小说的称谓。不过，在推出《红王妃》之前，虽然德拉布尔现实主义小说中有了越来越多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成分，但其小说并没有偏离现实主义小说太远。《红王妃》很是不同。尽管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但作者本人却予以否认：“这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一部风格别样的小说。”[4]《红王妃》究竟是不是历史小说，它的别样性又体现在何处？

一

在《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一文中，笔者指出了获英国曼布克奖历史小说的六大特征[5]，其实这也是自上世纪60年代复兴的英国历史小说的特征。无疑，曼布克奖推动了英国当代历史小说的发展，但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迅猛发展有其自身的原因，曼布克奖只是为其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而已。作为历史小说的故乡，英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小说土壤，既有创作传统，也有很大的读者群。对大英帝国往昔辉煌的怀恋，帝国崩解后来自前殖民地作家对殖民统治的反思，对一战、二战残酷与血腥的历史反思，新历史主义兴起而引发的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对“小说之死”进行回击而进行的小说实验，以及寻找传达人性关怀理念载体的文学实践，所有这些因素促发了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复兴与辉煌。《红王妃》正是在这股潮流下孕育而生的。

不知是德拉布尔在故弄玄虚，还是连她自己也难以给这部心爱之作归类或定类，《红王妃》无疑是一部杂糅之作，这从小说的整体布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小说分为三部分：古代篇（165页）、现代篇（148页）、后现代篇（36页）。它兼具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主体还是历史小说。《红王妃》古代篇讲述了18世纪朝鲜献敬王后洪玉英（Hyegyong Hong）的宫廷生活经历，占了小说近一半的篇幅；现代篇讲述了被王妃附体的英国女学者芭芭拉·霍利威尔博士到韩国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期间的经历，其中最主要的是与学术权威荷兰学者占·范乔斯特先生的交往经历；后现代篇则是芭芭拉为完成占·范乔斯特先生的遗愿与范乔斯特的太太维维卡共同培育领养的中国女孩陈建依的故事。它既有依据所谓正史的历史叙述，也有丰富的历史想象；既有对历史的透视，又有强烈的现实的人文关怀；既有对异域人性的关照，又有对本土生存的思考。虽然《红王妃》的现代篇和后现代篇直接讲述王妃及当时历史的部分极少，但这两部分却都与王妃，确切地说，是与王妃鬼魂的意愿有关，因而也难以撇清与这段朝鲜宫廷史的瓜葛。《红王妃》自然应列入历史小说之列。可作者为什么拒绝承认自己创作的《红王妃》是历史小说？

上世纪60年代英国历史小说开始复兴，但由于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历史小说归入通俗文学之列而缺少对其创作艺术的重视与研究，德拉布尔不希望自己的《红王妃》划入历史小说之列，就是不想让《红王妃》落入众多历史小说在文学批评界曾经历过的命运。虽然在英国文学史上鲜有历史小说划入文学经典，但需要指出的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而今繁盛不衰的英国历史小说不仅声势浩大，而且与传统的历史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股英国历史小说热潮中的很多历史小说理应划入严肃文学之列。这不仅可以从这些历史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加以佐证，更可以从最具指标性的曼布克奖得到确认。素有英国文学晴雨表的曼布克奖自创设以来一直以推介最优秀的严肃小说为己任，其评选的独立性、公平与公正性为其赢得了极佳的口碑，有“英语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誉。在曼布克奖42年的评选史上，共有16部历史小说获奖，占总获奖量的三分之一还强，这充分说明了当代英国历史小说在当代英国严肃文学领域的特殊分量和显著地位。当然，也有反对声音，认为历史小说屡获殊荣，是英联邦文坛的不幸，但这种指责既没有阻挡住英国历史小说屡获大奖，而且也不公允，是传统的偏见在作怪，因为此英国历史小说非彼英国历史小说，不能总是带着一副老眼镜去看问题。随着英国当代历史小说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与研究，德拉布尔虽然没有撤回自己过去的声明，但她已默认，或者说已变相承认《红王妃》是一部历史小说。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还否认《红王妃》是一部历史小说时，德拉布尔虽未给予正面回答，但她却谈到，《红王妃》主要直接选用朝鲜红王妃历史回忆录和大量相关的朝鲜历史文献，而且她还特别提到，虽然《红王妃》有虚构的成分，尤其是虚构了一些宫廷生活情节，“但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6]德拉布尔的回答完全可以看作是她认可了学界对《红王妃》是历史小说的定位。

二

但《红王妃》绝非是一般的历史小说，它是作者苦心孤诣的实验之作。德拉布尔虽然曾发誓坚守文学传统，但她并没有因循守旧，而是既善于继承传统，又勇于创新。自《瀑布》开始，德拉布尔就没有停止过艺术创新的探索步伐。1993年德拉布尔和丈夫，英国著名传记作家迈克尔·霍尔罗伊德，以及英国当代杰出小说家多丽丝·莱辛一起访华的一次座谈会上，德拉布尔坦诚，她不再坚持最初宣称的坚守传统的立场：“我现在不那么看了。我认为，文学创作既要从传统中吸取营养，也要有创新。因此，也就不能只跟在传统后面……”[3]208有评论认为，《红王妃》中的知识分子人物让人想起作者的姐姐拜厄特的代表作《占有》，场景有些像美裔加拿大当代作家卡罗尔·希尔兹的《相当传统的女人》，作品中有收养的亚裔孩童这颇似美国当代作家安·泰勒的《通往美国之路》，在叙事处理上与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有相近之处[7]191-4。

虽然《红王妃》目前已被认为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同时也被认为是一部“后现代之作，是元小说”[7]191。元小说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部分[8]，“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与黑色幽默相映成辉的另一艺术景观。”[9]396戴维·洛奇早就注意到了德拉布尔高超的元小说叙述技巧。他曾以德拉布尔的《黄金王国》为例简单扼要地评析了她在小说叙述上应用元小说叙述技巧所表现出的驾驭能力。德拉布尔熟谙元小说之道，她在应用元小说艺术上已经非常娴熟，拿捏得当：“德拉布尔采用的此类元小说式点缀，在数量上并没有多得以至于从根本上打乱小说意欲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以巨细靡遗、令人信服并满足传统要求的手法来审视当代社会里许多知识女性的命运这个任务。”[10]248

不过，小说《红王妃》与一般的元小说又迥然有异，因为它除正文的三部分外，有序、跋，还有致谢、资料来源说明，甚至还列出了参考书目。小说正文外的这种安排使小说显得特别另类，似乎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学术著作。但这些应统一看做是小说《红王妃》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正是这些部分透漏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作者是在用这些手段告诉读者，小说《红王妃》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曾几何时，“文学之死”，“小说之死”不绝于耳，但正如英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福尔斯所认识到的那样，不管是“文学之死”，还是“小说之死”，死的不是其自身，而是其原有的形式。当代文学一直在探索，在不断的进行着文学实验，元小说就是其中之一。元小说被认为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也就是洛奇所言的“关注小说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红王妃》不仅在正文中不断地提醒读者该小说的创作过程，而且序、跋、致谢、资料来源说明，以及参考书目的功能也是在提示告知读者小说的创作过程，只是这些正文之外的部分与众不同而已。《红王妃》无疑是一部元小说。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元小说，因为在《红王妃》中，历史不仅是作者展示思想理念的舞台，也是她表演其高超的元小说艺术技巧的平台。《红王妃》是一部历史元小说的杰作，德拉布尔所言的别样性就在其中。

三

虽然元小说作为一个术语“首次出现在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廉·H·伽斯的论著《小说与生活中的形式中》”[8]396，但学界普遍认为英国是元小说的故乡，而斯泰恩的《项狄传》是元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代英国文坛元小说艺术已在历史小说中施展魅力，当今英国出现了一批历史元小说作品，拜厄特的《占有》被公认为是历史元小说。事实上，早在1972年出版的约翰·伯格的小说《G》同样是一部历史元小说。尽管《G》的副标题特意用了“小说”二字来提示其虚构性，但由于作品大量使用历史文献，《G》显得不象是小说，至少不象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小说主人公大谈其作为作家的责任与义务，而且谈及自己在叙述故事、设计情节、刻画人物等方面所遇到的技术难题，这无疑是在与读者进行交流和切磋，因而具有明显的历史元小说特征。

历史元小说在历史小说中加入评论，引导或迫使读者参与到同小说写作有关的美学或哲学的讨论中来[11]。《红王妃》不仅通过加上正文之外的序、跋、致谢、资料来源说明以及参考书目这种结构性的策略暗示小说的创作过程，更重要的是，小说正文中通过诸多手段提示小说的创作过程并与读者展开交流，因而具有鲜明的元小说特征。对于历史元小说，作为同时也是文学评论家的德拉布尔应该不会陌生，更何况当代英国小说界姊妹花的姐姐拜尔特的小说《占有》（国内译为《隐之书》）就是引起欧美文学界轰动的公认的历史元小说之作。尽管《红王妃》与《占有》有着诸多不同，但却具备了历史元小说的所有要件，因而可以说《红王妃》是德拉布尔小说实验的成功之作，是一部可以与《占有》比肩的历史元小说。

德拉布尔只是用“别样”二字来给自己的小说贴上颇有些玄虚的标签，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文学界鲜有自我评断自己作品的先例，德拉布尔也不便逾规；二是即使自己知道《红王妃》应划入历史元小说之列也不愿作声，因为不甘落人后的德拉布尔连同胞姐姐拜厄特都视为自己文坛上的对手，不愿屈居其下。当代英国文坛姊妹花拜厄特和德拉布尔素来不睦，一是德拉布尔曾公开对母亲颇有抱怨，这令拜厄特很气恼；二是姐妹俩在文学创作上谁也不服谁，都在暗中角力。两姐妹佳作频出，其中不能说没有双方角力的功劳。德拉布尔的小说《红王妃》与其姊拜厄特的小说《占有》同归入历史元小说之列，这可能会令德拉布尔有些不舒服，但一个是写异域的古代宫廷悲剧史，一个是写本土维多利亚时代一段未被人知的罗曼史，却各有优长，是花开两朵，朵朵鲜艳迷人，芬芳斗艳。评论界曾把《占有》视为一部魔书，维多利亚时代与后现代社会时空交错，相隔百年的爱情故事并置，小说中穿插大量的童话和神话，诗歌、书信和日记等非小说题材应有尽有，形成文中文，爱情传奇、侦探故事、荒诞神话、校园喜剧、历险故事、哥特小说等体裁无所不包。拜厄特因此不仅享誉英伦，而且誉满全球，似乎英国当代作家鲜能出其右。虽然难以断言《红王妃》能出其右，但可说它与《占有》在伯仲间。《红王妃》以其特有的鬼魂叙事使小说得以在古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纵横驰骋，实现了时空间的自由穿越，并且既可利用第一人称，又可利用第三人称叙事，腾转挪移，游刃有余。而正文之外的序、跋、致谢、资料来源说明以及参考书目这种结构性的巧思妙设不仅给人以学术性的肃穆感，也给人以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庄严感。这些正是这部历史元小说的超拔之处，也是德拉布尔本人所言的小说别样性之所在，或者说至少是《红王妃》别样性的重要元素。

[1]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304-305.

[2]Knutsen，Karen Patrick.Leaving Dr.Leavis a Farewell to the Great Tradition？Margret Drabble's The Gate of Ivory[J].English Studies，1996（6）：579.

[3]张中载.看《瀑布》——德莱布尔的实验性小说[C]／／当代英国文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4]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红王妃[M].杨荣鑫，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序）：1-2.

[5]刘国清.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J].外国文学动态，2010（6）：48-49.

[6]Interview with Margaret Drabble.http：／／www.harcourtbooks.com／authorinterviews／bookinterview＿Drabble.asp.

[7]Stovel，Foster.Margret Drabble：The Red Queen[J].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2007（34）.

[8]洪雪花.《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J].延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6）：102.

[9]刘象愚，杨恒达，曾艳兵.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0]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11]刘国清，石爱霞.历史之维、印第安神话与隐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