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壹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麦都思作为圣经译者已广受学界关注，焦点集中在他的“委办本”《圣经》。如韩南(Patrick Hanan)的《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详述了“委办本”《圣经》的译经过程、麦都思的作用、麦都思和王韬的合作关系。游斌在其《王韬、中文圣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圣经文学研究》2007年第1辑)一文中则重点讨论了“委办译本”的中方合作译者王韬在翻译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所采用的策略。和“委办本”《圣经》相比，麦都思的早期新约译本《新遗诏书》①《新遗诏书》名义上是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和马儒翰四人翻译小组合作之成果，但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麦都思一人之译作，见 Alexander Wylie.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67，p.31.此外，《新遗诏书》独署“尚德者纂”，且《新遗诏书》的福音书明显脱胎于麦都思早期编译作品《福音调和》，皆可为证。似乎显得并不重要，一般被视为马礼逊《神天圣书》新约部分的修订本，是一种过渡性的译本。但实际上，经过仔细的版本对比，会发现这一译本截然不同于之前的《神天圣书》。《新遗诏书》1837年甫一发行，就替代了1823年出版的马礼逊《神天圣书》，并在此后的十至十二年，成为在华及南洋的新教教会的主要圣经译本，被广泛采用②贾立言，冯雪冰:《汉文圣经译本小史》，上海:广学会，1934年版，第29页。。1856年以后还为德国传教士所刊印，至1865年在一定范围内还在使用③Jost Oliver Zetzsche.The Bible in China: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Nettetal:Steyler Verlag，1999，pp.66，67.。这一译本的“文体和术语为日后的译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④梁工:《圣经指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