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新世纪伊始，面向全世界华人的颇有影响的香港《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鲁迅小说仍雄踞榜首，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则名列第十八。这份具有文学史价值的书单肯定了莫言小说的地位和价值，而这对于莫言创作而言，仅仅是开始。新世纪11年中，莫言的小说，尤其是其长篇小说，呈现出“五四”以来，中国作家中罕见的创作潜力和爆发力。《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年度文学类最佳图书奖和第1届鼎钧双年文学奖，入围第6届茅盾文学奖;《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和第7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生死疲劳》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和第2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首奖·红楼梦奖;《蛙》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几乎没有一部小说不是中外好评如潮①本文是作者在今年3月中国小说学会关于新世纪10年小说讨论会上的发言，成文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在1980年代涌现的所有中国作家中，莫言当是创作后续力最丰厚、艺术爆发力最强盛的一位，他的九十年代超越了八十年代，而他的新世纪更超越了九十年代。

“在西欧文学压倒性的影响下和历史传统的重压下，展示了带领亚洲文学走向未来的精神”，从而“不但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旗手”②2006年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对莫言的授奖词。，当日本文学界这样评介莫言的创作时，我们会更深切感受到，莫言30年的小说，以其孕成于“高密东北乡”的独特创作，展现出足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中国文学世界。