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霞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导 言

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对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范式也在不断变化。据有关学者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主要是殖民侵略范式，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后主要是文化交流范式、现代化范式。应该说，由于来华传教士的复杂身份及立场，每种范式的研究都包含其合理性①。本文主要采用文化交流的范式，注重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

本文聚焦于近代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关系，隶属于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这一大的课题。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能进入近代来华传教士的视野，与近代来华传教士对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汉学研究传统的继承有很大关系。

明清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为了在中国深入传播宗教，需要对中国语言、文化、思想有深入了解，基于这一实用目的，他们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虽出于宗教目的研究中国，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化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基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西方诞生了汉学研究这一新兴学科。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②。

近代来华传教士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方面，出于传教需要，都自觉继承了这一汉学传统，为中国文化的西传做出了贡献。新教传教士中有不少人都作了研习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其中著名者如英国的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德国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等。天主教方面，以上海徐家汇和河北献县等为中心，也涌现出了一批卓有成效的传教士汉学家，如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禄是遒（Henri Doré，1859-1931）、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等。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也进入到来华传教士的研究视野中。

一、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了诸多刊物，并在其上刊登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包括《中国丛报》、《教务杂志》等在内的著名刊物影响深远。近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中，也涌现出了包括理雅各、尉礼贤、丁韪良等在内的著名传教士汉学家，为汉学研究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一）新教传教士所创办刊物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1.《中国丛报》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中国丛报》（1822-1851）是由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主编并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期刊，共20卷，内容涵盖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宗教、文化、习俗，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也是近代最早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的刊物，在当时西方社会影响很大。宋莉华在《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一书中整理了1833-1850年传教士在《中国丛报》上译介的中国古典小说，并总结《中国丛报》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方式“大多是译述式的，并非逐字逐句的翻译，并且往往加入大段的评论及赏析文字，体现了译介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③。中国古典小说反映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这些评论从古典小说入手，考察了其中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为传教士们了解中国提供依据。

除宋著中提及的中国古典小说，通过翻阅《中国丛报》，我们可以发现，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其他方面也有译介。如1834年5月第三卷第一期中对中国诗歌的介绍;1834年6月第三卷第二期中对中国神话故事的介绍;1835年10月第四卷第六期对押韵之幼儿诗的介绍;1938年4月第六卷第十二期对中国戏剧的评论;1942年3月第十一卷第三期对《苏东坡全集》的介绍;1851年6月第二十卷第六期及1851年7月第二十卷第七期中文诗作的节译等。这些译介表明《中国丛报》对中国古典文学较为全面的关注。

2.《教务杂志》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

《教务杂志》是19世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个极有影响力的英文教会刊物，传递出当时主流传教士的思想和看法。据学者考察，《教务杂志》曾刊载一系列译介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其中小说受到传教士特别的关注。

笔者认为，《教务杂志》中传教士所涉猎的中国古典小说大多与中国人的宗教观念特别是他界观念相关，因为这关乎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教的核心问题。传教士们要用基督教的天堂地狱观取代中国传统信仰中的灵魂归宿观念，首先要对其有所了解。而大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是反映中国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传递中国普通民众观念的绝佳载体。因此，传教士们首先出于传教目的了解中国，将目光投向古典小说，也是很自然的。如英国传教士高葆真（W.A.Cornaby）细致分析了《封神演义》中的神之谱系，并将其归纳为自上而下六大类，并认为“小说是研究中国普通大众神学观及末世观的良好途径”，而“对于那些来到中国，怀着明确目的，欲将高贵而神圣的观念注入中国平民思想与信仰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调查”④。其次，由礼仪之争所引发的西方天主教会对中国佛道二教与民间宗教信仰习俗的大批判，历经18、19世纪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下来。不仅是天主教传教士，就是新教传教士也常常站在基督教立场批评中国人的“迷信”观念，如美国传教士甘路德（J.C.Garritt）认为《封神演义》这类小说“揭示了中国人的思想，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也让我们认识并与其迷信活动作斗争”⑤。

（二）几位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

1.理雅各

19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汉学家。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精通中国古典文化并致力于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去的，最负盛名的要算英国新教传教士理雅各。在理雅各看来，如果不能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就不能胜任在中国的传教，于是在王韬等人帮助下翻译中国经典。理雅各也坚持基督教与儒家思想有共同之处，并劝诫来华传教士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藉此达到传教的目的。至1886年，理雅各已基本上译完“四书”、“五经”，共达28卷之多。而且，因其采用英汉对照和详加注释的方法，使其译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至今仍被视为标准英译本。1876年，理雅各受聘为牛津大学第一任“中国学”讲座教授，其间又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思想文化的著译作品，这些译介和研习，大大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对西方现代哲学、伦理与文学思想的感染和影响⑥。尽管理雅各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化典籍方面，但也包括对《诗经》、《楚辞》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涉猎。

近几年，以杨慧林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经文辩读”视角，以理雅各英译《道德经》为切入点，运用西方“经文辩读”理论及神学诠释学方法，对理雅各的汉语经典译介做出了富有理论创新价值的解读⑦。“经文辩读”（Scriptural Reasoning）源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代圣经研究中一批犹太学者倡导的“文本辩读”（Textual Reasoning），目前欧美学界的“经文辩读”主要局限于亚伯拉罕传统，以杨慧林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西方的“经文辩读”理论与实践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以寻求对中西经典文本翻译进行跨文化的理解与诠释，这是一种多元化的寻求智慧的有效途径。尽管理雅各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化典籍方面，但在这其中，也包括他对包括《诗经》、《楚辞》等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涉猎。随着“经文辩读”的深入开展，相关的文学研究也可以借鉴其有关成果，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

2.卫礼贤

卫礼贤是一位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来华传教士，也是20世纪对德国文化与社会影响最大的汉学家。1899年，他以德国同善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山东传教，随之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先后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和尊孔文社，开始其德译包括《论语》、《道德经》、《庄子》等在内的中国古代经典的工作。这些译著的译文质量较高，成为中国经典德译本的权威版本，迄今仍不断再版发行。1924年他返德任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讲座教授，于1925年建立德国第一个中国研究所，创办《中国学》（Sinica）杂志，大量译介中国古典作品。

卫礼贤除了译介中国儒家经典，也译介了众多中国文学作品。在其所编《中国民间童话》（英译为《中国神话故事集》）中，卫礼贤从中国众多故事中选译了74个故事，并分属于“童话故事”、“诸神传说”、“圣人和术士故事”、“自然和动物故事”、“鬼故事”、“历史传说”、“文学神话故事”七个系列，较全面地呈现出中国神话故事的丰富性。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通常在每则故事后面都加有一段简短的注释，对某些中国特有的事物、风俗或者文中较难理解的词语等加以说明。比如第一部分“童话故事”第一则故事源自《太阳山》，后面的注释中指出“Roc”（巨鸟）在汉语中被称作“Pong”（鹏），故事中小岛上的珠宝被称作“各式各样黄色和白色的物体”，是因为故事中的弟弟不知道那是金子和银子。在最后一部分“文学神话故事”中，卫礼贤共节译了包括《薄情郎》（《三言二拍》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和《心猿孙悟空》（《西游记》）等在内的五个故事⑧。

此外，卫礼贤德译出版了《会真记》，编著有《中国诗歌集》、《中国文学手册》等，为中德思想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3.丁韪良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受美国长老会委派来华传教，在华生活时间长达60余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19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丁韪良的汉学研究涉猎广泛，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历史等诸方面。

丁韪良对中国神话传说和抒情诗的译介最早见于他在《新英格兰人》、《中国泰晤士报》、《教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散见于其文集《翰林集》第一编中。1894年丁韪良首次将他英译的中国神话传说与抒情诗连同自己创作的诗歌共32首结集为《中国的神话传说以及杂诗》出版。1912年他又将他历年翻译、创作的传说以及抒情诗53篇结集为《中国的神话传说与抒情诗》出版。该书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第四部分中译介的中国民间传说和历代抒情诗。丁韪良在中国文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评论广泛涉及散文、诗歌、寓言、善书等。如在《中国诗歌》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中国诗歌的起源、形式以及抒情诗的发展史。在《中国本地的劝善书》（The Native Tract Literature）一文中，他则发表了对中国善书的看法并论及了19本善书⑨。

（三）特殊传教士赛珍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之功

在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当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传教士，她就是美国著名的女作家赛珍珠（Pearl Buck，1892-1973），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尽管她后来辞去传教士的职位，但她的许多活动仍与传教士有关。赛珍珠自幼生活在中国近40年，对中国的文化及文学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

1934年1卷2期的《读书顾问季刊》中，有一篇署名“伯雨”的采访性文章《勃克夫人》，其中提到:“她是喜欢阅读中国书籍的，她的家里请了一位教中文的老塾师，这位中文老塾师教了她好多年的中国文学，现在仍在她的家里，每天教读她的五龄次女。她阅读中国书是不论新旧的，《四书》她都读过。旧小说她看得很多，最为她所推崇的是《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三部，就中尤以《水浒》一书，她列为世界不朽的最伟大著作之一，所以她花了五年的工夫，将全部《水浒》译出，她不胜折服叹赏《水浒》中一百零八位好汉个性不同的描绘，和《红楼梦》中细微复杂情节的设想。”

赛珍珠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不仅体现在她对古典名著的翻译上，更体现在1938年12月12日，她在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家授奖仪式上的演说题目“中国小说”上。在演说中她介绍了中国小说的发展过程，极力肯定了中国小说对她创作的积极影响，强调了其对西方小说和小说家的启发意义。其中介绍到的作品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她向西方听众讲述了中国小说特有的大众性和通俗性传统，中国小说历来对作品社会意义的强调等，使得中国鲜为西方所知的小说传统，第一次得以展现在西方文化精英面前。

二、近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一）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近代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化和文学的译介也不容忽视。在这方面，欧洲耶稣会士做出了突出成绩。代表人物有晁德莅、戴遂良、禄是遒。

著名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编有巨著《中国文化课程》，共五册，全面译介了中国语言及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主要有如下内容:第一卷节译了包括《孝弟里》、《双义祠》、《薄情郎》和《芙蓉屏》等在内的几篇小说;包括《三国志》、《好逑传》、《玉娇梨》、《水浒传》等在内的才子书;包括《杀狗劝夫》、《潇湘雨》、《来生债》、《薛仁贵》、《马陵道》等在内的杂剧。第三卷主要译介了《诗经》。第五卷中广泛译介了中国的诗词歌赋，共选译了200首五言诗、180首七言诗、24首赋和40阙词。《中国文化教程》1879至1909年经上海长老会印刷所陆续出版和再版，为来华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及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源。

戴遂良是19世纪重要的传教士汉学家，其《中国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史》在介绍中国佛道思想的同时，也介绍了包括《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在内的古典小说，并介绍了包括《倩女离魂》、《窦娥冤》、《目莲救母》、《探阴山》等在内的20部古典戏曲。他的《中国近代民间传说》一书广泛涉猎了包括《聊斋志异》、《红楼梦》、《新齐谐》等在内的80多个中国作品集，并从中选译了222个故事。他编著的《汉语入门》，是为西方人学习汉语而编写的法汉对照课本，其中收有《聊斋》、《今古奇观》中的多篇故事。

另外一位重要的传教士汉学家禄是遒，在其十卷本巨著《中国迷信研究》中，译介了包括《山海经》、《西游记》等在内的诸多古典作品。

总体而言，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较之18世纪的耶稣会士前辈，有了明显的拓展。但我们也应看到，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大多还停留在较为浮泛的一般性介绍上，缺乏较深入的研究。

（二）来华圣母圣心会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

天主教圣母圣心会是起源于比利时的一个国际性天主教传教修会，19世纪后半期来到中国传教。20世纪40年代，该修会相继出版了一系列译介中国文学的著作，并出现了包括善秉仁、文宝峰等在内的卓有成绩的传教士汉学家。其中在译介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艺月旦》（甲集）一书。

《文艺月旦》（甲集）是一批常年在中国的圣母圣心会士编写的有关中国文学的书评集，主编为善秉仁。共涉及六百种读物，且分为现代之部、旧体之部和译本之部三部分，以现代之部为主。另外，编者根据天主教道德观点，将书分为大众可读的书（众）、单纯应保留的书（限）、加倍应保留的书（特限）以及应禁读的书（禁）四类。较之编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的贬斥意见，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性的:

即使对于一般西洋人，中国旧文学作品也不是没有兴趣的。就个人说，我们只读了几十本旧小说和几种最著名的戏曲。可是我们凭良心说，不得不承认那好像一种新的发现。当然中国人的才情和我们的不同性质，但我们可以断定关于审美学和情绪表现的技巧上，他们丝毫不下于西洋十七世纪古典文学最灿烂时代的。

《文艺月旦》（甲集）不仅在正文中列了“旧体之部”，评介了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在《导言》中，比较细致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旧小说史以及中国戏曲史。

《导言》在论述中国旧小说一章中，为免武断，主要摘译了吴益泰所著法文本《中国小说研究》的精华○10。编者追随作者，概述了中国小说的地位、起源、发展、分类以及各种分类的代表性作品。在概述中国戏曲一章中，编者则简要介绍了中国戏曲的起源以及历代的变迁，并顺便介绍了现代戏剧。其中借鉴引用了王国维、胡适、姚莘农等中国学者的观点，也采纳了蒲贝叶（Poupeye）之《中国戏曲》（Drame chinois）以及阿灵登（Arlington）之《中国戏曲》（The Chinese Drama）等著作。由此看出，编者对此领域颇为熟悉，并有独到见解与心得。

编者在论及作品时，一般先对作品情节做简要介绍，然后进行道德评价。所述情节大多参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如:关于《水浒传》，编者最后结语是:“想替这部大书，就道德方面下一个定评，很不容易。在大多数回目里，找不出很刺目的文字来;然而也不能说全书都是无害的。在第二回里，就有淫荡的描写。在第23，24，25，44，45各回里，有更大胆的段落。要说这书任何人不宜看，中国智识分子定会不以为然。我们只能说，散布这书时，务必小心谨慎而已……”编者把《水浒传》列为当“限”之书。所谓“限”，即单纯应保留的书，具体是指可以让成熟或有阅历的人看的书。在这类书里，读者会偶尔遇到多少有些被编者视为欠含蓄的、或相当大胆的词句，稍为不庄重的描写，冒失点的话，不正确的思想（如关于离婚之类）而非原著者所坚持的，某种不大纯洁的氛围等。依此，诸如《三侠五义》、《琵琶记》、《桃花扇》、《西游记》、《牡丹亭》、《灰阑记》等作品，都被编者划归此类。

关于《红楼梦》，所述情节依据《中国小说史略》。最后的道德判语是:“本书以气氛柔靡，任何人不宜读。青年人更应绝对禁阅。”该书被列为“特限”，所谓“特限”，具体是指加倍应保留的书，指编者认为应该直接劝人别看的书，连成熟的人在内，除非为了特殊原因。但假如一个正派的人，偶尔在看这样的书，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这类书都是大胆的节段层见叠出的，相当荡人心志的。如大胆轻佻的描写过于细致的;可能危害宗教信仰或社会伦理体制的;书中氛围不健康，公然反抗权力思想的;等等。依此，诸如《长生殿》、《聊斋志异》等作品，都被编者划归此类。

关于《金瓶梅》，简述内容后，结语是:“《金瓶梅》的特长，尤在描写市井人情及平常人心理，行文措语，雄悍横恣之至。但却是一部著名淫书，曾经政府严禁。淫秽的地方很多。公教人稍知自爱的都不该看。”该书被列为应禁读的书（禁），指编者认为不但不应该劝人看，而且除有重大原因外，应该禁止一切人看的书。具体说，就是那些实在猥亵的书，近乎伤风败俗的书，坏人心术的书，臭气熏人的书等。依此，诸如《西厢记》、《海上花列传》等作品，都被编者划归此类。

而诸如《三国志演义》、《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等作品，则被列入大众可读的书（众），具体指书中没有什么伤风败俗的地方，没有大胆的描写，没有荒谬而与天主教教义抵触的理论。所谓大众可读，并非编者劝人去看，也并非他们认为这些书永不害人，而只是说这些书里没有什么被视为坏的地方。

概言之，《文艺月旦》（甲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并非一般性的文学研究。传教士们对图书的评判主要不是关注它们的文艺价值，而是为了审查其内容的道德价值，是天主教图书审查制度的体现，实际上仍带有浓厚的传教色彩。

结语: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之间人”身份

近代来华传教士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加以译介，一方面是对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另一方面也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

时至今日，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文学研究，已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具有了更深广的文化意义，值得深入探究。不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方面，都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尽管传教士们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在客观上，他们的活动为中外文化交流事业、为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层面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传播媒介，我们不妨称之为中西文化的“之间人”（11）。

在近代史上，担当中西文化“之间人”角色的既有华人，也有西方人，来华传教士是其中极具特色且不应被忽视的一群。他们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注释］

①参考刘章才，李君芳:《关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研究的若干范式问题》，《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②如张西平的《传教士汉学研究》，张国刚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等。

③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02页。

④⑤孙轶旻，孙逊:《来华新教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学术研究》，2011年第10期。

⑥参考卓新平:《基督宗教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329页。

⑦2009年，杨慧林教授先后在《长江学术》、《中国文化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推介西方学界“经文辩读”的理论与实践。

⑧The Chinese Fairy Book，edited by Dr.R.Wilhelm，translated after original sources by Frederlck H.Martens，New York Frederick A.Stokes Company Publishers，1921.

⑨参考王文兵:《丁韪良与中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78-395页。

⑩1933年，此书由巴黎韦加书局出版。吴益泰是旅法中国学者，此书为吴益泰的博士论文。

（11）香港学者梁元生在其著作《边缘与之间》中提出“之间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